引言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轨迹，它有着社会变革力量的外部推进，也有着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促动，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深厚积淀与中华民族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辉煌历史，给予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丰厚的营养。西方现代化变革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力量作用于中国文学，使20世纪中国文学承受了巨大的历史冲撞，也由此走上一条融现实与历史、东方与西方、政治与文学于一体的多元化发展之路。在她的体内，既流淌着民族传统的古老血液，也涌动着现代文明的新鲜生命，民族性与现代性，这一对看似势不两立的冤家，其实不过是民族文化在20世纪发展历程中自我生命呈现出的两种形态和两种色彩。他们既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民族性通过现代性显现出自我存在的历史特质，现代性通过民族性表达了民族文化的历史诉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冲撞，正是中国文学走向自我更新、完成审美重建的必由之路。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在西方现代化镜像的观照下自我觉醒、不断追求现代性品质的历史。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走上了追求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可以视为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政治努力参与社会变革的激情实践，努力建构现代政治文明，几乎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从改造政治入手从而改变民生提高民族生活的品质几乎是20世纪政治革命家不变的思维定式，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当西方从封建中世纪向现代文明过度时，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成了科学意识和理性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从而逐步走上以人文主义为根底、科学主义为技术依托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又可以明显看到漫长的农业文明传统产生的巨大惯性：对工业化的渴望和对现代性的疑虑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明显的东方式的农业文明特色，贫困的经济现状使大部分国民对现代化物质生活充满渴求，急于走一条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道路，从而忽略现代化生活源于民族现代性的基础重造。民众趋向激进的政治革命，仅仅只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家的执政方针，努力迎合民众的心理期许，将民生问题作为民族发展的首要问题。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轨迹几乎就是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循环。
中国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文化内在促动产生的历史错位。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文学改良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爱国主义情怀，经世致用几乎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解读文学精神的共同主张，这与中国诸侯割据政治动荡的历史有关，也是儒家倡导的文化理念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具体反映。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几乎所有参与新文化倡导的新青年都怀有这种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新文化运动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后迅速转向政治革命的一种内在动因。陈独秀将西方启蒙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倡导个性解放，迎合了中国青年对专制主义叛逆反抗的心理诉求，他们用自己的激情与呐喊，表达了对数千年儒家礼教精神压制的不满，在新文学创作中，大多数作家都走上了一条描写现实苦难、表现人生痛苦、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性”之路。他们对现代性的渴望与中华民族长期遭受政治压迫、文化钳制带来的精神痛苦息息相关，从而整体性地参与到社会政治重建的历史洪流中。从五四文学青年投身北伐革命、知识分子全面参与抗战宣传、左翼作家积极参加政治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传统和现实政治对中国文学的多重影响，并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由此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矛盾与冲撞的复杂形态与融合性建构的内在品质，一方面渴望历史的现代化，追求文学的现代性精神，同时又对西方现代化目标进行修正，在民族文化的强力促动下，大量融入东方文化元素，走上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寻梦之路。
正是传统文化呈现出来的巨大张力，使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转型中与民族性传统交融并行，其民族性特质因现代性的渗透不断转化和裂变，而现代性生成也因此融入了诸多民族性基因。换句话说，中国文学在经历了19世纪后期西方现代性冲撞之后，逐步走上了一条中国本土的现代发展之路，它融入了西方现代文学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又承袭着东方文明的历史血脉，形成民族性与现代性双重变奏的独特风貌。民族性与现代性共处于每一阶段的文学进程中，当历史变革朝着有利于现代化方向发展时，其文学特征便表现为现代性张扬而民族性退守的文学风貌，反之，当社会变革因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时，文学现代性必然遭受抑制而文学的民族性则呈现弘扬的姿态。形成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相互交错、相互冲撞的文化变奏源于东方文明的深厚传统，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学机制，同时还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变革密切相关。激进的政治革命思潮对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产生了双向冲击，民族解放运动则催生了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复杂风貌，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重大区别。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不仅建立在传统文学的民族性品格之上，而且，传统文学的民族性特质一直就深沉于现代文学的血脉之中，成为文学发展的文化基因，时刻影响着文学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轨迹。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不断地呈现出自我稳重而保守的特质，与急于求新、力图自我更新的现代性精神表现出对立冲撞的张力关系，并随着时代思潮的起伏而呈现出强弱不同的生存形态。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因其强烈的叛逆精神向传统文学发动了猛烈挑战，文学的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现代性以其独立创新的品性赢得了历史的青睐，文学的民族性呈现退守姿态；在30年代民族抗战的政治浪潮中，文学民族性重新占据话语制高点，传统文学的审美功能大面积强化，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被临时搁置；50年代后社会主义文学思潮覆盖了整个内地文坛，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追求发生巨大转折，文学的民族性亦被随之改造；8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现代精神被再度唤醒，文学主体性与文学现代审美形式被重新确认与再度建构，文学的民族性也在文化的理性反思中得到充分的肯定。民族性与现代性，这一对纠结多年的冤家逐步走向了握手言和的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亦同样获得文坛的认可和赞誉。尤为可贵的是，在开放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不断的冲撞中正在寻找融合建构的新路径，先锋文学对民族历史的化用，寻根文学对现代主义的吸收，正是中国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不断融合的明证。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动荡不安，中国文学也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发展。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重压和西方列强的侮辱蹂躏之后奋然觉醒，文学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新生的重要工具而参与了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进程，政治层面的解读，思想层面的梳理，文化层面的批判以及文学层面的研究都能从中开掘出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从哲学和历史的层面看，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被压抑的民族精神在与西方现代文化冲撞中的一次大爆发，传统的民族性与启蒙思想的现代性相互激荡，文学现代化追求与政治革命浪潮相互搏击，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双重变奏。因此，研究民族性的复杂内涵，解读现代性的多重表现，对于促进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断发展有着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第一节）民族性退守与现代性觉醒
——20—3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主题，一是以理性原则为核心的科学主义，这是祛除蒙昧主义的基本前提；二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念，这是对抗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人文主义思潮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西方文化的工业化进程中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从近代向现代过度的根本标志。中国在19世纪中期遭遇鸦片战争后，初步感知了工业文明的强大威力，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正视西方经济力量背后的文化支点。最早觉醒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变法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强调了科学主义对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意义，直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思想才得以倡导。《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念迅速流布，对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也给正处于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资源。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转引自庄春波《文化哲学论纲》，载《管子学刊》1996年第1期。。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孔子最早倡导礼乐教化，创立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礼教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后，以秦汉为开端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形成了封建帝王以王道为名的皇帝专制，创造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历史；以儒家礼教为根本的伦理传统，形成了以“礼”为中心的长幼尊卑的社会伦理观念；以儒家思想中心，禅道文化为补充的哲学传统，形成以“和”与“隐”为核心的生命理念和人生哲学。三大传统的形成和传承皆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正面效应看，它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率先进入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东方特有的礼教传统和中庸之道的民族性格，创造了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产品；从负面影响看，儒家文化“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具有突出的保守主义倾向，它在形成中国人理性、沉稳的民族特性时，极力宣扬王权理念的合法性，以群体和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的社会权力，否定人的个体价值和人格尊严，造成了人的主体意识缺失，压抑了民族的创新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缺失，人道主义思想的匮乏，是古老的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
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人文主义思想的缺失，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性重建的道路上选择了面向西方，广泛吸收人文主义的精神营养，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儒家礼教传统形成交锋和对峙。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们担心个性张扬带来人欲的膨胀，进而毁坏社会的人伦道德基石，因而极力捍卫礼教文明，反对文明的西化；新青年则主张打破陈规陋习，宣扬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想，推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新旧双方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展开了漫长的角力与较量，五四文学作为文化变革的生力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清算，促成了古老的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重获新生。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与中华民族企望摆脱封建主义压迫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民族心理相契合，从而迅速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青年的热情肯定和参与，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以传统文化的现代裂变为标志，古老的专制主义思想遭到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剧烈冲击，改变了儒家文明一统天下、和睦稳定的历史局面，这种充满现代色彩的文化思潮除了正面的社会宣传，文学作品的感性描述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显现了现代文明的内在力量。五四文学以特有的现代性精神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传统文学在与新文学的对抗中逐渐落入下风，东方文学的审美传统遭受质疑并不断被突破边界，中国文学以崭新的现代性姿态开始了20世纪的全新历程。
一、五四文学与人文主义精神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在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的剧烈冲击之后，古老的中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了文化启蒙的步伐，维新派人士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引介给封闭的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天窗，使中国人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公开喊出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口号，表明了新青年走向世界、追求现代文明的勇气和决心。《新青年》杂志以“科学、民主”为目标，宣传介绍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连续发表多篇杂文和通讯，以中国青年的真实遭遇和真切体验指出封建礼教传统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生命悲剧，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的振臂高呼唤醒了许多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尤其是有过留学背景，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加盟和助威不仅壮大了《新青年》队伍，而且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坚定不移地朝着文化变革的方向发展。1917年1月，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启发，他迅速发表《文学革命论》，决心从文学革命入手，铲除封建文化的土壤和载体，将新文化运动引入到文学革命的轨道上，促成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