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走西口》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井背乡，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京广铁路先北京—武汉、尔后武汉—广州的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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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沙市（今荆州）及荆州公安、江陵、石首，广东广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线是：河南洛阳伊川、洛宁县老城街，南阳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湖北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阳、灌县（今都江堰市，后与湖广等组成七省会馆）、温江、康定、西昌、会理，云南省晋宁县。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芜湖，江苏扬州，福建福州。那一点则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