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债务危机对这些工作造成了沉重打击，原因是许多国家公共部门都大规模裁员，现在这开始对女性就业造成了更大的打击。美国妇女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能很好地度过经济危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都在下降，但男性的下降幅度更大，这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失业现象最严重的主要出现在那些男性占主导的行业，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在女性集中的服务业，失业现象的严重性到后来才慢慢显露出来。在2007年年底经济危机开始之前，美国职业男性比职业女性要多出300万人左右，但是到2009年第三季度男女就业人数水平基本持平，都是在6500万以下，然而，从2010年年初开始，男性的就业人数开始增加，而女性却仍没有变化--而公共部门仍在持续裁员。
经合组织称，尽管出现了这些挫折，但女性在经济危机时期还仍是养家的支柱。自从经济危机开始，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男性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但妇女的工作时间却在增多，弥补了家庭收入下降的损失。
经济危机同样也激起了男女性对创业的共同兴趣，成为一名企业家对女性来说尤其有吸引力。她们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从而取得生活的平衡，而且她们也可以确保老板会认同她们的能力，有时候大公司会帮助她们实现目的。比如，可口可乐有个名为“5/20”的创业项目，旨在到2020年时将本公司从事饮料物流和销售的妇女数量扩大到500万。
富裕国家小企业主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但这个选择并不容易。她们发现自己融资比男性更难，因此她们创业时经常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她们所经营的企业规模一般都比男性经营的小，因此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较少，而且营业额也较小，无论是身为企业家还是身为雇员，女性似乎仍处于弱势。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女性选择生孩子的最为明显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身居高位！
【标签】女性活跃政坛身居高位
英禄·西那瓦(yingluckshinawatra)所领导的党赢得了泰国大选，不出所料，她将成为该国的下任总理，但是作为一个前任领导人的女性亲属，她并非唯一一个接过了家族政治衣钵的女性（英禄是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最小的妹妹，他信·西那瓦于2006年被军方驱逐下台）。现在至少有20个这样的女性活跃于政坛，包括3个总统或首相，还有6个反对派领袖或总统候选人。（南亚似乎是对家族式的女性领袖接纳程度最高的地区，菲律宾上三位总统中有两位都和前总统有血缘关系。）尽管目前没有历史数据来进行比较，但是很难想到一个时期有这么多身居政治高位的女性。数字最为可观的是前领导人的女儿和其他亲属，她们在加纳、法国、秘鲁、韩国、危地马拉、哈萨克斯坦和意大利是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许女性被认为是最能淡化家族独裁标签的人选，并使其在民主政体中更易于接受。
教育熏陶—让我们重获新生
【标签】婚姻延迟女性受教育改变
大多数传统社会里婚姻的主要功能就是传宗接代（很少和浪漫爱情沾边），养育后代发生变化和婚姻发生变化相伴相生就不足为奇了。在东亚，女性的一生平均期待育儿数量（即生育率）从60年代的5.3，降到了如今的1.6，跌幅巨大，但是仍然存在的过时观念要求夫妻婚后立即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选择通过延迟生育减轻育儿负担--也意味着延迟了婚姻。
婚姻模式的改变也是女性受教育和收入状况得到提高而女性社会地位没有相应跟上步伐的结果。很多婚姻系统的显著特点是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几乎没有自主权，南亚的新娘几乎一到青春期就要被带入新郎家里，她们被绑在丈夫家里，有时妇女可能不能继承财产或者参加葬礼（这在中国尤为重要），南亚的有些地方，在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下，妻子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医院。
两股力量给予女性更多的自主权：教育和工作。东亚的女性受教育状况在过去的30年里大幅改善，几乎拉平了和男性的受教育差距。女孩入学年数和男孩相当，15岁到24岁的男女两性文盲率相同（南亚不是如此），如今韩国所有研究生学位的一半由女性获得。
教育改变了女性对未来的期望。40多岁时依然单身的女性，在18岁就离开学校的泰国女性中比例是八分之一，但在大学毕业生中是五分之一。2003年在北京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月收入5000-15000元（大概600-1800美元，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有一半未婚，这一半人表示她们没有必要结婚，因为她们在金钱上可以独立，韩国人把这类女性称为“金姐”（goldenmisses）。“为什么我必须安定下来，过着准备豆腐汤的生活，就像我妈那样？”有人这样问道。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单身率都有所上升。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最可能结婚，中学教育程度的女性其次，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可能性最低，这一模式和欧美截然相反，欧美国家中结婚在大学教育程度的人群中比中学教育程度的人群中更为普遍。
教育的普及减少了女性结婚意愿有两个原因。第一，单身在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总是更为流行，既然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增多，婚姻自然也减少，城市的结婚率也更低。随着教育可能得到持续改善，城市化继续推进，更多的女性将加入到结婚意愿最低的高学历者或市民的行列。
更好的教育也使改变婚姻的另一重要趋势--女性就业--成为可能。亚洲的经济奇迹和一大批女性成为正式劳动力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在东亚，三分之二的女性拥有工作，这一比例非同小可；在东南亚这一比例为59%，韩国的20多岁女性的就业率（59.2%）最近超过了同龄男性（58.5%）。女性就业的热潮伴随着日韩企业的终生雇佣制逐步解体，曾经这种终生雇佣制确保了单个男性劳动力的收入就可以支撑起整个中产家庭，如今还需要加上妻子的收入。
正常情况下，拥有工作增加了女性的自主权。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包括不嫁人，但是这和西方社会明显不同，西方女性选择不嫁人不一定非要有份工作，而是努力平衡工作要求和家庭需要之间的矛盾。
亚洲不一样的地方似乎在于女性要承担的婚姻负担比例过于沉重，因为她们还要减小家庭生活相对于工作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亚洲女性自己这样认为。对婚姻态度的调查中意见分散并多有保留，但不管是真是假，一份2011年关于日本三个最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二的妻子表示对婚姻感到满意，比例远低于她们的丈夫；美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调查中往往要更高，夫妻双方意见也更为一致，这也许是因为美国离婚更加容易，陷入无爱婚姻的人更少，或者与日本人刻画的所谓“工资男”丈夫形象有关，日本丈夫白天长时间工作，夜晚和周末都忙于社交，而备受冷落、满腹怨气的妻子不得不在家带孩子。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大国的婚姻系统在未来都有可能面临着被择性堕胎撕裂的危险。父母使用产前扫描技术辨别胎儿性别、剁掉女婴，结果上一代人中有几千万女婴被做掉。2010年中国男女出生比是118比100；印度的男女出生比是109比100。2030年，根据哈佛大学的AvrahamEbenstei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thanSharygin所称，由于扭曲的性别比，近8%的25岁以上的中国男性将不能结婚；到2050年不能结婚的男性比例将达到10%-15%。2030年这两个大国将有6.6亿20岁到50岁的男性，但只有5.97亿的同龄女性，超过6000万男人将由此面临找不到新娘的局面，6000万几乎是那时居住在美国20岁到50岁的男性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