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民国的角落:嬉笑怒骂民国人,闲言碎语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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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别样的辛亥与五四(6)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吴宓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他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

(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却攻击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胡景翼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

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佩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

(1920年7月3日)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