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的结束与“两个凡是”的桎梏
（一）“文革”结束后的民心所向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压抑已久的中国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向前进。但是，由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尤其是10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动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中共中央首先着手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
（二）“两个凡是”与邓小平的复出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笔直而又平坦的。中国人民思变的希望很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所以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努力下，1977年秋，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当年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共计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在广大的最富热情与激情的青年人中，点燃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2、3月间举行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国家政权机关和政治组织的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的组织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革”后的困境与徘徊
由于党内对“文革”思想分歧严重，致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依然在以往的轨道上滑行，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当时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都热切盼望中央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 “左”的错误，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国家能更加富强的新道路。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
“文革”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因为其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深刻的理论思考，引起《光明日报》社编辑王强华的注意，于是王强华代表《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向胡福明约稿。1977年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到了北京。文章经过修改后，1978年年初，《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要放到《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同时他认为，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就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进入了十易其稿的修改阶段，历时一个多月。在修改过程中，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正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他把孙长江请来，一同参与修改。文章改好后，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杨西光还同原文作者商量，不以个人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此间，杨西光曾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转载。他们也表示支持。但按照以往的惯例，通常都是《光明日报》转发上述几家，如今反过来，有出格之嫌。在此情况下，杨西光希望该稿能有权威人物的审阅。于是，大家想到了胡耀邦。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的每篇稿子都送他审阅。如把此文转给《理论动态》，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稿件送胡耀邦审阅了。况且，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参与了稿件的修改。于是，在1978年4月27日，文章终于送到了胡耀邦的手上。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兴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高调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理论界迅速分化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非常有力地支持。
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召开研讨会、发表文章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篇之多，以星火燎原之势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这不止是一场理论问题的讨论，更是一场政治问题的讨论。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也积极参与进来，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中央工作会议
（一）工作会议的召开与原定议程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二）经济工作会议转向为拨乱反正会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所谓薄一波等61人是叛徒的问题；关于一些所谓自首分子的党籍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专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康生问题。
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
（三）邓小平的闭幕讲话
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原本由胡乔木负责修改。胡乔木的修改稿主要阐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的问题。针对在工作会议上仍有人针对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指责的现象，邓小平对胡乔木的修改稿不满意。邓小平对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此时的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已经过半。于是胡耀邦找到于光远，谈了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与胡耀邦、于光远到在其家中谈有关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邓小平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好的一个讲话稿提纲。 这个提纲共三页纸，是邓小平亲自书写。提纲一共列出了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面，还写了“对会议的评价”几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八个问题。
随后，胡耀邦与于光远组织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央党校有关人员起草讲话稿，经过数天数次修改，稿子终于形成了。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四）关于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按照当时亲历者于光远的回忆：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不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而且十一大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45.4%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另一方面是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也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好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样看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在已经做好各方面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会议。
全会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着重讨论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这次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拨乱发展。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同时，全会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最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五、解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束缚和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传统意识形态以及较 “左”的政治运行模式仍占据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民心思变的大的历史环境下，以邓小平、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时代潮流，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将中国之船引向正确的历史航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也由此成为新旧时期的历史分界点。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以往拨乱反正种种努力的辛勤硕果，同时又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在这次全会上，党的领导集体所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由此引向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它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从而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