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北京文艺沙龙雏形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面内乱时，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出运动舞台。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一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形。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是个小厂。李坚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印象。
李坚持又和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周文林形成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雪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入于这个圈子。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高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政治、哲学、文学都有。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如《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茨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个沙龙中影响甚大。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内部读物，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内部读物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利的小说，就会激动得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手相、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副老农的样子。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大家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外调后，将多人逮捕。
黎利等人的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北京已一片肃静、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
黎利，12中学生，女才子，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物，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而入，要抄黎利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挡在门口，造反派没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如兰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翁如兰，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史学家。翁如兰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弹琴唱歌，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写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级干部。《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出作者在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无聊赖，像19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他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夜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实表示异议。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颇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物以稀为贵”。在“文革”期间很少有小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中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这几名知青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还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重拾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创作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