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之间的位差
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人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不同作用而造成的。普通个人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同千百万同伴一起发生作用的。在其中，个人的作用同群体的作用融合在一起，不能独立地表现出来，也不能在历史事件中留下任何印记。而历史人物则不同，他是作为个体相对独立地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这就使他的作用与其他个人、也与群体的作用相区别，在历史事件中单独地留下自己的印记。
造成这种不同的作用方式（单独起作用还是与群体一起起作用）和不同的作用效果（有无印记）的基础是历史人物与普通个人之间的“位差”。所谓位差，就是指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处位置的差别。在社会中，这种位差是多层次的。从宏观角度说，一个国家，有国家元首，也有普通公民；一个政党，有政党领袖，也有普通党员；一支军队，有元帅将军，也有普通士兵。从微观角度说，一个工厂，有厂长经理，也有普通工人；一所学校，有正副校长，也有教师学生；一支运动队，有主力队员，也有替补队员。这种种不同，就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位差。
这种位差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要。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这种位差的存在。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个人之间的位差也将仍然存在。没有这种位差，社会生活就没有秩序，就会因无法进行而崩溃。
正是这种位差（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划分的位差）是造成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人作用差别的基础性原因。当然，这种差别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变动，它也在变动中。居于高位的历史人物可以下降为普通个人，普通个人也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历史个人。小说中“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昔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等都是这种位差变迁的反映。而且，一般说来，占据高位的历史人物也总是从不占高位的普通个人擢升上去的。除非封建社会中世袭君主的后代，能够一生下来就以其生物学的遗传而奠定了他的高位基础，得以靠祖辈的余荫成为天生的历史人物。但这毕竟不是多数人的升迁途径。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位差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历史何以选择某个普通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普通个人占据高位，并使其由此踏上历史人物的台阶？
2．历史提供的“机会”
既然历史个人多数是从普通个人当中涌现出来的，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从普通个人到历史个人的转变过程。而转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这样说过：“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这里讲的后面两点就是尼克松所认为的社会为伟大人物提供的客观条件。在他看来，已经是大人物的人要想成为世界性的伟人需要一定条件。尽管评论对象不同，但与我们讲的普通个人成为历史个人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一点还是有一致性的。
社会历史对普通个人成为历史人物所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历史对历史人物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构成了历史人物涌现的“机会”。以中国历史而言，这种需要大致有如下类型：
民族斗争的需要。当一个民族被外族欺侮处于被蹂躏的地位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种斗争不论其成败都可以造就民族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岳飞是失败的英雄，朱元璋是成功的英雄。
国家统一的需要。当一个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而迫切需要国家统一的时候，就需要有相应的历史人物担负起领导完成国家统一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是这方面成功英雄的代表，而诸葛亮则是这方面失败英雄的代表。
阶级斗争的需要。当着一个新兴阶级肩负着它的历史使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酝酿着一场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时，当着被统治阶级忍无可忍，需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殊死的战斗时，需要相应的历史人物即一定阶级的领袖去组织本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甚或夺取政权的任务。在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是这种类型人物的代表。
王朝更替的需要。当着一个社会统治集团由于内外交困而不能继续统治下去，须由另一个统治集团取而代之的时候，需要相应的历史人物领导社会力量去实现这种更替并由此开辟新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历史人物相当多，刘邦、李世民、赵匡胤都是其杰出代表。
社会改革的需要。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的时候，社会迫切需要有相应的历史人物--改革家肩负起领导社会改革的重担，更新思想，更新政策，力图克服社会停滞状态，把历史推向前进。在中国历史上，商鞅、王安石、光绪帝都是其代表。
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即使社会不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正常生活也需要有高层领导来组织。在这种稍显平凡的时期里，也同样需要有人显露他们不平凡的才能。这样的历史人物是社会生活的建设者。如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代的统治者，康乾盛世时代的统治者都是其代表。
这种历史提供的“机会”十分重要，没有这种历史的需要，也就没有对相应历史人物的需要，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真正含义所在。当然，历史总有这种需要，总有使历史个人涌现的“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隐士，他们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往往悲叹自己“生不逢时”。这除了他们没被“机会”选中之外，就是他们没有赶上适当“机会”的问题了。
3．个人素质的作用
如果说历史的需要和种种选择途径的存在都是客观因素的话，那么普通个人之被选择到高位上，也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主观素质。没有个体的相当素质，普通个人仍然不能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一些个体具备了超出其他个体的素质，他才能被历史的需要经由各种途径所选中，担负起相应的使命。那些极平庸的人当然也有可能上升到很高的位置成为历史人物，像法国1848年时期的波拿巴一样，但这毕竟极为罕见。
例如：
当18世纪90年代法国需要一个代表上升资产阶级利益的铁腕人物统治法国的时候，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和独裁秉性使其具备了中选的条件。
当历史上产生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出色的个人条件被历史选中充当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创造者。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百废待兴，极需要一个能把经济搞上去的人物主持国政时，经济学家艾哈德恰好因这方面的才能而具备了入选的可能。
当十年“文革”动乱之后的中国社会极需要一个改革家推动中国进入新的运行轨道的时候，是邓小平以其改革的思路、胆略和魄力而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就是说，某个人恰好具有适合历史需要的某种才能素质，这是历史之所以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具有同样机会的别人的原因。换言之，某个人所具有的个人素质使得他比别的有同等机会的人更有可能入选。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历史选择了甲，并不等于说甲的主观因素是最佳的，也可能乙在这方面的素质更长于甲，但乙的这种更佳素质或者没有得到适当表现，或者虽有表现而被其他缺点所抵消，或者未被选择渠道所赏识。其二，历史选择了甲，也不等于只有一个甲具有这方面的主观素质，或许甲仅是多个具有同样素质的人之一。但由于某种原因甲已经捷足先登，从而也就堵塞了其他人进入这一位置的通道。另外，历史选择历史人物，也常常不是准确无误的，失误也是常有的事。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历史的行程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与曲折。往往是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才认识到需要重新选择历史航船的舵手。中国革命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这一点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在历史选择的机会面前，个人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才可能入选呢？这却不能开出一张通用的药方来。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应当具有那一历史使命所要求的某种特长，如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性格的特长，甚至是人缘、声望、仪表、语言方面的特长等。当然，一般说来，他们需要有高于普通人的文化知识、组织能力、管理才能等。
前面谈的“怀才不遇”现象，至此可以进一步解释如下：他们或是真的有用之才而未被赏识，或是虽具有某种才气而未能适合当时之用。前者所表现的是众多有用之才不可能全部被历史选中，后者所表现的是主观素质未合客观需要之拍，这些情形并不少见。
4．社会历史观与生物学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必然性在起作用。但是这种必然性又与偶然出现的伟大人物有关。历史伟人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就历史需要伟人就一定会出现伟人而言，是必然的；就伟人怎样出现，出现的又是怎样一个伟人而言，却又是偶然的。
由此，美国学者胡克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指恩格斯）究竟怎样知道“每当一个巨大而急切的社会需要存在时，便一定会有一个伟大人物出面来应付它？是谁和什么保证了这个幸运的事件？”“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因果联系引导他的（父母双方的）精虫和卵子结合在一起而使之产生出来的呢？”“历史上的必然又是怎样把它自己转变成为生物学领域内的必然呢？”
胡克以刁难的口吻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其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生物学的偶然性（英雄诞生）是如何转化为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规律的作用）的？显然，胡克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不能否认，当一个个生物学上的人类个体经由父母双亲交合而产生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普通个人和历史个人的区分的（封建世袭制下的情景除外）。更不能否认，那一个个襁褓中的婴儿，他们的成长将经历怎样的道路，他们又最终会具有何种秉性和才能，这些都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历史人物正在这些婴儿之中。换言之，在其中必定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潜历史人物”--请允许我们这样称呼他们。
在新生婴儿中，确有因遗传基因不同而造成的个体差异：有的更聪明些，有的更健壮些，有的更坚强些等等。但是，这些天生的区别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成人个体的差异而言，最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后天的影响。古人曰：性相近，习相远，即指此谓。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一个个看似由生物偶然性所决定的普通个人，经过一系列的社会环节，就会与历史的必然性联系起来。这些中间环节就是我们前面描述过的：第一，历史必然性所提供的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所提供的历史人物出现的“机会”；第二，主要是由于个人后天形成的各种个体素质以及这种素质在群体中的表现为历史选择提供的素材。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就是由生物学到历史学，从个体偶然性到历史必然性的转化桥梁，也是普通个人转化为历史人物的必经之路。
毋庸讳言，在普通个人群体中，蕴藏了大量的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个体，或者说在众多的偶然性中包含了某种必然性的东西。但是，也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个体能够有幸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必然性的直接体现者。必然性正是从大量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当这个必然性的体现者消失之后，只要历史对其需要尚未消失，就势必又会选择另一个体现者来体现它，继续走完未竟的道路。
胡克不懂得这一点：事物并非截然分成偶然一类、必然一类，而是任何一事物均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就在偶然之中。人既是生物学的个体又是历史性的个体，任何一个未来的历史人物都只能潜在于无数生物学的人类个体之中。
5．物竞天择，人竞社择
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一个最突出的原理，就是自然选择，即大自然本身选择了那些最适合于生存的生物物种，使其存活发展，而淘汰那些不适合于生存的物种。各种生物物种之间似乎是在展开一种剧烈的竞争，在自然选择面前比一比优劣胜负，大自然则充当了这种竞争的最公正的裁判人。这种情形用严复的译语就叫作“物竞天择”，即物种竞争，自然选择。
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搬硬套地移入社会历史领域中来，过去已有不少人做过，现在也还有不少人在做。这就是我们常常批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基因解释人之自私，用生物本能解释人之欲望，当然不对。但是，我们却可以把物竞天择改动一下，叫作“人竞社择”，即个人竞争，社会选择，这恐怕是不无道理的。
让我们详加说明。在社会历史的普通个人群体中，无数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生活着、奋斗着，向社会表现着自己。每当一种较大的社会事件来临的时候，个人都要对之采取一定的态度，积极与消极，赞成与反对，献身与躲避，千姿百态。在这种表现--也即自觉与不自觉的竞争之中，那历史事件本身也就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每个人的言行，挑选着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具有这种历史的眼睛的主体，首先是由小人物组成的社会群体--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那些早已居于高位的已经是大人物的历史人物。群众要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代表，大人物也要根据自己的偏好升迁那些他认为已表现出杰出才能的个人。而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竞社择。
历史上的成名人物无不是这种选择的产物。孙中山的出现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选择，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选择，邓小平的出现则是中国当代改革事业的选择。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亦然。
6．历史选择与个人作用
我们把一定程度的非决定论的因素引入辩证决定论的历史观，目的是借助于它来探讨个人如何发挥作用。但是，个人要想作为历史个人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必须从普通个人上升到历史个人，这点我们已有交待。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机制就是社会选择，即社会从普通个人中选择历史人物。
这种社会选择同样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当一定历史事件行将来临或已经来临的时候，就需要选择一定的历史人物来组织实现它，这就是必然性；而历史究竟选择了谁担当这一角色，这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较大的历史事件要选择较大较多的历史人物，较小的历史事件则要选择较小较少的历史人物，这也是带有必然性的。但是选择的是否会如此严丝合缝，可丁可卯，这却又是偶然的。
历史选择造成了历史人物出台的契机，也提供了历史人物登台表演的机会。我们总是说“时势造英雄”，这当然没有错。但这造英雄的第一步，我们不妨称之为“时势选英雄”。
英雄一经历史时势选出，接下来就是时势造英雄与英雄反作用于时势，两者风云际会、相得益彰的好戏了。当18世纪末的法国时势选中了拿破仑作统帅之后，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就为之改观。当1941年的美国时势选中了罗斯福继任总统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线的转机就已经出现。当1935年初的中国革命时势选择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之后，中国革命就开创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