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整天都在考虑这件事。可到了晚上，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了。虽然温森特·斯伯尔丁想方设法地宽慰我，但我老是觉得这件事是某个大骗局，虽然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目的。竟然有人立下这样奇怪的遗嘱，给那么高的薪水让人做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轻松的工作，这简直太离谱了。睡觉之前，我决定，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在第二天早晨去看个究竟。我花了一便士买了墨水、羽毛笔和大页的书写纸，随后赶到了教皇院。
“让我惊喜的是，一切都异常顺利。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邓肯·罗斯先生坐在屋里照看，以便我可以顺利地开始第一天的工作。他要求我从字母Ａ抄起，然后就离开了，但他会时不时地回来看看我是否工作得顺利。下午两点的时候他和我告别，并夸奖我抄得又快又好。我离开办公室之后，他就锁上了门。
“福尔摩斯先生，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到了星期六，邓肯付给我四英镑作为我这一星期的工资。后来每个星期都是如此。我每天十点钟过来，两点钟回家。渐渐地，邓肯·罗斯先生就很少过来了，有时候一上午也就过来一趟，再后来，他压根儿就不来了。但是当然了，我还是不敢离开办公室半步，我生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过来，这份工作确实非常不错，我不愿意冒险丢掉它。
“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慢慢过去了。我抄完了‘修士’、‘铠甲’、‘建筑风格’和‘雅典’等词条；正当我希望通过继续努力可以尽快抄到字母B打头的单词，甚至花了很多钱买大页的书写纸，已经抄写了大量的单词的时候，这件事情突然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就在今天上午结束了。我和往常一样十点到了那里，但是门已经被锁上了，在门板中间还钉着一张正方形的卡片。你们看，就是这张卡片。”
他手里拿着一张和便条纸差不多大的白色卡片，上面写着：
红发会已解散，此启。
1890年10月9日
我和福尔摩斯看了看这张通告，又看了看威尔逊那充满懊恼的神情，面对如此滑稽可笑的事情，我们两个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委托人急得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喊道：“这有什么可笑的吗！如果你们只会取笑我而毫无办法的话，我就另请高明！”
福尔摩斯阻止道：“不，不，”并赶紧把威尔逊推回到座椅中，说，“我是不会错过你的案子的。这太不离奇了，真是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但是请你不要见怪，我确实想说，这件事简直太可笑了。那么，当你发现这份通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先生，我当时都惊呆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之后，我赶忙向办公室附近的住户打听，但是，他们谁都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我只好去找房东，他就住在楼下，是个会计。我问他红发会是不是出事了，他却回答我说，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红发会。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邓肯·罗斯先生，他却告诉我说并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这位罗斯先生就住在7号。’
“‘哦，你是说那个红头发的小个子？’
“‘是的。’
“‘他不是什么罗斯先生，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他因为新寓所还没准备好而暂住在我的房子里，昨天刚刚搬走了。’
“‘那你知道他的地址吗？’
“‘他确实告诉过我，是爱德华王街17号，圣保罗教堂一带。’
“于是我马上赶去那里，结果，当我找到那个爱德华王街17号的时候，才发现它竟然是个制造护膝的工厂，工厂里也没有任何人听说过什么威廉·莫里斯或是邓肯·罗斯。”
“那你接下来又是怎么做的呢？”福尔摩斯问道。
“我只得回到家中。斯伯尔丁安慰我说如果我耐心等等，可能会收到来信或什么消息之类的。虽然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但其实这根本帮不了我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这些安慰的话并不能让我宽心。我不愿意被动地坐等什么消息而错失了这么好的工作。我听说你愿意给不知所措的人出主意，就立刻赶了过来。”
“你这绝对是明智的做法，”福尔摩斯说，“你的案件很特别，我非常乐意接管。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它牵涉的问题也许十分严重。”
威尔逊先生大声说：“当然十分严重！我每星期白白损失了四英镑呢！”
“我可不认为这个奇怪的红发会有什么值得你抱怨的，”福尔摩斯说道，“正相反，你平白无故地赚了三十多英镑，并且抄写了那么多以A打头的单词，增长了知识，一点也不吃亏嘛。”
“确实不吃亏。但是先生，我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拿我寻开心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真的是寻开心的话。要知道，他们这个开心可太贵了，整整三十二英镑呢。”
“我们会为你解开这些谜团的。但是在此之前请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首先，那个给你看红发会广告的伙计，在你那里干了多久了？”
“这件事发生前一个月左右。”
“他是怎么来到你这里的？”
“看了我的广告应聘来的。”
“就他一个人来应聘吗？”
“不，有十几个人。”
“那你怎么就选中了他呢？”
“因为他机灵能干。”
“实际上是因为他只领一半薪水？”
“是的。”
“这个伙计长什么样子？”
“个子不高，十分健壮，行动敏捷；大概三十来岁，但很面嫩。脑门上有个疤，是白色的，据说是被硫酸烧伤的。”
福尔摩斯挺直了上身，显得很兴奋。他说：“这些我已经料到了。他是不是还穿了耳洞？”
“是的，先生。他说那是年轻时被一个吉普赛人穿的。”
“哦，”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接着又问，“他现在还在你那里干活吗？”
“是的，就在当铺里，我才从那里过来。”
“你外出的时候一直是他在照看生意？”
“是的，他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上午本来也没什么生意。”
“好啦，威尔逊先生，我在两天内就会把这件事的结果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六，我想星期一就会有结果的。”
这位客人离开后，福尔摩斯问我：“华生，你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坦白承认：“我一点线索也看不出。这确实非常神秘。”
福尔摩斯说：“一般来说，越是神秘离奇的事，越在真相大白之后，显得并不那么深不可测。反而是那些平凡普通、毫不起眼的罪行才真正让人感到困惑。就像毫无特征的长相最不容易辨认一样。不过现在，我一定要立即行动起来。”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抽烟，而且要足足抽够三斗才可以。同时，在这五十分钟之内都不要理我。”他整个人蜷在座椅里，硬瘦的膝盖几乎碰到了鹰钩鼻子。他闭着眼坐在那里，叼着黑色的陶制烟斗，看起来就像某种鸟类的又长又尖的喙。我以为他睡着了，便也打起盹儿来。突然，他一下从椅子里弹了出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烟斗放在了一边。
他说：“今天下午，圣詹姆士礼堂有萨拉沙特的专场演出。华生，你的病人可以给你放几个小时的假吗？”
“我今天很清闲。你知道，我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死板的。”
“那就戴好帽子出发吧。咱们会穿越市区，可以顺便吃顿午餐。我看节目单上有很多德国音乐。我一直认为，相较于意大利和法国，德国音乐更为美妙优雅。因为它能让人深思。而我现在就需要好好思虑一番。走吧。”
我们坐地铁来到阿尔德斯盖特，又步行了一段路程，然后便来到了塞克斯—科博格广场，也就是那个离奇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一条脏乱狭隘而又虚张声势的破落小巷，在一个被铁栏杆围住的围墙之内，有四排简陋的两层灰砖房。地下杂草丛生，几丛枯萎的小月桂树正在这艰苦困顿的环境中勉强生长着。在拐角处的一间房屋上方，吊着一块褐色木板和三个镀金球，上面刻着几个刷了白漆的大字：杰贝斯·威尔逊，这就是我们那位委托人的当铺了。福尔摩斯停在房子前面，歪着头仔细观察了一番，眼睛闪闪发光。接着，他走到街上，然后又回到陋巷那里仔细观察。最后他来到当铺那里，使劲地拿手杖敲击地面，然后来到当铺门口敲了敲门，一个脸刮得很干净，看上去机灵麻利的小伙子给他开了门。
福尔摩斯说：“请问，去斯托兰德应该怎么走？”
“前面第三个路口右转，到了第四个路口再左转。”那伙计回答完就关上了门。
“真是个精明的年轻人，”我们离开后，福尔摩斯说道，“据我所知，在伦敦所有的聪明人里，他能排到第四位；至于胆量谋略这一方面，我还不能肯定他算不算得上第三。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了解。”
我说：“很明显，在红发会这起神秘事件中，这个能干的伙计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你去问路一定是想看看他吧？”
“不是为了看他。”
“不是？”
“我是要看他的膝盖。”
“那你发现了什么？”
“当然是我想要发现的东西。”
“你刚才敲击地面又是为了什么？”
“亲爱的华生，现在需要的是用心观察，而不是聊天谈论。别忘了，我们的侦查活动是在敌人的地盘上进行的。我们已经基本了解塞克斯—科博格广场的情况了。现在就去看看这个广场后面都有些什么吧。”
当我们转过破落的塞克斯—科博格广场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迥然不同的场景：这是一条由市区通往西北的交通主干道。街道被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人流堵得水泄不通；在这拥挤的人流中，有向里走的，也有向外走的。人行道已经被无数往来的行人踩踏得乌黑。当我面对着那些精美的商店和高档的商业楼时，简直难以相信刚才那个阴沉破败的广场竟然是和如此繁华的地段毗邻。
福尔摩斯在一个拐弯处望着那一排商铺说：“让我记住这些店铺的顺序吧。我是多喜欢了解伦敦的每一处地方啊。这是一家烟草店，名叫莫笛然，那是一家卖报纸的小门脸。再往那边是城乡银行的科博格分行、素食饭店、迈克法兰造车厂，然后是另一条街道。好啦，华生，工作已经完成，该去休息了。先来一份三明治配咖啡，再去提琴演奏会欣赏一番，那里是多么动听、多么优美、多么和谐啊，也没有什么红发会来为难我们。”
福尔摩斯是个满怀激情的音乐家，既精通精彩绝伦的演奏，又擅长卓尔不群的创作。整个下午，他都在观众席上显示出一种陶醉的喜悦，他那细长的手指伴着乐曲的节奏轻轻地舞动着；他面露微笑，眼神却略显伤感，如痴如迷。此时的福尔摩斯与往日那个果断无私、机智多谋、雷厉风行的大侦探判若两人。正是因为他这怪异的双重个性的交替出现，使他的细致锐利和诗人般的忧郁沉思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使他时而面目憔悴，时而体力丰沛。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在陷入长久的沉思的时候一定会受到一种强烈的追捕欲望的控制，这会使他的推理变成无所不能的直觉，使那些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天才。就在这个下午，当我看到他陶醉于美妙乐曲中的时候，我就知道猎物要倒霉了。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福尔摩斯问我：“华生，你该回家了吧？”
“是的。”
“我还要几个小时去处理一些事情，红发会是个大案子。”
“为什么这么说？”
“一件大案子正在密谋中。我完全相信我们可以在它发生之前就制止它。可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难办了些，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时候？”
“十点就完全来得及。”
“那好，我十点准时到贝克街。”
“非常感谢。可是华生，我不得不说这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带上你参军时的手枪吧。”说完，他就向我挥了挥手，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我相信我不比任何人蠢笨，但是只要和福尔摩斯在一起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压力：我太笨了。比如说红发会这个案件，我和福尔摩斯所听所见都是相同的，但他现在已经明显清楚地了解了一切，甚至预测到了事情发展的方向；而我呢，却还是一脑袋浆糊。当我坐车返回位于肯辛顿的家时，我把事情又从头到尾地梳理了一遍。从来拜访福尔摩斯的那个红发先生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离奇遭遇，到去塞克斯—科博格广场探访，再到刚刚福尔摩斯对我说的危险提示。我脑子里有太多疑问了：为什么要在夜里出击？为什么要带着手枪？到底去哪里？去做什么？我只知道从福尔摩斯那里的提示显示出那个当铺伙计是个难对付的角色，他极可能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一直想要整理出一些头绪来，结果总是失望地放弃。也罢，等到了晚上自然就会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