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儒家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
儒家智慧概论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而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的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做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
1.书生自古难称帝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出生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来自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做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做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因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年不易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崇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绝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绝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哀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文人书生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治国治民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五、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他们。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概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它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公元16年，即汉成帝永始元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他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图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缎匹，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此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
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社会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通过这一件事就可知道，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先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