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有些特殊职业，诸如“护林员”“灯塔人”“守墓者”等，较之其它生命身份，它们更具宗教感，更易养成善良、正直和诚实的品格。而且也只有这种品性的人来司职，才是恰当的，才适应这些角色。因为其工作内容太安静了，和大自然结合太紧密了，一个生命长期浸润在那样的环境中，与森林、虫鸣、溪水、海浪、月光——厮守，彼此依偎，互吮互吸，其灵魂必然兼容天地灵气，大自然的禀性和美质便露珠一样依附其体，无形中，生命便匹配了某种宗教品格和童话美德……
所以，在俄罗斯、欧洲的古典文学里，总会频频闪现一些富有人格魅力的“护林员”“守墓人”形象。原因恐在此罢。
茨威格有篇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描述他在俄国看到的一幅感人情景：“我在俄国所见景物中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顺着一条小道，穿过林间空地和灌丛，便到了墓前。它只是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托翁墓只是一方普普通通的土丘，没有碑，没有十字架，连姓名都省略了。这是托翁本人的心愿，据他的外孙女讲，墓旁那几株大树，是托翁小时候和哥哥亲手种的，当时他们听保姆说，一个人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晚年的托翁某天突然想起了这事，便升起了一个念头，他嘱咐家人，将来自己要安息于那些树下。
茨威格叹道：“这个比谁都感到名声之累的伟人，就象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姓名地被埋葬了。谁都可进入他的墓地，围在四周稀疏的栅栏是从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风儿在树木间飒飒响着，阳光在坟头嬉戏……成千上万来此的人，没有谁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静的的土丘上摘一朵花作纪念。”
对有人来说，墓地就是他的一具精神体态、一副灵魂表情。托翁墓便和他的著作一样，为世间添了一份壮阔的人文景观。这个一生梦想当农民的人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茅舍”，他休憩在亲手种植的荫凉里。
那荫凉，将随着光阴的飘移而愈发盛大。
世上有些墓地，虽巍峨，却缺乏自然感和生命性，法老的金字塔、中国的帝王陵……凸起的都太夸张、太坚硬，硕大的体积，捆着一团空荡荡的腐气，太具物质的膨胀力，太具侵略性和彰显欲望。总之，有一种疏远尘世的味道，虽威风凛凛，却远离了人间体息和泥土亲情，一点不像生命栖息的地儿，反倒给人落下个印象：那人的的确确熄灭了。
4
从生命美学的角度讲，我欣赏西方那种婚礼和殡仪——教堂、钟声、十字架、鲜花、誓言、祈祷、神甫……因为它格调庄重、清素，情感深沉、诚实；因为它对死亡的体贴和亲吻，因为它仪式中包含的神圣向度与寂静元素……
想起了身边的一些追悼会——
热热闹闹的一群“乌合”，若非特殊的场景暗示，单看与会者的神情，想必你连仪式的性质都弄不清。假惺惺的寒暄，提线木偶式的鞠躬，千篇一律的讲稿有几句肺腑？尤其那些一天不知要赶多少场子的领导，仓促贴在面皮上的“悲痛”象纸罩一样破绽百出、四下漏风……
纯粹闹剧，整一个雇佣军和戏班子。黑压压的阵容中，你找不到内心应有的庄重和寂静，只有窃窃私语的骚动、事不关己的冷漠……你替那幅没有表情的遗像冤屈，为那些无知无助的家属悲愤：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把这些“例行公事”的大员、不相干的戏客和“好奇先生”“嚼舌太太”拒之门外？即使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也一定不要来。
“死”本身是一种矗立，和“生”一样披覆尊严，它需要访问和垂怜，但拒绝轻薄和廉价的施舍。你须仰望，须心存虔诚和敬意，你脚步要轻，灵魂要诚实，要以生命的名义献上一份寂静、一柱心香……因为那个人，那个与你一样有着头颅、梦想、悲欢、家眷和不尽情思的逝者，你们都是生命，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生命共性。假如你实在做不到，无法献出这么多，那唯一的选择即远离，远离别人的不幸，免去打扰人家。一个没有悲痛感的人，对悲剧采取缺席的态度，也算是良知了。
我一直以为，葬礼应有极强的私人纯洁性，其驱动应来自情谊和爱。它拒绝喧嚣，应使用宗教礼仪，应排斥官方语言和公务色彩。人来到这，应彻底是受了心灵的委托，受了真情的邀请。否则，既对不起生命，也侮辱了我们未来的死。
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即对生的态度。一个不尊重死亡的人，其品行必然是低劣的。一个拿葬礼作游戏的群体，其生存精神必然是轻浮的。
5
读过徐晓女士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永远的五月》。
它是我十年来读到的最感人的来自当代人的祭文——
“深秋，我终于为丈夫选定了块墓地。陵园位于北京的西山，背面是满山黄栌，四周是苍松和翠柏……同去的五六个朋友都认为这地方不错，我说：‘那就定了吧。’……我知道这不符合他的心愿，生前他曾表示安葬在一棵树下。那应该是一棵国槐，朴素而安祥，低垂着树冠，春天开着一串串型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我一定会种上一棵国槐，把他安葬在树下，浇水、剪枝，一年年地看着他长得高大粗壮起来，直到我老，直到我死……然而……我在心里说：郿英，对不起……”
周郿英，一个把生命献给精神探索和良知事业的民间知识分子，一个拥有诸多美德而令所有结识他的朋友都为之骄傲的人。在同病魔抗争了四年后，1994年5月5日去世，年仅48岁。
“朋友们把他的葬礼办成了一个告别会。既俭朴又隆重，哀乐是美国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的主题曲《带着这样的爱》，野花、松叶和绿草盖满了他的全身。他最后一次和大家在一起，告别之后，他将独自远行……”
这是我所知道的当代最美和最诚实的葬礼了。它安静，幼小，纯洁得象个童话，象一盏乡村油灯，围拢着最好的朋友。它安静得象一页纸，一张课桌，刻着最简短的话，它被友情擦得那样光亮，不含一丝尘垢……
在物欲横流、一切正变得可疑的时代，有几人如此幸运？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妻子！这样的爱和声声呼唤！
史铁生代表大家致了悼词——
“他的喜悦和忧愁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会忘记你那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的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激命运慷慨的馈赠。郿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郿英，愿你安息。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1999年，我读到的书里，有一本是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那里，第356页，我看到了周郿英的坟照，和史铁生撰写的墓铭全文。我久久凝注那块白色碑石，它安静极了，安静得正直、高尚、年轻，俨然一副脸庞……猛然一记震颤，我觉出那照片中草和树影在动，有风，身体里有一股疾风倏地掠过，从脊背到胸腔，比时间还快。
接下来那个空荡荡的下午，我什么也不做，一直在想那位妻子和儿子，想那首女人的《永远的五月》……
“又是春天，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会献上一个用白色的玫瑰和紫色的勿忘我扎成的花圈，然后默默地告诉他：郿英，我们的儿子将慢慢地知道你，他会以你为骄傲并将成为你的骄傲。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在中国，在当代，她的美，她的庄严和深情，超过了诗，超过了一切友谊和爱情的神话。
6
所以对《永远的五月》如此钟情，还有一个私人情结：“树葬”。
这是我私下的一个命名。一个人死了，我以为最好的方式便是葬于自家宅院的一棵树下，连坟、碑也不要……我一直以为，对生命和大自然来说，美的一个重要准则即“节约”。落叶归根，人也应象那些褪去绿色的叶子一样，尽快睡入泥土才是，任何外在的复杂都是一种烦恼——物质的浪费和精神的累赘。
人一旦成了一棵树，“死”也就转为一种生长，一种生生不已的存在。死即不再是一种毁灭，不再是可怕的终止和虚无。同时，人树相邻，日夜厮守，春华秋实亦能抚慰亲人的思念之苦，至少从精神上，抚摸一棵树和拥抱一具躯体是没大区别的。
想想吧，那些寂静无眠的时刻，那些雨滴石阶的深夜，听一棵茂盛大树浑厚的呼吸声……或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地上拾起一片叶子，细细凝视那些叶脉，就象注视一个人手臂上的血管，就像注视爱人的一根发丝……
记得少时和儿伴们讨论来生做什么，别人都争当各种动物，我却莫名地表示：假若有来世，就生为一棵树……喜欢树，大概因为树带给一个孩子的礼物实在太丰盛了吧，樱桃、桑葚、槐花、蜂巢、松仁……那时我就隐约觉得：树和人的关系是最近最亲的，树是生命最好的搭档。有一年在乡下，我见过一株奇树：一棵粗壮的古柏，至少几百年树龄罢，树身围成一弧，中间竟怀着一株年轻的杨槐……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柏男槐女”的故事，大意是一对夫妻如何生离死别又转世相聚。
正是因为这些树的情结，我对徐晓女士的那声“对不起”深存一份感动和敬意。这是一个懂得死、懂得浪漫和怜惜、懂得生命之美的人，她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安置亲人的方式，虽然当代生存资源不支持她那份“树葬”的愿望，但她把心痛亮出来了，有一天，她定会履践它、兑现它，或由他们的儿子去承续。
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希望有人能这样对我，能以这样的方式收藏我……将我埋于一棵树下，最好为一棵梧桐。
不过我是有一份忐忑的，那就是我的爱人。虽然渴望能被她永远收藏，渴望自己的灵魂能伴之左右——让那棵树守着我们的家，渴望爱人能在寂静的夜晚常去看望、抚摸那棵树……但我同时更觉出了一份痛：假如那时我们仍不算老，这意味着她将从此一个人熬过剩下的漫漫岁月，那棵树的存在，将使她无法再平静地开启新生活……
这是否公平？是否真符合我灵魂的想法？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幸福对之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才使之不致委屈生命？
如果她做不到，或者我不希望她做到，那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出生我的那个家，变成故乡的一棵树，变成父母身边的一棵树。
某个日子，假如她偶尔来到树下，我希望能看见她从我身上取走一片叶子……朋友也这样。我唯一能赠予他们的，也只有树叶了。
我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