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沈从文和他身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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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做了北大的旁听生

银闸胡同,坐落在北大红楼的南边,步行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为着便宜,沈从文租的房子比会馆的还小,是由一个贮煤间稍加改造而成的。房间仅可容身,床前再也挤不下一张小写字桌,潮湿的地面,就只剩了仅仅可以小心插足的地方。沈从文将姐姐送的那两床棉被放在木板床上,快乐地招呼表弟:“村弟,坐下歇歇。”

黄村生坐下,目光还在打量着房子。房子确实太差劲了些,没有窗,没有暖气,这余下的冬日,可不好过。这么想着,心里正有点儿歉意,却听沈从文高兴地说:“真是太好了,我简直是进入天堂了。没想到这辈子还真能去北大听课!住这里太有意思了,我想这会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大转折,我想给这间屋子取个名。”

“取名?”

“对,一定要取个名,村弟,你帮我想想。”

黄村生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表哥,这种事我不在行,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我想出来了。这屋子又窄又霉,我就给它个大号叫‘窄而霉小斋’,你看好不好?”

“倒是符合实际,只是不太雅。”

“乡下人取名就只要名副其实,要雅的待以后再取就是。”

沈从文的心里充满自信与希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这不雅的斋名,从此竟如影不离地追随着他往各处迁徙,一路下来相伴了他整整五十四年。一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他,才有幸搬进了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科院的宿舍楼。

社会对于这位天才的作家,似乎太过不公,只是就沈从文当时的感受而言,又实在是太好了。这次仅仅只有十几里之遥的搬迁,其实际意义甚至可以超出他从偏僻湘西千里迢迢地奔来北京。

酉西会馆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却没能给他提供足够的社会参与可能。人首先是社会的,一个游子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否则就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事实上,不只沈从文,当时公寓中许多旁听和“正听”的求学者,原本都是可以住“会馆”的。只是由于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学校的兴起,新一代知识分子需要自己新的聚合方式。当短期受试的试子变为长期求学的学生,学校住宿制度和公寓的兴起,渐渐就替代了往日的会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来大城市求学的青年,之所以大都情愿自己掏钱来住公寓,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年龄、性格、想法上都比较接近,又都不愿在会馆里受那些往来商人或前来办事者的同乡骚扰。

更重要的是,在公寓里,一大批富有朝气的青年人能够真正远离原来的社会网络,参与到动荡的现代社会中,在一个新的城市关系中安置下自我,并由此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乡下人沈从文就这么凭了对自己的信仰和坚持,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他另一种的文化学习和文学创作生涯,也由此有序地展开。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收获坚持的过程,每一种坚持都会有一个结果。沈从文去找过大舅黄镜铭,他去了一次,又去了第二次,然后就不坚持了。非常明显,倘若他在这事上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另一样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人们只要提到坚持就会说出毅力这两个字,事实上很多看似很小却能影响人的一生的事情,坚持与否似乎与毅力无关,主要是信仰与兴趣。

沈从文在求人帮忙这类事上很少耐心,虽然他在北京多少还有几个可以依仗的人,除了找黄大舅,还可以找熊希龄。这些人都会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然而他偏不,结果就成不了那种要依靠他人帮助生活的人,而是注定要走上一条艰辛的独立之路。沈从文之所以在“窄而霉小斋”一住就是五十四年,这不能不说与他的这种独立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送走黄村生,沈从文在“窄而霉小斋”满足地啃着烧饼,津津有味地读着《圣经》和《史记》,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像北大的新生等待着开学一样。

当这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时,天刚亮,沈从文就起床了。他走出公寓,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三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四处张望。去北大的路,他已然走过好多回,已经再熟悉不过,但他还是选择跟着人一道走,一直走进课堂里去。

有几个青年人走出来了,一路谈着朝南边走去。沈从文心中窃喜,他不知道这些人要去听谁的课,要听什么,只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当馒头全塞进了肚子时,居然已经进到了课堂。

课堂里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挤得满满的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沈从文见了很是吃惊,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大学课堂上的教授,一个个应该是位西装革履的学者。谁知道,这会儿走上讲台的,却是一位拖着一根细小焦黄辫子的老先生。

满脸皱巴巴的模样,应该是过了花甲靠向古稀的人了,还身穿着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再加上他背后拖的那根细小焦黄的辫子……

唉,即使在我们湘西的私塾,这样的遗老装束也是少见的,更何况在这大都城北京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呢?沈从文心里纳闷,很想笑,却又不敢表示出来。就在这时,他听到有学生在笑了,开始是窃窃的,不知是谁带头,突然就哄堂大笑起来。

沈从文反而不想笑了,只睁大眼睛非常同情地看着这被学生讪笑的老先生。

老先生却像山一样镇定,他半闭了眼睛,静静地等待着。笑声终于低下来,一丝儿都没了,挤满了学生的教室鸦雀无声了,老先生这才一甩辫子,微微一笑,用他那有点儿嘶哑却也不小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说道:“同学们!你们是笑我这小小尾巴,对吧?不要笑,一个人的一点嗜好一点坚持罢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们,我这根受之父母的辫子,要剪下它极其容易;只是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想去掉可能就不是很容易了。”

说到这里,老先生又一甩辫子,说:“好吧,你们既然笑我的辫子,这堂课我就先从我的辫子讲起。一次我在英国旅行,坐在火车上,当时我是剪了辫子西装革履的,正巧左边有两个留长辫子的中国人,刚想与他们打个招呼,就听到两个英国人用英文在骂他们是猪,我听了就责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野蛮,他们却说:你看中国人身后拖着的那条小辫子,难道不像猪的尾巴?我很气愤,唯一报复他们的方法就是将手中的英文报纸当着他们的面倒过来看。这俩英国佬却很笨,竟没能看出我的用意。我气愤难平,当时就在心中发誓,一辈子都要留一条长辫子。从那以后,我开始重新蓄发,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了。”

老先生说到这儿,将辫子又一次甩到胸前,轻轻地抚摸着。这回,讲台下再没有谁笑。

沈从文听了这故事,心头一震,竟忍不住鼓起掌来。好在没人响应,他刚鼓一下,立即感到自己失态,马上脸红了。这情景,不想都被身边的一位高大的青年学生看在眼里,还会意地笑了一笑。

老先生讲完自己关于辫子的故事,开始讲课。他那些奇特的审美观点,沈从文听得津津有味,在心里不断叫绝。

下课了,老先生对学生友好地挥挥手走了,学生们陆续地离去,沈从文还沉浸在老先生刚才的讲课里,他回味着老先生讲过的话,仿佛还在听课。

“怎么,不想走?”那高大的青年来到他身边,友好地问道。

“真是讲得太妙了。”沈从文脱口而出。

“我也很喜欢听辜教授的课。”

“他姓辜。”

“对,姓辜。你是新来的吧?”

“我是个旁听生,今天第一次偷偷地跟了人来。”

“旁听生,偷偷的……”高大的青年笑了,露出满嘴整齐的白牙。

沈从文也憨憨地笑了,再一次感慨地说:“辜教授的课,让我大开眼界。”“刚才我看你听了他辫子的故事,还拍手。”

“第一次,不懂规矩。”

“你为什么要拍手?”

“这个,实话说,他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产生一种信心,还让我明白,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想不到你有这样的见解,我跟你差不多。你是哪儿毕业的?”

“我,没读过什么书,就小学毕业,在家乡当一个小兵。”

“一个小兵,你家是哪里的?”

“湖南湘西镇竿城。”

“这么远?就一个人跑到北京来?”

“是啊,我原本想做一个学生,结果考了许多学校都没考上,没用处,现在幸好可以旁听。”

“你叫什么名字?”

“沈从文。”

“沈从文,你好!我叫陈翔鹤,四川重庆人。我们现在算是认识了,以后多聊。”

沈从文听了陈翔鹤的话,连声说“好”,可待陈翔鹤刚转身要走,他又忍不住说:“现在我还想问你,刚才那位辜教授是什么来头,怎么知识这么渊博。”

“他名叫辜鸿铭,人称‘清末怪杰’,他不但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还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曾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在向西方人传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方面,他有太大的贡献。在西方,甚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沈从文听得目瞪口呆,连声说:“难怪,难怪听他一堂课收获这么多。”

事实上,辜鸿铭的这一堂课对沈从文的影响确实很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后来沈从文做了教授之后,还经常对学生讲述辜鸿铭关于辫子的开场白。晚年沈从文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一个留着细小焦黄辫子,既喜欢中国女人包小脚又欣赏慈禧的“清末怪杰”,竟然也被提倡现代教育的蔡元培召进北京大学,与那些时髦的新青年的提倡者们诸如陈独秀、胡适之他们在一起,来教诲学生。西装革履与马褂小辫并立在北大的讲台,这需要何等博大的胸襟!而蔡元培敞开学校大门让好学者可以来听课,又凭空地造就了多少社会人才!

沈从文到了晚年,在陈翔鹤已作古之后,还在他的《忆翔鹤》一文中,对北大这种博大胸襟赞不绝口,他颇有感触地写道:

近人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处时,多只赞美他提倡的“学术自由”,选择教师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远见与博识。可极少注意过学术思想开放以外,同时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学术上的自由空气,必须肯定学校大门敞开的办法,不仅促进了北方文学的成就,更酝酿储蓄了一种社会动力,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发展。(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2[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55)

由此可见,当年沈从文在北大当“旁听生”,获益实在是颇为丰盈的。

就这样,沈从文落脚银闸胡同后,做了一名旁听生,由此进入了北京新兴的文化空间,接触了新的人事,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