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站在我姑妈屋顶的一只兀鹫,它以一声锐厉的尖叫抗议我掷向它的石块。当我弯腰去捡另一个石块时,它已经腾空而去,渐渐成为苍穹的一点……随后,大片大片的黑色羽毛飘零,沉沉地重压在我的身上,将我埋成噩梦的兀鹫冢。
这不是一个吉利的梦——兀鹫已经嗅出了死人的气息,它很有信心地在屋顶上守候我的姑妈。
为了不让这个噩梦成为现实,我必须想办法说服姑妈,尽快把她接到拉萨,送进西藏军区总医院救治。
我赶紧翻身下床,从幽暗的阁楼上下来,急步走到姑妈的床边。
姑妈笑了。不因我的到来,而是在梦中笑。
她梦见了什么?
但愿她梦见的是房子。一座漂亮宽敞的新房子。
姑妈曾经告诉我,梦见新房子是最吉利不过的。有一天,她梦见我们家搬进了一座新房,彩灯在房间里舞成翩跹开屏的孔雀。她从梦中醒来便兴奋地冲到我母亲跟前报喜,说是我的父亲可能很快就要官升一级。
到了第二天,我母亲还在笑话她遗传了我奶奶的满脑子迷信思想,一张任命书却真的来了——我父亲由正师职升至正军职。
对于我们家,这一年可以算是“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的一年——1964年。
我母亲在背地里向我夸耀我父亲的才干,说我父亲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是干部,并且从没担任过副职,由正排职一路“正”着往上升,直升为正军职——这是属于我母亲自己的“生活之歌”中的一段重要旋律。而对于我父亲的这一次提升,我母亲则将它归功于我姑妈做的美梦。由此,我母亲开始跟我姑妈悄悄讨论藏族人关于神灵托梦预示祸福的一些传闻,我姑妈更是在她的藏族朋友中广泛搜集这方面的真实事件。
我父亲决不允许“封建迷信”思想在我们这个“革命家庭”里泛滥,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我母亲和我姑妈好好学学。
我姑妈读不懂刘少奇的书,而且她也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很不服气地说,我真的是做了个梦。
那只是个梦。我父亲耐心解释,关于个人的提升,一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二是靠工作上切切实实的努力,跟梦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我姑妈相信的是“积德行善”。唯有无希求任何回报的行善,方能变苦难的命运为圆满的人生,变无情的世间为有情的神界。这是那个名叫德清次珍的女巫师授予我姑妈的。
德清次珍是我姑妈多年的挚友,她毫不费神地为我姑妈揭开“搬进新房”美梦的谜底——神灵在为行了大善事的人家降福。
姑妈的欢乐流于瞳孔,脸上采集着高原的晴朗,但她终将不敢向其他人泄露她欢乐的秘密,只是顽童般地央求我父亲用二胡为她伴奏了一段河南豫剧《穆桂英挂帅》。
病得迷迷糊糊的姑妈还躺在床上笑,以致她如同萋萋荒草的头发不停地抖动。
该不会又做了一个类似“搬进新房”的美梦?
我总以为,人的一生中如果有一段算是“最美好的时刻”,那应该是在他还不醒事的孩童时代,而不会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发生。
或许,姑妈是在与这个世界的临别之际回首张望她此生最美好的时刻?
我很担心,担心这情形如人们常说的濒死之人的那种“回光返照”。
不能再犹豫了。我叫扎西帮着收拾一下行李,然后去军分区叫车过来送姑妈到拉萨住院。没想到扎西将我拦住,说是秀秀姑妈早有嘱咐,她哪儿也不会去。
我勃然大怒。我不需要谁在这儿指挥我。如果我的姑妈死在这儿,我拿你是问。
扎西没有退让,他眼里分明燃着跟我同样焦急的火焰,却用手扶住我的肩,压低嗓音说,你没说错,她是你的姑妈,但还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她不只是你的姑妈,她是我的恩人,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她是我扎西的再生父母啊……我们这儿的许多人都需要她,她不愿意离开这儿自然有她的道理。你放心,佛祖有眼,神灵有眼,她不会就这么离开我们的,她不会,不会的,不会……扎西的声音愈来愈小,但他扶住我肩头的手却愈来愈有力。
姑妈醒了。也可能她本来就是醒着的。她撑起身来,笑说,你们不会是在想着怎样安排我的后事吧。
我和扎西连连否认,拿枕头给她当靠背。
姑妈嘘口气,说,也该是时候了。病魔缠了我这么久,就不会轻易放过我。我知道的,病魔从来都对老年人格外感兴趣,这回我恐怕真的是挺不过去了。瞧,死神来了,他是我的新朋友,噢不,他是我的老朋友,是老朋友……
或许,死神的面容也如我奶奶的面容那般慈祥?再或许,是我姑妈本身具有了与死神吟诗般交流的智慧?不然的话,她怎么会把自己的死看做如同拂去衣袖上的一粒尘埃那样轻松自然。
她过去关照和安抚过不少濒死之人和已死的亡灵,看来,由那些关照和安抚的善举积累起来的经验,已经化为她可以正视死神的一条智慧的溪流。
平静又平静,安详又安详地去迎接死亡,原来是我构想的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动人情节,但是当我亲眼目睹我的亲人正在进入这个情节时,我不禁感到一阵酸楚的震撼。
那一刻,死神没有摄取我的魂灵,却像是在抽取我的脊骨……
我根本不应该去构想那样的小说情节,因为我有一种从来不敢示人的所谓“特异功能”。这种功能不是发自我的身体,而是发自我的意念。别人永远不会相信。只有我自己的心里清清楚楚,它令我终生痛苦和恐惧。
很显然,这种所谓的功能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可作解释,也不是读多少本领袖人物的经典著作便能使我豁然开朗而从中解脱出来的,因为它千真万确地在我的身上反复发生过——我用意念,或者是用预言致死了三个人,不,应该是四个人……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我不知道。
只有一点我敢肯定,我从没有刻意地要使用这种咒语般的功能,而是一股神秘的、无可抗衡的魔力在某个时刻悄声无息地牵引我的意识,并且迫使我用几句不经意的话语,极其自然地唤来某人死亡的凶讯。而最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某人死亡的凶讯在时间上和死法上往往跟我在事前所表述的十分相似。
今天,当我也准备像我姑妈那样平静而安详地去迎接死神的今天,我开始讲述这些,但目的绝不是为了宣扬迷信,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就热爱科学的人。
那么,这是为了在我的这本书里平添几分“魔幻”的色彩来取悦读者?简直……
简直不可能。
我历来不关注各种繁杂的文学术语,尽管“无论就哪门学科来说,术语都是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但我认为,那只是对文学理论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有所帮助。他们抱着极大的兴趣,不惜精力地将文学细分为各种“流派”,并冠以各种“主义”。诸如“古典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其中的“现实主义”更是被细分为“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恐怖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动物心理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请注意,我列举这些的用意不是批评,更不是嗤之以鼻,只为说明我本人的兴趣和精力无法使我去关注那个也可以教人获得审美享受的领域。
当然,我也曾涉足过那个领域,但那不是主动地、自觉地涉足,而是不得已,因为那是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时的一门必修课程。
我不会对这门课程投入什么精力,这使得我最终没能在毕业考试时取得高分。当时我究竟在那份应付作答的考卷里“理论”出了何种“主义”,连我自己也浑然不知,但系里负责审阅文学理论考卷的张志忠老师依然给我关照了83分。这个分数对我来说是个惭愧而惊喜的满足,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分数,竟使张志忠老师扼腕叹息了许久之后又深深自责。他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学生似的在夜间潜入我的寝室,一脸真诚地向我致歉——真是对不起。我茫然地听他说。他说,学院规定,每门毕业考试的成绩必须在85分以上是评“三好生”的条件之一,你瞧,我怎么就忽略了这个?怎么就没有想到给你多打两分?简直……
简直什么?
简直应该庆幸。
庆幸我因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而意外地从他那里得到了一笔财富——如何善待人的财富。我们被真诚所感动,彼此成为永远的朋友(不讲原则的朋友?管他的)。
张志忠老师曾出版过一部颇有些影响的论著《莫言论》,里面收录了莫言(原名管漠业)的一篇《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创作谈,其中谈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认为还是‘现实主义’大旗下的一名小喽啰……回顾近年来创作的一批作品,更坚定了我是‘现实主义’作家的结论”。
而在我喜爱(仅限喜爱并且认识)的作家中,自己给自己“结论”成某种“主义”的为数甚少。
西藏的那位叫扎西达娃的作家是我喜爱并且认识多年的朋友,因为他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隐秘岁月》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众多学者兴致高涨地将他结论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本人似乎并没有这么结论过。倒是有一年西藏作家协会召开会议,我无意间试着效仿学者结论了他一回——我帮着联系好西藏军区的雪莲宾馆,然后去看会议室的安排布置情况。我在会议室门口首先看到的一幕,是身为西藏作协主席的扎西达娃正攀在一张长条桌上拉挂写有藏汉两种文字的红色横幅。他看见了我,跟我相视笑笑,拿他一头潇洒的长发将快活甩过来以示招呼,接着又忙着去做那件事——将横幅朝左移、朝右移、朝上移、朝下移,细心地将横幅一头的绳子打上结,固定在一边的窗框上……再到另一边,将横幅另一头的绳子打上结……我不远不近地站在那儿观看着,欣赏着,结论着,但最终没能结论出什么,却不知何故,自己在心里默念起他的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里的一句优美的对话：“这不是神的启示,是人向世界挑战的钟声、号声,还有合唱声,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愿意是个孩子。
如果我有一副美妙的嗓子,我会在那个时刻歌唱。用清亮甜润的童声歌唱。歌唱一个细心拉挂红色横幅的真实朴素的动作。
歌声响在那条从军区雪莲宾馆门前闪烁流淌的拉萨河水里,而河水里清晰可见的鱼群则欢跃着召唤万物加入合唱。它们的热情满含着炫耀的成分——人类最初的音乐是源自鱼群嬉戏河水的韵律。
我听见了,听见散发酥油茶香的韵律在摇动着拉萨桥头的那一串串五色经幡。顿时,拉萨河畔的牛羊群和牧人们都心领神会,纷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燃烧心灵热焰的歌声掷向可以回应的远山……成群的黄鸭和野鸽升腾起来,往看不见的天边歌唱而去，就见阳光中的云彩挂满透明的绮丽梦幻。
当我将这幅响着歌声的优美画卷收揽怀中的时候,我对神的感激之情再次油然而生——我不痛恨神灵,我没有任何理由痛恨神灵,因为神灵赐予我的太多太多。
只是……只是我必须尽快返回现实,因为我本人不是神灵而只是凡人。最重要的,是人类有人类的不可违背的生活法则,这注定我顶多只能在精神上接近神灵。或者这么说,顶多只能在我痛苦之时去寻求神灵的暂时庇护。这是一个界限。一旦越过这个界限,我便会被视作一头怪物,从而把我从人类中一笔勾销。
那么,我恢复了知觉。不得不恢复知觉。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位台湾诗人向神灵的感激的乞求,“请不要再赐我们什么,我们已有大森林,我们有一切……请不要再赐我们什么,大森林蔓延,我们膜拜……请不要再赐我们什么,我们能哭,我们很愉快……”
足够了,足够了。
脸上挂满泪珠的我愉快着告别了拉萨河,去往四川的青城山。
在那个终年林木苍翠的山上,一位大师将帮助我消除我身上具有的带点儿所谓“魔幻色彩”的“特异功能”。
我似乎相信了,有这样一个动作,类似细心牵挂红色横幅的动作,将在“大森林蔓延”的地方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就在告别拉萨河的那一刻,我从鱼的眼睛里看见了我孩提时代的许多活泼可爱的动作。我愿意把这些动作当成我卑微的礼物,献给我的姑妈,献给我的奶奶和我的表妹萨萨,献给所有曾经给过我温暖的人。
我愿意。
青城山上飘着淅沥的小雨,我在方其顺老人的引导下走进普照寺的大雄宝殿。
方老原是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的政委,后来跟其他几位军队离休干部一起拜师潜心研究“生命科学”,并与许多寺院的大师结为挚友。
然而记忆,那些关于西藏的火热记忆还始终燃在方老的脑海中。
西藏。他年轻时候都在那里留下些什么?
哦,歌声、笑声、足迹、汗水、泪水、叹息、呼吸……所有的一切都升华成晚年的欣悦。
于是,他在生命即将走入永恒的快乐之际,最后一次去了西藏——带着他搜集的关于“生命科学”的资料和笔记,去跟那座绵延无尽情感的高原作永恒的生命交融。
他来到我在西藏军区机关大院里的宿舍,微笑的双眼灼灼闪闪,一边感慨着,一边念叨他记忆中的一本特殊花名册。他说,咱们西藏军区干部的孩子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都先后离开了西藏,如今,就剩下你这么根独苗苗在这儿了,你这是为啥?
我解释不清这是为啥,也不想解释。
我以为方老不应该向我提这种问题,因为一些记者才会反复这样问,你们这些“老西藏”的子女来这儿是图啥?
有谁能知道,好孩子们,我们这些有着太多天真和梦幻的好孩子们,我们血管里的血液是怎样与西藏的雪水汇合,而我们深藏各种相同和不同的痛苦的心又是怎样获得高原阳光的抚慰。
下雪了。我说,方老,您看,下雪了,您看啦。
如白色花瓣的雪花,一瓣瓣,一瓣瓣……天女散花似地撒下来……请我们记住,记住我们将遗忘在雪径上的一片足迹——那是一个个遥远但并不古老的故事,是我们的那些默默忍受的父辈们留下的。
默默忍受是歌。
未来的天是歌。
抬头看天,一片美丽乌云的脸上挂满泪珠……
乌云啜泣的容颜陪伴着我和方老。久久地陪伴着。当凄凄细雨湿透整座青城山的时候,普照寺内由僧人饲养的四只孔雀发出响亮的鸣叫。随着这四只孔雀的鸣叫,宏恩大师蝉翼般轻盈的步履已经拂入大雄宝殿。我和方老起身相迎,宏恩大师则笑吟吟地招呼我们坐下。我没料到,方老竟会把我介绍成“军中名人”。
哦,很优秀的军人?宏恩大师笑说,但愿我这里没有你一见就想消灭的人。
我也笑说,一心只想着要消灭谁的军人未必就很优秀。
哦——宏恩大师的表情一下肃然起来,沉吟着紧紧盯住我的眼睛,我立刻感觉到殿内有一种出奇的寂静，犹如冬夜的藏北草原的那种宽广的寂静,而我的灵魂正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与另一个灵魂作一次最彻底的彼此交流。
沉默着。沉默传来一股暖流般的心声——宏恩大师以双手轻轻握住我的一只手,喃喃地说,你讲,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只要你愿意,在我这儿不需要保留内心的任何秘密。
宏恩大师依然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要以他的脉脉眸光摄尽我经历过的所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