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
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对回藏村庄靠着公路，两个村子的孩子都顺着公路，和风驰电掣的卡车挤着上学。为了安全，服部给娃娃们买了一台拖拉机。但他有意只买一台。 “若是买了两台拖拉机，肯定是回藏孩子们各乘一台，反而不团结。”一台车，就是要让孩子们习惯挤在一块。
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
“听说过文……座么？”
文艺座？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文艺座、俳優座什么的，像是剧团，左翼的？”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
“对呀。就是那个。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座，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
我问“他们”是谁，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追问：“您是说，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
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岛浪速。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恶名远扬的人名列在一块，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
他慢悠悠地说：“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
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在我读过的资料中，那女人疯狂病态，是日本侵略的帮凶。
老头会心地一笑：“在中国，她名声不好对吧？嘿嘿。”
我还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我甚至感觉严峻。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我心里想。
但那时的我，已见识过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并非一些疯子狂人，而一个比一个复杂。
“在川岛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好像瞥见了一幅古旧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猜测着，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什么座的左翼女演员，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那位夫人，文艺座还是文学座的女優，后来呢？”
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
“我太任性，让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劳伦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那时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住这复杂的老头。我只是听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难套住这不驯老头的。
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他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这颗白发覆盖的脑袋里，深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我反而算懂得他，只因我也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吃过奶豆腐和“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他骤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地场上，风刀霜剑，心甘情愿，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
但是现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於我的反省。
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干得更随意，更富于行动的果决。
“嘿嘿，不用看，……没有用，嘿嘿。”
见我翻看那些名簿，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现在钱已发罢，他已经休息。
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又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50或者80。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我茫然无语。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为他开一次例？我沉吟良久，最后犹豫地说：
“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
我深深感动了。
从那天晚上起，拒绝和审查结束，我在内心里把他认做了自己的朋友。我打算仔细了解这个朋友，等着下一次倾心而谈。但我没想到已无下一次，那一晚便是我们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