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的眼光成就未来的幸福
形势和环境总在不断地变化，以致于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给未来一个保障，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事实证明，只要能准确地把握形势的走向和趋势，顺势而为，借势行事，就能很好地掌控未来，做个不败的赢家。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是不行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就是要认清形势，适时而动，顺势而行，与时俱进。管子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务更高明。”
大家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正确的决策，那么，如何才能有正确的决策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了解时局，了解当下的局势，深入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精当的判断。一个成功者，绝对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而行事，同样，也绝不会在没有看清局势之前妄下论断。只有用自己的思维思考，整合当前混杂的资料，才能及时对时局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做出有效、及时的判断，从而不走弯路，在第一时间获取致胜的资本。
纵观李嘉诚几十年商海征战中的胜绩，绝大多数决策都与时局有关。即便有所变动，也是因为一些不可逆转的原因，并非李嘉诚判断失误。
以李嘉诚收购赫斯基为例，就是充分考虑到了政策和时局，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果断出手，收购后一压就是20多年，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对时局的把握，任谁都不敢如此作为。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李嘉诚在前文中说过的一番话：“20世纪80年代时中东国家和美国有分歧，石油供应紧张，加拿大有石油，政治环境相当稳定，就趁赫斯基亏蚀的时候把它买过来。”从中你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很明显，是时局。如果没有供应紧张这一特定因素，如果没有加拿大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这一前提，相信李嘉诚不会贸然做这样一个看似输定的决策，便也不会有22年后的满树花、满堂彩了。
顺势而为，就是顺水行舟。势指的就是市场机会。市场上现在时兴什么、流行什么，人们现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些因素就是你创业的决策因素。
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一定要跟对形势，要研究政策，这是大势。很多人是不太注意这方面工作的，往往忽略了对政策的把握，认为政策研究“假、大、虚、空”，没有意义。实则不然，在政策方面，国家鼓励发展什么，限制发展什么，对事业之成败有着莫大关系。做对了方向，向着国家鼓励的方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
1966年，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民众的反英情绪日渐高涨。英方恐惧剧增，采取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动荡的局势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四处流传战事将起，于是引发了自“二战”后香港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人心波动，抛售套现造成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狂跌不止。
众多企业家、商号等有钱阶层，纷纷低价卖产，争相抛售，跑到外国另谋发展。但是同样忧心忡忡的李嘉诚却并没有选择立即放弃，他以自己独到的政治眼光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能否紧紧抓住机遇，是一个人能否成就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而要抓住机遇，首先必须发现机遇，也就是要明了形势，顺应形势。生活中处处存在“势”，社会上的每一项活动，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电视里的每一个画面，人际中的每一次交往，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折，工作上的每一次得失等，关键是看你是否能顺势而行，借得东风来行自己的船。
出牌先看庄家
曾国藩说：唯时势能造英雄。确实，商场如战场，对政治局势的正确判断有时关乎着企业的生死。因此，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就必须要了解研究和重视时局在决策活动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的安全系数。
出牌先看庄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李嘉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没有精准地把握时局，一不小心出错了牌，致使决策失败。
众所周知李嘉诚堪称货柜码头大王。那么，他自然不会放过黄金码头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航空的集装箱化，如今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因而，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事宜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志在必得。
然而，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彭定康新官上任，港府大换血，李嘉诚在港府的经营前功尽弃。行政局议员又在此时踩了一脚，公开发表言论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而彭定康则说，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最终，李嘉诚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舆论普遍认为，港府是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故而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也不行。
其实，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李嘉诚在惯用商战中忘记了一项原则，那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原则。李嘉诚的垄断已经渗透到了政府职员身上，那么，面对新进领导来讲就是一个大麻烦了，即便是李嘉诚于其有恩，对方也未必就此肯顺水推舟。于是一场意料之中的商战，变成了政府的重新洗牌。因为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也会令政府管理失控。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于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香港政府虽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利之时，“均衡”仍然能是其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更何况彭定康乃英国职业政治家，对此中道理自然更是了然于胸。
经此一事，李嘉诚对于“按政策出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故而之后的数次投资，李嘉诚都没有出现过此类的失误。李嘉诚曾说过，从失败中获取成功的经验，他的确做到了。
我们常说做人做事要明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想明白；智，就是采取聪明的对策。我们须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就是说看问题应持有正确的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由此可见，面对问题时我们要冷静对待、认真分析，把握问题的实质，理清问题的脉络，审时度势。然后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技巧，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审时度势这是一种艺术：生活的艺术、生存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幸福的艺术。它来自于练达的人情和超越常人的洞察力，是通过生活和工作的长期锤炼而得到的。一个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把问题解决好的人，不但是办事的高手，更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他知道如何趋利避害，更能从危机中全身而退。
顺应历史潮流，助人成己
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资，相继崛起，李嘉诚顺势合作，好处多多，最主要的是加强了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为以后在大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香港中资四大老牌天王是中银、华润、招商、中旅。这四大集团的前身，在清末和民国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改革开放前，驻港的中资公司按照内地国企的机制在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环境下运行，发展迟缓。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资逐步与自由经济机制相适应。
最能体现香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领域是在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香港中资掀起上市热。中资后起之秀，似乎比老牌中资更显得活跃。中资上市公司四大天王的前身，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中中信泰富、首长国际，在四大天王中分别占首席与第三席。
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顺利上市，并急速发展，李嘉诚功不可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原国家副主席)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经商办公司，有所成就，亦积累经商经验。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荣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
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成”的交椅，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另外，荣智健来港多年，已经相当港化，对中信复杂的人事关系及组织结构颇感不适。他觉得有些地方与内地的一些单位无任何区别。
也许，他可凭他老爸的威信，在香港中信下面，另组一间集团全资公司。但他没有这样做。全资公司，不如上市公司的“翻头”大。他渴望到瞬息变幻，大起大落的股市闯荡。
李嘉诚以扶植泽钜、泽楷的心理，关注荣智健的事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如今，交情不错的荣智健有心大展宏图，世叔伯们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循正式手续在交易所上市，需花费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须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
中资公司，或来港资历浅，或会计制度不合上市要求，一般很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市。中资上市，只有打一些资产少，或经营差的上市公司主意。有买壳者，就有造壳者——有的集团有意分拆上市，或掏空某上市公司的“肉”，使其变成空壳，待价而沽。醉翁之意不在酒，买家买的不是肉，而是壳，即上市地位。
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泰富发展前身是本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
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为摆脱困境，曹氏只有“减磅”。
由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之后，香港中资和内地国企纷纷欲借超人之力购壳上市，合组联营公司，利用双方的优势，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拓展业务。李嘉诚又帮助首长国际在香港站稳脚跟。
1994年，中信泰富跻身香港十大财团榜，排名第八位，风头之劲，连香港老牌华资英资大财团都感到可畏。
有人认为，李嘉诚之所以帮助中资上市，是想捞一点政治资本，好为日后打算。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李嘉诚一贯主张“利益共享”，他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份赚钱的机会，即便不是中资，如果他可以帮到忙，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的。更何况中资的发展前景极其美好，顺应历史潮流，在帮助中资上市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不菲的好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成就自己，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