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越来越了解神经症冲突对人格的破坏，就越想知道这些冲突要如何化解。可是我们都清楚，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无论是通过躲避、靠意志力，还是审慎的决定，都是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仅有的一个办法就是：着眼于人格中出现这些冲突的因素，这是斧底抽薪之策。
这个方法比较激进，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波折不断。我们之所以一直都想要找到近道，就是因为改变自己太困难了。患者或者其他人时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就可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了？我会清晰地给出答案：仅仅只是这样，还差得远。
即便一开始，分析师就发现了患者的精神分裂状态，而且也让患者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分裂，仍然不能马上把上述想法付诸实施。但让患者的病情有所缓和还是可以的，患者之前的状态就好像被困在一盘棋中，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而现在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恼了。可是这种收获只限于分析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他已经可以发现他内心的各种冲突了，可是他的精神分裂状态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这就如同他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一个真实可是自己又不了解的信息一样，尽管他明白分析师说得没错，可是他不知道，这一事实于他而言代表着什么，似乎跟他全然无关一样。这是因为患者无意识地把旧我禁锢住了，让他发现的这些情况的最大价值已经流失了。他会无意识地笃定：他之所以过得不幸福，都是因为外界环境导致的，要不然他就会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因为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他的所有痛苦都会跟着消失。虽然他也许存在一些冲突，可是并不像分析师说的那么严重。只要他尽可能地杜绝和他人的联系，冲突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平凡的人当然不具备同时遵守两个相悖的原则的能力，可是他不是，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力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此外，他可能还有其他想法，例如他觉得自己善良过度了，以至于分析师都觉得他是笨蛋，对他的问题无限夸大，恐吓他，将原本就不存在的病“治好”，以此来为自己博得名声。再例如，他觉得分析医生一无所知，他的病无药可医，是绝症。这种情况下，不管分析师提出什么建议，他都会满腹绝望地给出答复。
患者无意识地把自我封闭住确凿地把这两种状况反映出来了：他不想把原有的解决冲突的方法放弃，这些方法比冲突本身可靠得多；他已经对自己的病不抱希望了，觉得是治不好的。这就代表着，分析师必须先认识到，患者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他自身的冲突的，以及取得了什么成效，这样才能对患者的基本冲突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
弗洛伊德对于遗传的影响力过分看重了，这也是一种抄近道的方法。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对患者的冲突倾向有所认识，而且刨根问底，把它们和患者童年时期的表现相结合，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呢？答案依然是，还差得远。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即便患者事无巨细地回忆了他的童年经历，对于他的冲突的解决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顶多只是让他对自己更好一些，对自己更包容一些。
可是，患者一开始的冲突确实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他和别人，以及他和自己的关系的改变。因此，虽然对早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改变的儿童人格有全面的认知，依然不会直接帮助到临床分析，却有助于我们研究神经症冲突的形成条件（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哪些环境因素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就相当于可以有效地预防子女患上神经症。——原注）。有关冲突的形成过程，我在本书前面的几个章节里进行了描绘，在其他已经出版的书里也介绍过。总的来说，情况如下：患者童年时期也许处于一种极度不安、没有信心、没有自由，甚至没有自发性的环境中，他明显察觉到自己的精神核心受到了挑战，所以进入孤立无援的不安状态，接下来，他跟别人的交往形式，是建立在强烈的需要和对利害关系的判断的基础上，而不是来源于他人的真实意愿和真实情感。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相不相信，都不是代表的他的真实意愿，他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而且在应对别人时，他使用的是对自己伤害最小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我们可以归纳为：拥有普遍的自豪感；被绝望所包围；他用不安而仇视的姿态对待他人——一开始是谨慎，到后来发展成为刻骨的仇恨；远离他人，远离自我。
假如神经症患者一直保持着这些状态，就不可能消除冲突倾向。而且他的神经症还会愈演愈烈，他们的内心需求也会更加旺盛。他和他人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还会在这种虚伪的解决方法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冲突，想要真正化解这种冲突就难上加难了。
所以，分析治疗的第一要务就是改变这些状态。我们一定要帮助患者把自我找回来，让他发现自己的真实意愿和情感，并且以此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把他和他人的关系匡扶起来。虽然做到这一点有很大的难度，可是假如我们创造了这一奇迹，他的冲突就会被化解掉。奇迹不可能自己掉下来，我们只有按照可以达到它的步骤一条条去实施，才有可能看到期望中的改变。
不管哪种神经症，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性格障碍，不管它的表现有多么离奇。心理分析的任务就是分析产生这些神经症的整体性格结构。我们越是了解性格结构甚至个性的不同，就越能准确地设置具体的操作步骤。既然神经症被我们当作患者打造的防御壁垒，是想要应对他的基本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把分析工作分为两步。
第一步，具体分析患者为了化解冲突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还有这些努力如何影响到了他的整个人格。在实施这一步骤时，我们不需要顾及他的这些努力和隐藏的基本冲突之间有什么关联，只需要对他的主要倾向、完美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给他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就够了。也许有人会质疑，不将冲突本身考虑进去，根本谈不上对他所做的这些努力进行理解，更不用说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我想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尽管患者所做的这些努力是为了化解冲突，可是这些努力本身各自都有规律、价值和影响力。
第二步才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一步不仅要帮助患者了解冲突大体上的情况，还要让他们知道冲突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影响，还有这些影响是如何带来的。也就是说，分析师不仅要让患者认识到这些彼此矛盾的倾向是什么样的，还要让他们原谅冲突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在实例中两种矛盾的态度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打个比方，有一位顺从倾向比较明显的患者，但同时，他还有倒错的施虐倾向，而这一倾向又对他的顺从倾向进行了强化。当出现这种局面时，他就应该发现，他之所以比赛失败，不能在工作中表现优秀，都是因为他对顺从的需要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还应该意识到，他如此迫切想要赢，就是因为他被打败他人的欲望所驱使。他还应该清楚，不管有多少理由要求他对自己过度自控，他的这种自控都是和他的同情和对爱的需求相互冲突的。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的这些努力是怎样在两个极端间徘徊的，他是怎么有时对自己太过放纵，有时又对自己太过于自控的。他是怎样在施虐倾向本身的作用下，强化了对施虐倾向外化的需要。他对外化倾向的需要，是怎样冲突于他想要拥有同情的需要。他是怎么刚刚还埋怨别人，马上又原谅了他们的。他是怎么在不应该拥有任何权力和应该拥有所有权力之间举棋不定的。
此外，分析医生还应该向患者清楚解释，他试图做到的退让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属于分析工作的第二步的任务。例如，分析师应该清晰地指出，患者想要让自私和大方完美合并到一起是枉费心机的，还有其他的企图也是如此，像爱的奴役、奉献和掌控等。通过分析，患者还会认识到，他的理想化形象和他的外化行为，只是掩饰住了未化解的冲突，只是暂时把冲突带给他的伤害遏制住了。总的来说，分析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清楚他的神经症是怎么由他的冲突引起的，还有未化解的冲突对他的整个人格产生什么影响。
临床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阻挠分析工作的开展，患者会做出各种防御的姿态，分析工作会遇到各种挫折。对于患者来说，他为了把自身冲突化解掉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包括他的态度和各种倾向，从主观上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而当分析师想要打破他的这些努力时，患者一定会随机应对，设置重重关卡，所以，他也不会把他真正的感悟表达出来。当分析师分析他的冲突时，他整个身心都在证明自己的冲突不是冲突，所以想让他意识到他的某些特定倾向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分析工作要遵照什么样的顺序来进行，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意见具有不错的指导价值。他在心理学分析中运用了医学分析领域的一项高效原则。该原则的重点在于说明，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时，下面两点至关重要：分析师无论做出什么解释，都应该有益于患者，而且无害于患者。也就是说，分析师在开展分析工作时，一定要时刻给自己敲响警钟，要注意这样两点：现在让患者明白真相，他受得了吗？我的解释对他是否有好处，能不能帮助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对于患者的承受限度如何判断，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而对于怎么帮助他们进行建设性的思考，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向患者进行解释，选择什么时机是最合适的，因为患者有很大的性格差异，我们仍然没有可靠的依据标准。我们所具备的只有一项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以后，我们才可以安心就他的某些问题和他展开讨论。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试着用一些更常见的方式。
分析师如果只是把他的核心冲突指出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患者依然全力保护着他的那些假的治病良方。他第一步要感受到，自己的那些追求不仅对他没有好处，而且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对患者为了化解冲突所采取的那些方案进行分析，才是分析师分析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冲突本身。分析师应该用最简洁的语言让患者意识到这一点。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说在患者面前，分析师尽可能不要讨论冲突。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运用哪种分析方法，取决于患者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某些患者早早发现自己的冲突，只会觉得害怕。还有一些患者，分析师太早把冲突的真相告诉他们，是无益于他们的，因此也没有必要。我们不能期望患者还在坚守防御时就会对他的冲突产生兴趣，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更何况他还在无意识地把它们当作依靠。
我们在对他的理想化形象进行处理时，也要非常小心。因为篇幅的原因，对于理想化形象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我们不能细致地讨论，可是必须要小心对待它，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感受到的仅有的一个真实的东西。此外，理想化形象也许还是患者得到自尊的仅有的一个因素，而他在这一形象的帮助下，才没有沉浸在自卑中。在打破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以前，一定要让他先得到相应的现实性力量，要不然因此所带来的打击是他无法承受的。
如果在分析过程一开始，就试着对施虐倾向进行修正，是毫无意义的。首先，施虐倾向和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两者有显著的差别。甚至在分析过程的后半段，当患者发现自己的施虐倾向时，依然会觉得害怕和讨厌。当患者的绝望被改善了一部分时，我们才能开始这一步的分析。这是因为，患者无意识地觉得他只能在这种替代性的生活中生活时，他是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和分析师一起对自己的施虐倾向进行研究的。
分析师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可以从患者的特定性格结构出发，给他做出合理的解释。患者觉得情感代表着懦弱，于是格外关注那些可以显示出力量的因素。当他想要表达自己的攻击倾向时，分析师应该先对他的这种想法和这种想法会带来的后果进行分析。即便患者表现出了极为显著的想要和他人亲近的欲望，分析师都不应该急于探讨这方面，至少现在时机未成熟。患者会觉得自己的情感不再安全，而对分析师的这种举动无比排斥，他会尽全力不让分析师把他变成“老好人”。当他确实变强大时，他才能够承受住当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顺从倾向和自卑倾向时产生的压力。在对这种患者进行治疗时，分析医生需要耐心等待，才能谨慎地不提及他的绝望问题。对他而言，绝望代表着顾影自怜，而这是他最瞧不起的东西。此外，承认绝望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没有成功，所以很显然，他不会承认自己身上带有绝望。相反，如果患者占有支配地位的倾向是顺从倾向，分析师就应该先分析他“靠近他人”的表现，之后再去探讨他的主导倾向和报复倾向。再说一种情况，如果分析师遇到的是一个自称是理想化情人或自诩是最睿智的天才的患者，那么，就不要先对他的自卑进行分析，因为肯定会受到挫折，即便只是分析他恐惧被鄙视和恐惧被拒绝，也是徒劳的。
在某些情况下，患者一味地对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进行维护，而且有很严重的外化情况，当二者相结合时，患者就会对自己的瑕疵零容忍。出现这些情况时，分析初期可以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少。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一情况，就应该尽可能不要做出任何像“问题的源头在于患者自身”这样的提醒，即便只是最间接的暗示也不要做，要不然就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分析师就无所作为了，他可以选择性对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像患者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等。
假如分析师想要更准确、更快速地对患者和别人交往时的实际态度有所了解，就应该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力学原理比较了解，有了这样的自豪感，他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时机，首先切入哪个问题。当一位内科医生发现病人有盗汗、哮喘、午后备感疲惫等症状后，先要判断患者是不是得了肺结核。同理，分析师对诊断依据了然于心以后，就可以从最难以觉察到的症状中推断出或者发现患者的整个人格结构图，好全力去除病灶。
举例来说，某位患者在和他人发生往来时，表现得太谦卑了，甚至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迎合别人，而在分析时，也表现得非常佩服分析师，这时分析师就需要对他的这些表现进行分析，看看是不是他的真实倾向，而且从这些表现出发，判断患者是不是在向他人靠拢。假如分析师找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线索，他就可以试着以那些更有可能的方面为依据，对患者进行归类了。再例如，假如患者一再陈述他觉得羞辱的经历，而且担心分析师也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他，分析师就应该马上想到，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帮助患者减轻对羞辱的恐惧。分析师可以分析此刻患者最明显的恐惧，对患者解释恐惧的根源。例如，假如这时候患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了，分析师就可以把患者的恐惧和他理想化形象的庇护结合到一起。再例如，假如患者在接受分析时表现得无动于衷，而且坚持“宿命观”，分析师就应该明白，他必须尽可能帮助患者摆脱绝望。可是假如在分析一开始，分析师就不能急匆匆地提及患者的绝望，他最多可以对患者说，他正在让自己越来越糟糕。等时机成熟了，分析师才可能详细对患者解释，他应该对自己的绝望抱以充分的理解，而且它是一个绕不开的终极问题，他的绝望并不是从事实的无望状态来的。假如在分析后期发现了患者的绝望，分析师就应该联系到相应的原因，例如他因为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条件而陷入绝望，抑或因为找不到解决冲突的办法而陷入绝望。
上面所提出的这些方法，让分析师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分析师可以以它们为参考，把自己的专业直觉发挥出来，去感受患者真实的内心图像是什么样的。直觉是分析师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一样工具，分析师可以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从专业直觉出发，对患者进行归类，并不意味着分析工作是一门“艺术”，也不意味着仅凭常识就够了。分析师应该采用更科学的办法，更准确地进行治疗，而这些自然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对患者的神经症结构有所了解。
不同的患者具有不同的神经症性格结构，分析师难免会出现错误，因为他们也是在黑暗中慢慢探索。可是这里所说的错误，并不是指那些原则性的重大错误，像患者并不具备那种动机，可分析师声称他就是有。再例如，有意说一些患者无法认可的解释，而不是在对神经症的根本驱力有所了解以后才做出的解释。我们可以把那些重大的原则性错误规避掉，可是却无法规避一个错误，那就是解释太早。我们想要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对分析方案进行调整，就需要我们先对患者的反应进行仔细观察，才能进行解释。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我的同行们都把目光过多地聚焦在对于某种解释，患者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是接受还是拒绝，也就是说，他们过多地关注患者的拒绝，而没有去思考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应。对于分析工作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哀。当分析师把患者身上的某个问题指出来时，分析者依据什么来对患者的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答案是对患者的反应进行观察，弄清楚这种反应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们可以用具体的案例来对这种情况进行说明。
某位患者意识到，当自己和他人交往时，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要求，即便是最合理的要求，他都会很生气，觉得自己受到了对方的强迫，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可以对对方随意提要求。假如有人指责他，即便这个指责非常合乎情理，他也觉得对方是有意让他难堪，可是他指责对方时，却往往不会给对方留面子。这代表着他让自己拥有了太多的特权，而对方却连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他逐渐意识到，对于友情和爱情来说，这种态度都是致命的，就像一个隐藏在暗处的杀手，所以在接受分析师的治疗时，他会非常积极地配合。可是，当他意识到这种态度所带来的后果时，他隐约有点抑郁和焦灼，而且也不发表观点。在日常生活中，在和人打交道时，他也会有这种逃避倾向，和他当初一心想要得到某个女生的喜欢形成强烈的反差。他在思想上认可应该和他人和谐共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让他没办法和他人和谐共处的，就是他的这种逃避倾向。他所表现出来的抑郁，事实上是因为发现自己正处于无法融合的两难处境，在找寻解决方式时，逃避也是一种正常反应。可是逃避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当他发现这一点，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改变态度，才会解决问题时，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在和他人打交道时他无法和他人和谐共处。接下来，通过和他人的相处，他发现，在他的情感思维中只有这样两种情况的存在：不是把所有权力都揽在自己身上，就是所有权力都在对方手上。他不否认，他担心如果被他人掌控了权力，那么自己就必须听命于他人，就不能随自己的心意做事了。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就极易诱发他的顺从倾向和自卑倾向。分析师之前就发现了这些倾向，可是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程度有多么强烈，以及代表着什么。患者的这种顺从倾向和依附倾向要归咎于多个方面，他为了自我保护，于是赋予了自己很多特权。对于患者来说，这种防御方案不可或缺，导致让他放弃顺从倾向，就相当于让他丢掉整个人格，这时他最急切的内在需求就是顺从。分析师必须先分析他的顺从倾向，之后才可以思考把他的专权态度消除。
假如要把某个问题完全解决，仅仅用一种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在本书的所有章节里，这一点都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患者的每种态度，也许都有多种原因，而这些原因，还有分别带来的影响力都会推动神经症的发展。例如，一开始只想和平共处，容忍一切，演变到后来也许就发展成为病态需求情感了。因此要先把上面的两种态度解决掉，才能对他的这一需求进行处理。
我们必须先分析患者的这两种态度，才能对他的理想化形象进行分析。站在一个崭新的角度看问题，也许就会看到，患者觉得和他人和平共处是一种圣人才会拥有的品德。而起初在分析他的疏离倾向时，我们也许又会发现，他的这种态度还有防止和他人发生纷争的需要。之后，当我们察觉到患者过度控制自己的施虐冲动以及他害怕他人时，就可以发现他的这种隐忍态度的强迫性有多么显著。其他案例中患者对强迫的敏锐反应，也许一开始被认为是来源于患者为了得到安全感的疏离需求，之后也许会联想到是来自于患者渴望权力的反应，最后还可以联想到是来自于他内心的隐忍，或者其他倾向的外化。
在分析过程中，所有神经症态度或冲突，在理解时都要联系患者的整个人格。这就是被我们叫作深入研讨的方法。这种方法分这样几步：使患者发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都有哪些外在的或隐匿的表现，帮助他了解它们的本质是带有强迫性的，让他可以意识到那种倾向或冲突所具备的主观价值，还有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当患者发现某一种神经症的特别表现时，经常会问“它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正视它。他期待只要把问题产生的源头找到，就可以把问题彻底解决掉。他的这种期待也许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分析医生必须让他回到现实，不让他逃到过去，而要让他对那种特别表现有深刻的了解，包括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他是如何对待它的，还有他都用了哪些方法来把它掩饰住。例如，假如患者已经看到了自身对顺从的害怕，他必须清楚地看到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他会生气、害怕、绝望于自己的自卑。他必须意识到，为了把自己所有的顺从表现以及和它有关的那些倾向消除掉，他在生活中无意识地让自己处于压抑的状态中。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才对外显现出那些看上去有着天壤之别的态度。他的状态是麻木的，不仅感受不到他人的期望、情感和反应，也没有兴趣去注意他人。他已经把自己对他人的好感都埋藏起来了，也把自己想要得到他人的青睐的欲望埋藏起来了。他不在乎别人的好感，别人提出的请求，他会不假思索地直接拒绝。在个人关系上，他觉得他有权力要求别人任何事，再严苛都是合理的，即便前后相矛盾，别人也应该按照他的要求来，而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觉得是荒谬的。抑或，假如我们关注到了患者的全能感，那么，只是让患者发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差得太远。他必须看到，他整天都在给自己制定无法实现的艰难任务。例如，他觉得他有能力快速把一篇高深的论文写出来，他期待自己虽然很累，也可以思路敏捷，一蹴而就。在分析过程中，他只要看一眼这个问题，就觉得可以把它解决掉。
此外，患者还必须了解，他是迫不得已地被强迫着行动，被特定的倾向所限制，虽然这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或利益，甚至需要的态度是完全反过来的。他必须了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强迫性都会肆无忌惮地出来肆虐。例如，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他都会要求严苛，专挑对方的不是。假如别人对他很友善，他就会怀疑别人是不是有愧于他才这么做。假如别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会觉得对方就像一位独裁者。假如对方妥协，那就说明他不够勇敢。假如对方表示想做他的伴侣，他会觉得那人有点轻浮。假如对方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持否定的态度，他就会觉得对方是个铁公鸡，等等。或者，假如讨论的是患者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被大家所喜欢，别人有没有接受他，那么他就必须了解，他不相信自己的态度，即便有证据表明是不对的，他也依然不相信自己。想要了解某种倾向的强迫性，就必须了解该倾向受到打击以后，患者会有什么反应。例如，如果出现的倾向关系到患者所需求的感情，那么，患者应该看到，在有任何被拒绝或友谊削弱的现象时，他便恐惧地觉得完了，即便那种现象极不明显，即便那位友人没那么重要。
第一步是让患者看到他的问题有多么严重，第二步就是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产生因素有多么重要。这两步都会使得他想要对自己的兴趣进行深入检查。
当我们开始对某种特殊倾向的主观价值进行研究时，患者经常会急切地主动给出提示。他也许会说，他是在无法容忍的情况下才去拒绝那些“强迫”他的东西和轻视强迫者的。假如他不这样做，对方就会把他牢牢掌控住。例如，严苛的父母就会把他的自由给剥夺了。他会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高高在上的态度都有助于克服他的自卑。他的孤单离群或他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给了他很好的保护。患者这种和他人的关系来自于渴求安全，它可以对很多问题进行解释。它展示给我们看，那些态度在过去所做出的贡献，和这种态度是怎么得到支配权的，并有助于我们理解患者的发展经历。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倾向在现阶段在患者身上所发挥的作用，这点非常重要。从治疗的层面来看，这些作用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无论哪一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都不可能只是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就如同某种痼癖一样，只要形成就改不掉了。我们可以相信，所有倾向或冲突都取决于现阶段的性格结构所囊括的需求，而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难题就是现阶段依然在产生作用的因素，而对过去产生某一神经症特别表现的原因进行了解，尽管其价值不可否认，可是并不是最主要的价值。
患者从神经症倾向那里所得到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把某些其他倾向抵消掉，所以，想要弄清楚应该如何对某一具体病例进行处理，第一步就是要对这些价值有完全的了解。例如，假如我们清楚，某位患者不想把他的全能感舍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他以为潜在的可能性就是事实，灿烂明天就是已经获得的成绩，那么，我们就清楚了，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研究当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时，他究竟处于何种程度上。假如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当然会观察到，到底是什么因素才让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而且让他一直担心发生失败。
分析治疗中最关键性的一步，就是让患者清楚，他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事实上坏处比好处多。也就是说，他的神经症倾向和冲突只会让他更无力。事实上这种启发性的工作，在前面的步骤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可是，让患者详细而完整看清楚他的病症才是核心所在，因为只有这时，患者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要改变。可是，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患者都强制性想要保持现状。因此，想让改变奏效，我们需要一种够大的刺激，足以和这一阻力相抗衡，并打倒它。可是这种刺激只有当患者渴望内心自由、幸福和进步时才能给予。他想要了解，正是因为他的种种神经症表现，才对这些渴望的实现造成了阻碍。假如他有自我贬低的倾向，他就一定要看到，他的自尊心被这一倾向抹杀了，甚至觉得绝望。它让他觉得自己被他人拒绝，而强制性地容忍他人虐待自己，而且又使他产生了报复欲望。它使他的热诚和工作能力都出现了障碍，为了不让自己讨厌自己，他被迫展现出了一系列像狂妄、自我疏离的防御性态度，而他的神经症也由此严重多了。
如果在分析过程中，患者表现出某一种极为明显的冲突时，分析医生就必须帮助他意识到它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例如，患者所表现出的冲突是自我鄙视倾向和对成功的欲求之间的冲突，分析师就应该明白，这是施虐倾向的倒错一直都存在的极度抑郁的后果。患者一定要看到，他只要表现出谦卑，就会觉得自己很卑劣，而且忌恨他讨好的人；另一方面，他只要打击了别人，他就会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中，而且担心别人会对他实施报复。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便患者已经发现了各种神经症态度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可是他依然没有主动去克服这些态度的表现。他的问题好像被忘记了、消失了。他不是去正面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以某种灵活的方式把它放到一边，如此一来，他的病情就还是老样子。实际上，他的这种逃避态度，不止别人发现了，他自己也发现了，而且他也很清楚这种态度的危害性。可是，假如分析师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够积极的反应，就极易把患者的这种逃避态度给忽略了。患者会把话题引开，把分析师带到其他的话题上，之后再陷入另一个相似的死胡同。分析师也许要过很久才会发现，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对于患者的进步却是无益的。
假如分析师发现患者有时会产生这种反应，他就应该开始思考：既然患者的这种态度已经给他带来了那么多危害，为什么他还是不想改变呢？他受到了什么因素的阻挠？一般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分析师只能各个击破，一步步来解决。患者也许还处在绝望中难以自拔，觉得自己不可能改变了。他想打败分析师，让他颜面无存，这种欲望甚至比他对自己的兴趣还要高。他依然带有明显的外化倾向，因此就算他了解到了这些危害，却不认为要归咎于自己。他的全能感仍然非常强烈，因此，尽管很清楚这种态度一直持续下去，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害，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可以避免这种危害。他的理想化形象依然没有放过他，让他不能接受自己有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他觉得，只要自己发现了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将之化解。当他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时，他就会对自己很生气。分析师必须对这些可能性的因素有所了解，因为有些因素阻碍了患者想要改变的欲望。假如分析师对这些因素不看重，那他就和休斯顿·彼得森所说的“心理学痴迷者”一样了。我们不能用心理学限制了自己，而忘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当患者出现这种反应时，分析师帮助他接纳自我，会对治疗很有帮助。即便冲突依然存在，也可以让患者长出一口气，这时候患者才会生发出想要彻底远离像绳索一样捆绑着自己的冲突的欲望。这种局面会非常有利于接下来的分析工作，还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蜕变成蝶的希望。
以上内容并不是一篇有关技术分析的论文。对于分析过程中会让问题激化的因素，还有有利于治疗的因素，我并不期望通过这短短篇幅就可以全部讲完。患者把其防御性和攻击性带到和分析师的关系中，会给分析带来的好处或坏处分别是什么，当然值得分析，可是我不准备在这里进行详细论述。我所说的步骤，所包括的基本过程都是所有新倾向或新冲突一定会经历的，可是因为即便分析师发现了患者有这种问题，而患者本人并没有察觉到，因此在现实操作中，我们不可能根据已有的分析顺序一步步来。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例子中，也就是那位自觉自己有权力的患者，我们在对他进行分析时发现，一个问题还正在分析中，马上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分析的第一步。事实上，顺序的重要性可以忽略，重点在于最后每个步骤都完成了。
患者的问题五花八门，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症状。患者发现自己正在生气，而且认识到是因为什么生气时，他也许会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恐慌。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时，他的抑郁症也许会好转。无论有没有帮助患者把特定问题解决掉，只要做好了分析工作，都会有助于患者往好的方向改变对他人和自己的态度。假如我们要同时把好几个问题解决掉，就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类似地影响到了患者的人格，像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反复强调性欲、对主导非常敏锐等。不管我们分析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都会减轻患者的恐惧、绝望、敌视、疏离他人的症状、疏离自己的症状。我们可以举几个病例，思索一下患者是如何减轻自我疏离倾向的。一位反复强调性欲的患者，只有在性体验和性幻想的帮助下，才能取得存在感，他觉得自己仅有的一个可以依赖的长处就是性吸引力，他自我察觉到的成功和失败，都被限制在性的领域内。想让患者感兴趣于生活的其他方面，第一步就是要让他发现他现在所处的状况，要不然他不可能找到自我。有一位自诩自己非常优秀的人，他所了解到的“现实”，事实上都是他的想象，他看不到自己的实际能力，也看不到自己做不到的地方。分析师要帮助他发现，他把自己潜在的能力视为已经获得的成绩，当他放弃这样做时，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真正情感，也可以接纳本真的自己。另一位患者过分敏感与强迫，他一直觉得自己被他人所主导和强迫，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意愿和信念。通过分析，他慢慢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追求什么，而且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到真正的追求上。
不管被抑制住的敌视情绪来自于哪里，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分析，它们会一一显现出来，患者好像开始变得焦躁，可是因为清除了某一种神经症态度以后，他的这些敌视情绪都会好转。这是因为，当患者可以直视自己的问题，而且深知自己可以摆脱它们的伤害时，他就会发现自己的怒火、依赖和严苛越来越少，其敌视情绪也会好转。
敌视情绪之所以好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绝望的减轻。只要内心力量足够强，就不会老感觉别人会威胁到自己。一个人的内心力量越来越强，可以归咎于多个因素。例如，之前，他的精力总是放在别人身上，而现在他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于是他变得乐观、主动，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之前用来压抑自己的心力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之前自卑、害怕、绝望和压抑像几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快要窒息，而如今这些负面因素对他产生的影响力日趋下降，所以他可以释放出的潜能也越来越多。之前他一味顺从、一味对他人抱有敌意，或无所顾忌地发泄施虐冲动，而现在理智的容忍让他愈发坚强。
当患者的盔甲被剥离时，他肯定会觉得焦灼，可是这只是短时间的，因为接下来的分析可以缓解他的恐惧，所以这种新出现的焦灼早晚会被清除掉。
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到患者和自己以及他人的关系上。患者不会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也不再冲动地抵抗、主导和回避他人，他会具有更强大的内心，不会再认为别人会对他造成威胁，而认为自己可以和他们和谐共处。随着外化的减少，他的自卑感也会有所缓解。于是，他和自己相处得越来越好。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发现的这些变化，说明上面这些因素也是早期冲突爆发的原因。那些具有强迫性的倾向，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会逐渐上升，而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则会逐渐下降。患者发现，如果持续保持之前应对孤独、害怕、绝望、敌视的态度，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他会试着转变自己的态度。这是很明显的，假如一个人自信可以和那些仇视他、他不讨厌的人处于同一层次时，他当然不愿意压抑自己或舍弃自己的权益。假如一个人有足够大的内心力量，安全感十足，哪怕和别人在一起工作或生活也不用担心自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就对权力和名声没有要求了。假如一个人会爱，相信在面对竞争时，自己有能力应对，那他当然也不会离别人远远的。
当然，这些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患者越是陷入冲突中，越难以解决困难。人们想要找到分析疗法的近道，以便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这点我表示理解。我们希望分析工作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帮助，让他们摆脱困境，即便只起到了一点作用都是有价值的。可是，有轻度神经症患者，也有重度神经症患者，在进行分析治疗时当然也分轻重缓急，轻度神经症患者恢复起来需要的时间肯定相对短一些，而要想缩短对重度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时间，就必须对神经症性格结构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在寻找解释这一环节中多节约一点时间。尽管一些短期精神疗法受到大众的青睐，可是我却并不看好。这些短期疗法基本上都不够理性，对于神经症中起到作用的那些力量到底有多大，运用它们的人都不太了解。
可幸运的是，对内心冲突的化解并不是只有分析治疗这一种方法。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分析师”，不管是谁，借助丰富的生活经历，都可以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完善。例如，把某位伟人当作自己的楷模，和有着共同志趣的人交往，这样就可以让患者觉得不需要主导或逃离对方。再例如，神经症患者经历了一次恶劣事件后，他有机会和他人亲近，这样的机会让患者摆脱了自我疏离的状态。假如神经症患者可以对自己的神经症行为所带来的恶劣后果进行反思，或者对它们反复出现的原因进行思考，他的恐惧心理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可惜的是，生活这位“分析师”是没有情感的，不会顾及我们的主观意志，不会专门给某人设置一种困境、一次宗教体会或一份友谊来对他的特殊需求进行满足。生活中的某次事件，也许一方面给神经症患者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对另一位患者造成了伤害。更可惜的是，神经症患者很难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反思，更不用说从中接受教训了。如果患者可以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教训，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在生活中使用这些体会，我们的分析治疗任务也可以停止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次界定一下“分析疗法有哪些目标”这个问题了。对于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已经了然于心了，而且，我们还知道，它们并不是无法清除的。这些目标用医学专有名词是界定不了的，虽然医学领域正在研究治疗很多神经症方面的疾病，可是，某些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事实上是对人格上的冲突进行反映，因此我觉得对分析疗法的目标进行界定，在人格范畴内最好。
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治疗工作的任务就又多了一些。我们要给患者信心，让他乐观地面对生活，培养他自己对自己负责和决策的能力，让他敢于承担后果，敢于承担责任。此外，还要给他信心，让他愿意为了他人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了解这些义务有什么意义。像对自己的父母、子女、朋友、同事、下属的义务，对小到社区大到国家的义务。
另一个治疗目标和上一目标息息相关，那就是患者拥有独立的内心。这代表着他不仅不会一味顺从，也不会鄙视他人的思想和理念。还代表着患者要树立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也代表着和别人打交道时，要给予对方的个性和权利以足够的尊重，在人格上平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精神。
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归纳为“唤醒内在感情源泉”，也就是重新激起真实情感，重新拥有生机和活力。像喜欢、讨厌、高兴、难过、希望、恐惧等都属于这类情感。这一目标的目的是，让患者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也可以掌控它们。我们这里一定得对爱和亲近的能力进行重点说明，因为它们不是一般的重要。要知道，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他人不是爱，虐待式的掌控也不是爱，爱是什么？麦克马雷说：“一段关系，就意味着一种目的。我们在这段关系中紧紧依偎，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想要和他人分享经历。我们在对方面前袒露自己，彼此理解和宽容，在共同的生活中分享各自的快乐，对彼此的愿望进行满足。”
用一个更全面的概念来对治疗目标进行归纳就是：完成内在的完整。意思就是：所有感情都是真实情感，放下所有的防备，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和感情中。想要离这个目标更近，第一要务就是把冲突解决掉。
我提出的这些目标都可以在现实中运用，可以有效治疗神经症，并不是因为它们和各个时代的智者的理想相符而随意提出来的。它们展现的是精神健康，因此才会相符。它们是借助神经症的病理原因科学引导出来的，因此我才会提出来。
我们有临床经验这一依据，而且笃定人格是能够变好的，因此才有勇气提出如此高的目标。所有人，只要你还活着，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甚至是完完全全地改变，这种可塑性并不是只有孩子才具备。精神分析疗法让我们拥有了一条可以完全对自己进行改变的道路。我们越是了解神经症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越是有可能进行这种改变。
我们要朝这些目标努力，我们的治疗任务和生活的方向就是这些目标。不管是患者还是分析师，要想完全实现这些目标，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理想化形象来取代一个旧的理想化形象，因此，我们必须真正理解这些理想所蕴含的意思。我们还要保持理性，不能觉得自己可以让患者变得完美。我们可以做的，只是帮助患者拥有更广阔的自由，鼓励他为自己的真实理想而努力。也就是说，在患者变得更加理智、得到更好的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只给他创造了一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