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外国名人故事荟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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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乔治·克利孟梭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太子斐迪南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西波刺死,酝酿多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此为导火索而爆发。

8月2日,德国向法兰西宣战,德军按照施里芬——毛奇计划,穿过比利时,大规模入侵法国。8月底,德国军队攻到了马恩河,离巴黎仅100余公里。法国政府内外一片混乱,9月2日迁往南方城市波尔多。

时任国会议员的乔治·克利孟梭气得胡子上翘,他在议会中大喊大叫,要求法国以复仇的精神打败德国,为普法战争的失败雪耻。

然而,自马恩河战役后,德法战场形成僵局。虽然法国赢得了凡尔登会战的胜利,但由于损失太大,根本无力转入反攻。1916年结束时,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克利孟梭再也忍不住了,他在自己办的报纸《囹圄人》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法国总统彭加勒。1916年5月,尼维尔指挥法军在苏瓦松和兰斯一线出击,五天内损兵折将十万人,战局却毫无进展。5月15日,尼维尔被解职,白里安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由里博继任总理。

在这种形势下,谁能使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使“民族的活力”重新振奋起来呢?彭加勒清楚地知道,这人只有一个,他就是克利孟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彭加勒的“爱国主义”终于战胜了他对克利际梭的个人恩怨,他请克利孟梭出面组阁,克利孟梭又重新踏上宦途。

1917年底,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派兵在法国登陆,支援精疲力尽的英法军队对德作战,战局出现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然而,“一山容不下二虎”,克利孟梭与贝当将军的矛盾又暴露出来。粗暴,这是克利孟梭与贝当的共同性格,但贝当粗暴得近乎冷酷,而克利孟梭的粗暴则近乎狂热。克利孟梭常常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陆军总司令不向他详细及时地汇报战况,而越是在这种场合,贝当越是一言不发……针锋相对的矛盾使得克利孟梭不得不请出老将福煦元帅,由他担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历经四年血腥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消息传到巴黎,77岁的克利孟梭老泪纵横地喊道;“我总算等到了这个复仇的日子!”由于1917年国力重振,法国人把胜利归功于克利孟梭。法国议会一致通过法令,指出:“乔治·克利孟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的确,克利孟梭主阁后很快使法兰西重振了民族活力,扭转了战局,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经历战争之后保留了军人应当受文官领导的共和传统,不让赢得胜利的元帅和将军们任意行动。12月1日,克利孟梭来到了战后的英国首都。

就在克利孟梭刚刚到达伦敦之时,12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决定亲自率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他是自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总统。

1919年1月18日,27个国家的1000余名代表来到了巴黎的凡尔赛宫。

“三巨头”的协商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这种做法不但引起其他国家和记者们的惊讶和不满,就连巴黎和会的主持人彭加勒也对于这种把他“挂起来”的做法十分恼火。但是,克利孟梭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得到了秘密处理和平条款事宜的权利。

“三人会议”上,劳合·乔治最关心的是殖民地问题,威尔逊则言必称应当以“和平公正原则”解决一切事务,要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盟约问题。而对于克利孟梭来说,法国的首要利益是法德边界和赔偿问题。他们数次开会,总没个结果。

三月的一天,“三巨头”又聚在一起继续谈论他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

克利孟梭毕竟是三人中的长者,“姜还是老的辣”。他看准了威尔逊想当世界领袖,就决定先让他一步,待他转移了注意力之后,再对付劳合·乔治就容易多了。

更何况他又成功地在《凡尔赛条约》第429条中规定:“法国可以在必要时推迟或重新占领该地区。”究竟谁该更高兴,只有上帝才晓得!

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无疑是克利孟梭的杰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法国人的普遍赞赏。右派报纸攻击他只会跟着威尔逊屁股后面转;福煦称他的妥协是背叛、是投降;彭加勒骂他是“被国家敬之为神的疯子……”

和约签字的一个多月前,克利孟梭再一次下令向5月1日的游行队伍开枪,这使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刚毅性格完全为粗暴残忍的独裁者形象所代替。1919年底,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总统竞选,想一举打败彭加勒并取而代之,没想到遭到惨败。于是,他从1920年起退出政坛,离开了巴黎,返回了他离别了数十年的旺代省。

从1920至1929年,这段时间内,克利孟梭几乎被人遗忘了。他除了每日整理花园、看报、写回忆录之外,偶尔也外出旅游、打猎,并在回来后写些散记。

1929年11月24日,克利孟梭在孤独中死于旺代省故居,终年88岁。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葬在我父亲贝雅曼·克利孟梭的墓地旁边。我的遗体应当直接从太平间送到墓地,不进任何教堂,不搞任何有仪式的葬礼。我的坟墓应与我父亲的一样,不立墓碑,只安一圈铁栅栏即可。”

克利孟梭被人遗忘了,在他死后的十年间,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在公众场合提起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