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嫂子，你没早没黑地干、挣几个钱挺不容易的，要是检查团的人来了，真罚你的款，你还能打场官司不成？检查团不会天天来，饭可得天天吃的。”
老太太一听说“还是老姜辣，我走，我走。”道理都一样，为什么效果不同呢？
关键二者的说话方式不同，小王说话简单，以公事压人往往令人产生逆反心理；而老师傅的话却是几分利害，几分情理在一块，淡化了老太太的逆反心理，达到了劝人的目的。
常言说：“有理不在声高”，论辩中不要给人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感觉，否则会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使他不愿放弃错误而与人强词夺理，同时要把道理讲深，讲透，不能口号似的重复几句理由，而不作一些必要的交待。清朝名将年羹尧，某次出师不利，溃败途中碰到一位穷秀才，举刀砍杀时怒问道：你说，我是杀你，还是不杀。”
书生坦然答道：“杀我，不失将之威。”“不杀，不失将军之德。”
年羹尧听之，不但未杀，还叫部下送些银两给书生作盘缠。书生死里逃生的诀窍在于他牢牢把握了年羹尧的挫折心理，让他无论是“杀”“不杀”都保住了“威”与“德”，使他的心理获得了平衡。
十三、反话正说，引申归谬
1.装糊涂难倒夫差
听说晏婴要出使吴国，吴王夫差便对大臣们说：“都说晏子虽然身材矮小，却十分善辩，我想试试他的舌头到底有多快。”
晏子到了吴国，要拜见夫差，等了好久才有吴王的侍卫过来不冷不热地喊道：“天子接见——”
晏子心里一震，怎么，吴国和齐国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只有周君才能称天子，吴王怎敢冒称大号，他是天子，我齐国岂不成了他的属国？这是对周朝的不尊和对齐国的侮辱。想定了，晏子像没听见一样，坐着动也没动。
侍卫瞪了他一眼，又扯开嗓门高喊：“天子接见！”
还是“天子”，晏子坐得更稳了。
侍卫见晏子旁若无人，只好走到跟前，施个礼说：“天子接见您。”
晏子仰脸四处看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晏子怎么糊涂得这样，你看，今天我受齐国国君派遣，到吴国去商量国事，怎么连方向都弄混了，竟然走到周天子的大殿里来了，抱歉，抱歉！”
这是一种以“自杀”杀人的辞令，侍卫当然对付不了，他正在思考怎么办，晏子又主动问起来了：“卫土，我要找吴王，请问该怎么走啊？”
侍卫好像有了下台的台阶，赶紧说：“您等等，我去去就来。”
吴王听了侍卫的报告，知道晏子不好惹，只好传话：“夫差请见。”
晏子这才气宇轩昂地进宫去见吴王。
2.罗西尼巧言评曲子
罗西尼是19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自命不凡的作曲家，带着自己新谱的一首曲子请罗西尼评价。当这个作曲家洋洋自得地弹奏他的曲子时，只见罗西尼频频脱帽。演奏完后，作曲家奇怪地问：“是屋子太热了，还是曲子里有一些叫您起敬的地方？”罗西尼回答道：“不，我见到熟人，有脱帽致意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的老相识，我不能对他们失礼呀！”这个作曲家一听，知道自己从别人的曲子里七拼八凑的这个东西被罗西尼识破了，先前的高傲劲一下子飞得无影无踪了。
3.使你生意“翻一倍”
一顾客在一家酒店喝酒。当他喝完第二杯啤酒之后，转身问老板：“你们这儿一星期能卖掉多少桶啤酒？”
“35桶。”老板不无得意地说。“那么，我倒想出了一个能使每星期卖掉70桶的办法。”顾客说。
老板既高兴又惊讶地问：“什么办法？”
“这很简单，”顾客不无嘲讽地说：“你只要每次将每个杯子都装满啤酒就行了。”顾客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先抛出诱饵，引老板上钩，然后讥讽地指出他以少充多，坑害顾客的恶劣行为，并含蓄地要求他予以改正。这比大吵一顿效果要好百倍。
4.冯玉祥以谬制谬
爱国将领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有两个外国人私自到终南山打猎，打死了两头珍贵的野牛，还狡辩说：“我们这次到陕西，贵国的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不是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吗？可见我们行猎已得到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是私自行猎呢？”冯将军马上反问：
“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吗？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难道你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随意杀人吗？”两名外国人在终南山打死了珍贵的野牛，追究其罪责时还狡辩：贵国外交部准许携带猎枪，就是准许行猎，所以不是私自行猎。冯玉祥将军根据对方的论证，提出一个相似的事例进行类比，以此揭露其论题的荒谬性：准许携带手枪，不就可以随意杀人了！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以此反推，不是私自行猎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两个外国人对此哑口无言。
5.统一说法的严重后果
1938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在著名将领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为了坚定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身为国民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立即组织人员，编写了一本《抗日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号召全国军民向李宗仁及其所属部队的官兵学习，积极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就在小册子即将散发的时候，以国民军政治部部长陈诚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顽固派反对散发这本小册子。陈诚百般刁难，说什么文中有许多用语的提法不妥贴，并强行要求将文中的“人民”一律改用“国民”，“祖国”一律改用“国家”，“岗位”一律改用“职分”，还规定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针对陈诚的禁令，郭沫若想，小册子一定要发下去，只有这样才能鼓舞人民群众和将士们的爱国热情及抗日的信心。但怎样才能突破陈诚的禁令呢？郭沫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陈诚一向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和“信徒”，抓住这一点，陈诚就不攻自破。
郭沫若找到陈诚，严肃庄重地指出：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中，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成“国民”与“国家”？陈诚听后张口结舌，只得收回禁令。小册子顺利下发。陈诚以后再不敢随意对三厅的宣传材料中有关用词进行指责了。陈诚的主张和要求十分荒谬，但“有权就有理”，要想反驳就必须抓其弱点，在对方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让其收回成命。于是，郭沫若根据对方“‘人民’一律改成‘国民’，‘祖国’一律改成‘国家”’的论点，提出了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事实：查中山先生生前的文字中，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成“国民”与“国家”？此言一出，改动字样要求的荒谬性立现。因为陈诚一向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和“信徒”，岂有不尊敬与崇拜之理？于是，陈诚只能张口结舌，只得收回禁令。
6.妻子反驳丈夫的理由
在1988年5月24日的《新民晚报》上登有一桩夫妻不和的故事：丈夫埋怨妻子抛头露面，团日活动还乘兴在海滨公园穿着泳装照了张集体像。“荒唐，还合影呢？尽管都是站着的，但总是在一个平面上呀，假如各自后仰九十度，或者大地像床褥那样可以往上转折九十度，将是何种景象？……”妻子气急了，大哭出门，后经人启发也推出一条妙理：
“你不也是天天要挤公共汽车吗？挤车时推推搡搡，人与人贴得可紧啦，在高峰时耳鬓厮磨也是常有的事，比日光浴并排站岂不是更加热乎？照你的逻辑推理岂不更加荒唐。”
丈夫没想到还能被顶回来，顿时闹个大红脸——没了脾气。
丈夫的论题是：妻子与其他人穿泳装站着，如果后仰或前折90度，将是何种景象？这是委婉地反对，但即使这样也让妻子受不了，因为有损人的尊严。对这种歪理，妻子的反驳非常绝妙。她根据对方的论证，提出一个相似的情形予以类比：挤车时人贴人，如果后仰或前折90度，那还了得？岂不更加荒唐！把丈夫的歪理给顶了回去，为夫妻间的争吵划了一个既有力又幽默的休止符，温和地结束这种无聊而又伤人情感的争辩。
7.“无须之辈不是人才”
1589年，西班牙君王菲力普二世派了一名年轻的陆军统帅去向罗马教皇希格斯特五世祝贺即位登基。教皇一见，十分不满：
“难道贵国人才不济，为何派一个无须之辈充当使臣？”
年轻的西班牙使臣说：“倘若我王懂得，德才如何是在于胡子长短，那就可以派一只山羊来恭听高论了。”教皇的观点是无须之辈不是人才，不能充当使臣。年轻的西班牙使臣以此论顺推引申出“如果说德、才在乎胡子的长短，那么有须的山羊便可以来恭听高论”的荒谬结论。由此再利用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的否定式反推，教皇观点的荒谬性就暴露无遗：人才怎么能以胡子的长短来衡量呢？
8.你们身上一定有牛的血统
加拿大前外交官切斯特·朗宁1893年生于我国湖北襄阳。其父母为美籍传教士。朗宁出生后喝的是中国奶妈的乳汁。他30岁时参加议员竞选，受到反对派攻击。他们说，你喝中国人奶长大，身上一定有中国人的血统，因而不能参加竞选。朗宁反驳说：“你们中有没有人喝过加拿大牛奶呢？你们身上不是也有着加拿大牛的血统了吗？当然，你们可能既喝过加拿大的人奶，又难免喝过一些加拿大的牛奶，你们岂不都成了人牛血统的‘混血儿’了？也许你们长大了，不仅靠‘喝’，自然还得‘吃’，吃鸡脯，吃牛排，吃羊腿……这样一来，你们的血统一定是很难认定了。”西方竞选时遭受攻击，尤其是人身攻击，这在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已有较为集中、强烈的反映。切斯特·朗宁也深受其害。反对派称他身上有中国人的血统，其推理过程是：吃过什么奶就是什么血统，朗宁吃过中国奶妈的奶，所以就有中国人的血统。这完全是人身攻击！朗宁没有直接予以批驳，而是以对方的大前提作为大前提，推导出一个与其性质相同的分论点作小前提，并顺势得出结论：你们喝过加拿大牛奶，所以你们身上一定有加拿大牛的血统。并且进一步引申归谬，得出“你们的血统一定是很难认定了”的结论，这些结论非常荒谬，使对方十分难堪且理屈词穷，从而甘拜下风。
9.“怎么没把你培养成绅士呢？”
英国诗人乔治·英瑞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很受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尊重。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这在英国当时的社会是很少见的。一次，一个纨绔子弟与他在沙龙相遇，嫉妒异常，欲中伤他，高声问道：
“对不起，请问阁下的父亲是不是木匠？”
“是的。”诗人回答。
“那他为什么没把你培养成木匠？”
乔治微笑着很有礼貌地回答：
“对不起，那阁下的父亲想必是绅士了？”
“是的！”这位贵族子弟傲气十足地回答。
“那他怎么没把你培养成绅士呢？”纨绔子弟的问话中包含着一个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隐含的大前提是：如果父亲是干什么的，儿子也应被培养成干什么的，小前提为“你父亲是木匠”，结论“你也应被培养成木匠”。乔治·英瑞针对对方隐含的大前提，首先假定它是真的，顺势进行推论：如果父亲是干什么的，儿子就应培养成千什么的，那么父亲是绅士，儿子就应当被培养成绅士。但事实上你这个绅士的儿子没有被培养为绅士，所以“父亲干什么，儿子就应当干什么”的观点是不对的。诗人的反问，不仅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而且委婉幽默地讽刺了这个轻薄的贵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