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每天都在路上，算算行程有三千公里。不过也没走出西南，就是重庆和贵州，从山城到山城。这两个地方，都是我曾经住过或去过的，故每一步都踩在了往事上。加上连日阴雨绵绵，就托着腮做了几天忧郁的文人。老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频频回头，不似年轻时只知道往前冲。但毕竟还没老彻底，一路的往事，都只在心里咀嚼，没有絮絮叨叨地说给他人听。
第一站到重庆。
说到重庆，我总会想起一个朋友给我讲的笑话，说的是一个重庆新兵住院，总想引起漂亮女护士的注意，女护士来打针，他就说，我是重庆哩。护士不吭声，重庆兵又说，你不晓得嗖，重庆是大城市哦。护士还是没理他。第二天护士来打针，他情绪不高躺着不动。女护士大喊一声：大城市的哈儿，打针了！（“哈儿”就是傻瓜，重庆话。）原来女护士也是重庆的。用重庆话说，“黑好笑给。”所以我一到重庆就给朋友发信说，我到大城市了！
想当年我到大城市的时候，才十二岁，非常不情愿，因为离开了我最要好的童年伙伴，离开了我度过了七年快乐时光的石家庄。当我跟在父母身后走进“大城市”时，路上遇到一群女人聊天，一个个张嘴就说，老子如何如何。我万分惊讶地告诉娘：妈，那些阿姨说她们是老子哎！接着又听到一个小屁孩儿跟另一个小屁孩儿说：他个龟儿子懂啥子哦！
一个老子，一个龟儿子，让我初识了重庆话的麻辣。可直到离开，我也没能学会这地道的重庆话，只是听着觉得亲切。
我们一行在解放碑附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住下。推开窗户，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高高低低的楼房。在楼房的空隙，有江水流过，不知道是嘉陵江还是长江？后跟人打听，说是长江。重庆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枕着两条江入眠，不当回事。
下雨，一直下雨。潮湿的房子，潮湿的树，还有潮湿的马路，让心潮湿不已。想起三十多年前初来重庆时，也是下雨的天气。父亲去指挥部报到，母亲领着我和姐姐待在招待所等消息。生疏又无聊，我就趴在招待所的窗户上看着外面。我已经忘了那个招待所在重庆什么位置，但我清晰地记得窗外的景色。那是一大片岩石，岩石之上有楼房，楼房之上还有楼房，而我们楼下面也有楼房，我们仿佛住在梯田中的一格。由于潮湿，岩石上布满了青苔，石缝里斜出不少野草，还有蕨类植物。当时是五月，草尖上开着小花，花瓣儿嫩黄。雨水顺着岩石和青苔，滴滴答答往下流，发出单调的声音。
我盯着那片岩石发呆，心里怀念着刚刚离开的石家庄，那是多么大的不同啊。石家庄一马平川，阳光明朗，干燥透气，而这里却如此拥挤、潮湿、阴沉。眼前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就是走出去也只能看到另一些楼房，目光极尽，也不过十米远。我因此很不适应。
我这个生在江南的人，却没来由地喜欢辽阔寒冷的北方，比如河北，比如西藏，比如俄罗斯。我的不适应表现在了生理上，或许就是精神因素躯体化？（这是抗震救灾期间我学到的心理学术语。）从那时起我得了皮肤过敏症，每年要犯两三次，每次长达半个月左右，我被它折磨了很多年，直到离开重庆后才缓解。
即使如此，我也无法轻薄重庆。对重庆我不能用喜欢或不喜欢来表达，因为它滋养了我的青春，是我人生的出发地。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重庆完成的，我当兵的最初三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它是我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到重庆（我说回到，就是把它当成了出发地）我总是心情复杂。曾经写过一篇随笔《从往事门前走过》，就是写回重庆，具体说，是回重庆北碚的心情。我曾在北碚住了五年。
第二天我们去璧山。又是一个我曾经去过的地方。从重庆出发，也就不到一小时车程，当年我去时，可是走了半天，为此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绿色的山洼》，就是以璧山那个环境为原型的。
那时我是长话连的话务兵。根据惯例，我们连每年都要挑些表现好的兵，去璧山走访另一个长途台。一辆大卡车拉上我们这些“好兵”尘土飞扬地前往大山深处。记得快要上车了，带队的连长才对我说，你写个稿子，到那里代表我们连发个言。我一声不响应下了。（搁现在，我肯定会抱怨不已，你怎么才说啊，哪有时间啊？）我上了卡车，站在卡车前面靠驾驶楼的位置，让两边的战友把我夹紧（或曰稳住），我就趴在驾驶楼的顶上迎着呼呼作响的风完成了发言稿，一张脸吹得生痛。到了璧山，我自以为很牛地拿给连长看，连长匆匆看了一下说了两个字“不错”。竟然一点儿没对我怎么完成的稿子表示出一丝好奇或赞叹，他比我更牛。
如今到璧山，我已完全想不起当年此地的模样了，除了一个地名尚存，一切都已被岁月湮没。我们坐着中巴，前面有个越野车带路，下车后有人迎接，敬礼握手，捧上鲜花。貌似荣耀。可是，说得矫情一点儿，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真想回到从前，站在卡车上，顶着呼呼作响的大风，呛着尘土，怀着兴奋，去向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地方……真想披着大氅变成超人，重回过去的时光再疯癫那么一回。
应该说重庆的变化还是很大的，真的像个大城市了。
由于地皮金贵，重庆多是高楼，而且一座座靠得很近，加上地势的特点，错落有致。一眼望去，真可谓高楼林立，难怪有重庆森林之说。由于我们住处就在解放碑附近，每次出去回来，都要拐七拐八左弯右绕的，弄得头晕脑涨，好似晕车。望着窗外黑森森的楼房，我总是会想到“逼仄”这个词。看来我已经不适应重庆了。每每穿行其中，我就在心里为自己作假设，如果再让我回到重庆来生活，我会习惯吗？我能从中找到快乐吗？
不知道。
也许走过的人生驿站，就不能再回头了。即使去了，也不再是原先的那个。驿站变了模样，客人也华发丛生，小乔变老乔。
老乔也得往前走啊。
离开重庆的头天晚上，我们被宴请，地点居然在我三十年前当话务兵的大院里。与此同时，有领导安排另一个聚会，我坚辞不去。无论如何，哪怕是在漆黑的夜里，我也想重回一下那个大院。
汽车进门就开始下坡，七拐八绕的，让人晕头。但我还是很快认出了通向我们连队的那条路，我曾多少次迈着行进的步伐跟着全连战友从那条路走出来，去集会，或者看电影。为了步伐整齐，连长总是让我们唱《大刀进行曲》；我也曾多少次请假上街，一个人从那条路出去再返回，黄挎包里塞着仅有的一件便装。
大院里的树木依旧繁茂，这是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那棵把我摔下来的杨树。连队搞基本建设，全连战士不分男女都做了临时工。我们分队因全是女兵，稍被照顾，安排传送砖头。那天我们从地面往二楼传，就在两棵杨树之间搭了块板子往上递，我刚好站在木板中间。站上去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木板会不会断啊？说时迟那时巧，木板与我的念头同步，“咔喳”一声就断了，我摔下来，一屁股坐在一堆砖头上。还好板子架得不高，加上我坐姿端正，没发生脊椎骨断裂那样的惨剧，只是臀部大片青紫，趴着睡了数日。
因为是集体活动，我不可能要求去我们连队的院子看看，去我上班的机房看看，去我住过的宿舍看看。晚宴期间我做轻描淡写状说，我在这里当过两年多的兵呢。满桌的人没有一个惊讶，连貌似惊讶都没有。后来想想，席间的人，哪个不是走南闯北经历丰富者？在某个地方待过两三年算什么？你就是说你参加过某个战役，人家也最多说一声“是吗”？
离开时，我仍专心地盯着黑乎乎的窗外，这次，我看到了那个大礼堂，似乎还是老样子。不知后来翻修过没有？考上大学离开连队时，我买了一个胶卷儿，跟我们班的战友们一起在大院里拍照留念，其中也在大礼堂的台阶上摆过Pose。那天是重庆难得的晴天。
在三十年后浸淫着秋雨的夜里，我对留下了我三年青春岁月的大院，留下匆匆的一瞥，这匆匆一瞥里，有我真诚的感伤的苍老的酸酸的念想，绵长不绝。
离开重庆我们前往贵阳。
第一次知道贵州，是初中课本上的《黔驴之技》：“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到现在我只记得这个开头了。第二次听到，是因为跟着老爸迁徙，在火车上路过贵州。老爸给我讲了贵州的“三无”：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贵州的朋友抱歉，不是我老爸原创，是老话。）
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在大二。暑假结束我从杭州回成都，贵阳中转。在火车上，遇到一个贵阳大学生，贵阳师院中文系的。那个时候的我不像现在那么贫，基本不说话（大概积压到后来就满出来了）。他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从杭州坐到贵阳，两天两夜，又是硬座，那么漫长的艰辛的路程，需要多少话垫着才能软和一点儿啊。我很感激他愿意和我说话，还讲故事。我记得他给我讲的是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这个小说之前我已经在《外国文艺》上看过了。但我不想扫他的兴（反正也没事），就认真地听他讲，讲到后来我忍不住纠正他讲错的某一处细节，他惊讶地说：你看过啊？我说是的，他有些窘，我安慰他说，听你讲一遍更有意思。得知我到贵阳转车，他自然提出给我做导游陪我玩儿一天，我婉拒。他没再坚持。那个时候男女青年都彬彬有礼，含蓄有加。到贵阳站后，我们互相留了学校地址（而不是手机号、QQ号、电子邮箱）就道别了。
我签好去成都的票一看，还有八个小时才发车。怎么混啊？没有网吧，没有咖啡屋，没有报刊亭，更没有招之即来的朋友。我打听了一下，贵阳最近的风景区是个什么溶洞，我就把行李寄存到车站，自己买了张公共汽车票去那个溶洞。到溶洞后发现游客很少。我也不知道害怕，自己就往溶洞里走。到洞口时有个人喊住了我，是个中年男人，不知是游客还是工作人员。他说同学你是一个人吗？我点头。他说：“我看你还是不要进去为好，里面人很少，黑乎乎的，曲里拐弯的，有点儿吓人。前些日子刚出过事，一个单身女孩儿％￥＃◎……”我一听吓着了，现场的阶级斗争教育很管用，我扔了门票，返回火车站。还好那门票大概也就是两毛，或者五毛。损失不大。
今次坐飞机来，没再见到火车站，想来变化一定很大。坐车进城，一路张望，也不知道想寻找什么。忽然看到了贵州师范大学的校门，一想，这肯定就是当年的贵州师院了。我竟然往这个陌生地方写了那么多信（十封以上吧），想想真有意思哈。
我跟那个火车上遇到的大学生大概通了一个学期还是两个学期的信，彼此之间始终有些拘谨，但还是聊了不少话题。他当过“知青”，比我懂得多。很快他就毕业了，分到哪个学校当老师去了，好像是安顺，他是安顺人。此后我们没再通信。大概走上社会，他需要应付的事情太多，更或者很快结婚成家了。车子路过那个学校门口时，我以微笑向往事致意。希望这位与我在人生路上相遇并且打过招呼的人，一切都好。
我认识的第一个贵州人，是住在重庆北碚的邻居邓阿姨。邓阿姨三十来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常常牵着老三，背着老四，忙里忙外。她背老四的那根背带，就是有着浓郁苗族特色的绣花背带，她自己绣的。据说她们那里的姑娘出嫁前都要绣好几根这样的背带，还要互相比着看谁绣得好。这么说来，她应该是苗族。记忆中，她常常端着一碗直接拌着辣椒粉的红乎乎的米饭，吃得稀里胡噜的，鼻尖上布满了亮亮的汗珠。她还有个特点，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喝一小杯酒，谓之解乏。后来她丈夫转业，一家人回了贵州。我们再也没了联系。也不知这一家如今在贵州的何处？她是不是还那么能吃辣？四个孩子是不是都好？心中甚是惦记。
贵阳之后我们就去了都匀。去都匀那天老天爷破天荒放晴了，让我们看到了太阳。阳光令都匀这个黔南小城在我眼里漂亮了很多。但第二天起来一看，又阴了，仿佛就为了印证“天无三日晴”这句老话。都匀是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所在地，布依苗水瑶，五个民族为主。据说都匀最美的景色在荔波县，已经申请到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都匀人拍着胸脯说，九寨沟有的景色荔波都有，荔波有的景色九寨沟没有。这个，留待以后印证。
在零星小雨中我们驱车抵达安顺。贵州的这些地名，听上去都蛮好听，都匀，安顺，荔波，毕节，还有遵义。安顺人告诉我，安顺本来想更名为黄果树市的，后来还是舍不得“安顺”两个字，没有改。不知怎么，大家都想挂靠风景名胜，灌县改都江堰，徽州改名黄山，思茅改名普洱。记得思茅改普洱时我收到一短信，说思茅改成普洱了，云南也该改名孔雀省，简称雀省，俗称雀雀。呵呵！我一直担心我们杭州改名为西湖市，那才惨，稍不留神就变成了番茄。
安顺没有更名黄果树市，倒是保持了传统，但安顺的发展还是让人遗憾，至少从城市建设看比较落后。据说黄果树虽然声名远播，却没能给安顺带来什么福气。由于离贵阳近，游客都不在安顺落脚。除了门票收益，其他什么都没有。安顺还有个著名的东西，蜡染，但也没能为其带来效益。只有一个百灵药厂，据说是纳税大户。也许我是瞎操心，人家安顺人自己觉得挺好，空气好，气候好。说起来，整个贵州的空气都特别好，气候宜人，号称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贵州的旅游业这两年也发展很快，因为道路比原来好了。据说有钱的重庆人（大城市的哈儿）夏天都到遵义去避暑（两小时车程）。胡主席应该写一句：贵州大有希望。
但贵州有一个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太爱吃狗肉了。就此一点，我是不会到贵州去生活的。以前只听说一个花江狗肉，现在五花八门的，品种繁多。在贵州吃饭的几天，我基本不碰肉，只吃蔬菜和粮食，害怕误食。我们一行除了我，还有一位也是坚决不吃的。每每看到可疑的菜端上来，我们就互使眼色。不清楚情况的，还以为我们要为宴会送上秋天的菠菜呢。狗狗们，千万别投生在贵州啊。
直到离开，贵阳依然细雨霏霏。我的心情却已晴朗很多。回忆之旅结束，接下来，我们继续朝前走。
二〇〇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