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全家福
【父亲】
我有一个相当好的父亲。我常这么跟人说。当然我跟人说的时候是口语化的：我爸特好。
我说父亲特好，那绝不是随随便便吹的，不信我可以从“德智体”三方面讲给你听。
首先，父亲是个老军人。一九四九年入伍直至一九八二年离休。三十三年中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参加过修建鹰厦线、湘黔线、襄渝线……还当过十来年的铁道兵学院教员。立过八次三等功（嘉奖不计其数），出席过数次“先代会”；进干休所后还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一九五七年母亲错划右派后，他拒绝了许多人的劝告，与母亲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至今。父亲的“德”大致可见出一斑。
其二，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早年是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后成为铁道兵的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除了在工地的几十年奔波外，发表论文数十篇。曾是全国土木工程协会的理事、国际土木工程协会的会员。至今父亲仍能在几秒之内算出三位数与三位数相乘的算式，并能背诵几十首古诗词。此为父亲的“智”。
其三，父亲是个游泳好手。少年时代每个夏天都泡在家乡那条叫做剡溪的河里。有一次误入竹排下，竟憋着一口气游了半小时之久才钻出水面，可见肺活量之大。几十年之后，大约是他五十岁那年夏天吧，他坐一辆带篷的卡车去工地，半路上卡车翻进河里四脚朝天，全车二十余人只有他这个老头儿是自己游上岸的。上岸后发现他的宝贝挎包不见了（内装他永不离身的茶杯和眼镜），又下河去捞上来，然后穿一身湿军衣步行到工地。到工地后衣服已晒干，几个等他的人仅仅奇怪从来不迟到一分钟的“裘副总”为何今天迟到了整整二十分钟？父亲淡淡一笑说：掉到河里去了一下。时至今日父亲的身体仍很健壮。此为父亲的“体”。
这么说父亲简直成了个“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分子了。
不过我想我妈首先不会同意，知夫莫如妻嘛！我和我姐也不会同意，知父莫如女嘛！老实说，我们母女三人没少受他的“气”。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好好谈一谈我这位好父亲的“毛病”。
先从客观上说。父亲个子太矮，年轻时仅一米六十八，现在就更矮了。我和姐姐曾没大没小地和母亲开玩笑说：妈，爸那么矮，你怎么看上他的？母亲看父亲一眼，含笑说：初次见面时，他穿一袭青色长衫，我觉得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点儿也没觉得他矮。父亲就很得意。事实求是地说，父亲年轻时还算得上英俊，除了一颗门牙有些往外翘（这只要闭上嘴就行了），五官都很端正。但那都留在照片上了。自我有记忆后，父亲已不再英俊。
矮就罢了，父亲还一点儿风度都没有。眼下我不可能天天见到他了，但一闭眼就能想起他的那副尊容：略秃顶、缺一颗门牙。夏季一条肥大的军裤、着和尚领汗衫；冬天无论是中山装还是对襟棉袄，风纪扣都敞开着（大约扣了一辈子实在消受不了）。下面虽是条呢裤，终因腿短而无法显示出挺刮。裤脚还时常挽着。出门时还要扣上一顶灰呢帽，样子很土的那种，手上再拎一只灰色人造革包。我和姐姐就开心地说：陈奂生又要进城了么？父亲不大看新小说，故不知所云，只管从容地走出家门去。
有一次父亲穿了件羊毛开衫坐在藤椅上看书，还戴着老花镜。我就说：爸，这会儿你像个知识分子模样了。父亲不屑地说：像？我本来就是嘛。
其实父亲很清楚他的“形象”。我这里说的不仅是在外的“形象”。他曾在信里对我说：我是半个老军人加半个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一个老头。他还赋诗自谦：“六十光阴瞬息过，学书学剑两蹉跎。”
在我看来，父亲如果不到部队，也许学术上成就会更大一些，这可以从他那些同学身上看出。但反过来说，父亲如果不到部队，他此生的坎坷也会更多。他的出生、他的脾气加上母亲的情况，会让他吃不少苦头，但由于他穿上了军装。大部分因之幸免了。
应该说：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他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禀性又造就了他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刻板而又严厉的作风。这两方面将父亲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放大了。
不过说父亲“刻板而又严厉”有失公正。在日常生活里父亲还是挺爱逗乐的。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春节，父亲所在的教研室要举行联欢晚会。父亲宣布说要在晚会上说个单口相声。父亲一口绍兴土语，母亲和姐姐就打击他说别人不会听懂的。父亲说：笑话！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课，从来没人说听不懂。（的确，父亲一直是优秀教员。）到了那晚上，父亲要我一起去参加，大约我是唯一没打击他的。但留在我记忆里的画面是这样的：父亲站在张灯结彩的办公室正中笑得一塌糊涂前仰后合语不成声，而四周的叔叔们却坐在那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只有个别几个人跟着傻笑。
那场面使坐在父亲身后的我很尴尬。
眼下父亲仍然爱笑。不过一笑就“国门”洞开。那颗被母亲戏谑了一辈子的“狗牙”终因坚守不住岗位而离去——先是在朝鲜战场上撞了一次车，撞松了，松松动动地坚持了十来年后，又撞了一次车就撞掉了。（干铁道兵的遇上这种事稀松平常）。父亲十分痛惜，那牙虽然又尖又外突，但用起来非常方便（酷爱啃骨头之故）。后来装了颗高级假牙，却好看不好用。那时父亲才四十多岁，还讲究个人仪表，就勉强戴上。有一次去农村看望我下乡的姐姐。生产队长一听说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顿生敬意，杀鸡杀鸭端上米酒。父亲最受不得景仰，顿时晕乎了，与生产队长敞怀对饮，酒足饭饱之后发现“牙”不见了。原来已与鸡骨头一起被女主人扫走。父亲只好“豁”然而归。
当然，后来又配了一颗。但那一颗多数时候都处于“养兵千日”的状态。
所以父亲笑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外人在（这外人包括除我们母女三人之外的所有人），他都会捂着嘴。
想想一个老头儿捂着嘴笑是什么效果？
父亲爱笑，也爱发脾气。而且发起脾气来挺吓人、挺讨厌。有时蛮不讲理。这主要表现在他总是将自己的善恶强加于人，别人不依顺，他就发脾气。这一点受害最深的是母亲，我就不便替她诉苦了。我只想说这是自我为中心所造成的，谁叫我们家就他一个男人呢！其实父亲也是自己坏脾气的“受害者”，往往一顿脾气就把他平日里的功德都扫荡一光。我们母女三人总是站在一条线上“怒目相向”——当然也是敢怒不敢言了。
父亲的第二个毛病，是生活过分紧张，到了叫人受不了的地步。年轻时他的外号叫“紧张单位”。从房间到厕所或厨房都要小跑。说七点三十分出门就决不在七点三十一分出门。每天的计划都安排到了“分”。眼下他在家都休息五六年了，依然不改本性。比如焖饭，他说冒气后（高压锅）加阀再八分钟，那就决不会是七分或九分。墙上那挂石英钟我们母女三人合起来也没他一个人看得多。
如果仅仅是他自己如此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还这么要求别人。谁要是没按他的时间表办事，他就秋风黑脸的，叫人坐立不安。我想这大约是他先天的毛病被后天的职业给“强化”了。
那年我和丈夫新婚回家。丈夫因头一次见岳父岳母大人本来就紧张，偏偏父亲又用如此强的时间观念去管制他。我们外出游玩，临出门时父亲就盯着石英钟制定时间表——现在八点半，你们乘车到西湖，大约半小时，在某景点玩一小时，再到某景点玩一小时，然后返回。这中间给你们半小时机动，最迟十二点到家。你们一到家就开饭。
我已经习惯这一套了，随口答应。丈夫却惶惶不安，惟恐有误。每个景点都少待了十来分钟，终于在父亲的要求之内赶回了家。父亲一见我们回来了就去看钟，然后进行表彰。好像我们不是去玩儿，而是去完成了一次他安排的战斗演习。
父亲还有个毛病就是特别啰嗦。说好听点叫“仔细”。这个毛病和前一个毛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比如他要出门去办什么事，头一天就把分分秒秒安排妥当了。到临出门时，还要腾出五分钟检查一下。提着包站在门口扳手指头：茶杯、眼镜、钢笔、手纸、手帕、皮夹、钥匙，都带了。还要带个塑料袋，回来买几只肉馒头（即包子）……
这时如果我在身边，就要大声说一句：爸，把啰嗦也带上！
父亲就会慈祥地一笑，摇摇头出门去。他常说：你们嫌我啰嗦，我还嫌你们马大哈呢，年纪轻轻的，丢三落四。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两个女儿都随了妈。我妈相比之下就粗心多了。有一回她去市里办事，下车就把钱包丢了。恰好让人拣到交到了车站。母亲去领，对方问：钱包里装了些什么？母亲顿时哑然，只好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就问：你花了多少钱？母亲说：只买了张车票。父亲立即在电话里告诉母亲，你的钱包里应有人民币十九元六角五分分，粮票五斤，肉票两斤，号票四张。母亲放下电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怎么你的钱包你丈夫比你知道得还清楚？母亲不无得意地说：哎，我们家就是这样。
那年母亲去部队探亲，返回时父亲送她上火车，依依惜别，千叮咛万嘱咐。火车快要开动时，父亲突然跑向车窗，示意母亲把头伸出来。母亲满怀热望倾耳细听，只听父亲压低声音说：火车停站时不要上厕所。
我这里一点也没夸张，绝对真实。还有更能说明他啰嗦的例子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
父亲还有个知识分子的通病：古板。（这是第几个毛病了？第四吧？）虽然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阅读兴趣也广泛，但在日常生活里仍是个“迂夫子”。小时候家里的电灯坏了，竟是母亲爬上去换他在下面扶凳子，他对他专业以外的知识一窍不通。炒菜油放多了，他谓之“光线好”，荷包蛋没煎熟，他说里面是“液体”。我留着披肩发，他就不停地说：“山山，头发好梳起来了。”“怎么回事？天天不梳头？”
有一回暑假在家，我和姐姐一起哼邓丽君的流行曲。父亲突然问：你们唱的什么？我只好老老实实念了一遍歌词，并在心理上准备好接受几句教育。不料父亲疑惑地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什么意思？保护野生植物吗？
我和姐姐强忍着，最终还是笑出了声。
在家，在部队，父亲怎么古板都问题不大，一旦踏上社会，就有些不适应了。父亲常说他此生有两大憾事，即他所毕业的北洋大学和他所工作的铁道兵都先后被撤消了。参加不了校庆，也没有老单位可回。每每说起无不感伤。铁道兵建制撤消时父亲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身体健壮，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真是“四化”建设的一个宝，可却不得不回故乡休息了。
人说“五十五，下山虎”，父亲那时五十六，老虎下山才一年，关进笼里当然很苦闷。母亲就托人为父亲找了个“发余热”的活儿干。很快找到了一家，叫父亲去面谈，好像是讲课吧。父亲面谈回来兴奋不已，说他的条件好得没法再好了。保证对方满意，可久等不见录用通知。母亲去打听，方知人家不愿聘他：“这老头儿说他不要报酬，神经兮兮的。”母亲苦笑着把原委告诉父亲。父亲目瞪口呆。当时我休假在家，父亲讷讷地对我说：“我拿百分之百的工资，怎么能再要报酬呢？”
三省之后父亲对母亲说：“我知道了，下次我要钱就是了，你再帮我找一个吧！”
这回是一家建筑公司。经理听了父亲的情况喜出望外，马上同意聘用，月薪两百。父亲老老实实说：修路架桥我还行，盖房子我还没干过。母亲说：都是土木工程，总能帮上些忙的。父亲说：当然，算算土石方什么的，也还行。经理却笑说：哪用劳驾你干那些，你什么也不用干，到时候只管在图纸上签个字就行了。父亲明白了，他们要的是他这块牌子。于是毫不犹豫地推辞了。事后他对我说：我不懂行，怎么能瞎签字？质量出了问题怎么办？再说，只是坐在家里签个字，我不一样没工作吗？
就这样，年复一年，父亲始终没找到活儿干。每每写信给我总要感叹两句：“无功受禄嗬！”我就回信劝他。我说爸你别太严格要求自己了，你钻了一辈子山沟吃了一辈子的苦，也该享享福了。如果你都不能心安理得，那就没人该心安理得了。
当然也有人摸透了他这点，并充分利用。那年他的改为铁路工程局的原单位，参加一个大型机场的招标，把他请去做顾问。这回可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招标竞争很激烈。局里则把父亲的大幅照片和情况简介挂在招标现场以示他们技术力量雄厚。父亲两次前往现场，为他们出谋划策、精心算计，还解决了一个最关键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局里也曾派人带着图纸专程前往杭州家中请教。后来他们终于中了标，拿到了这个投资上亿元的工程，却是一分钱的报酬也未付给父亲，还是当年他手下的一个技术员，如今任着一官半职，过意不去，以私人名义送了一瓶五粮液了事。父亲对此只是一笑了之。
那年我出差顺道回家，惊异地发现一辈子没带过一兵一卒的父亲居然“当官”了——荣任干休所一楼的楼长兼小组长。那些曾经是师长团长参谋长的老革命们时不时敲门进来向楼长请假，父亲也就一本正经地予以同意。
有一次周六下午父亲去开支部会，回来后我笑问：今天发展了新党员么？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支部会的内容，是关于讨论如何带领干休所的全体同志走共同致富的路。
我愕然。父亲说：你不要以为住在这里的人都有钱。恰恰相反，许多老同志生活困难，今天我们已经提出了几个方案，还待进一步论证考察。
父亲把一个个方案说给我听。不知怎么，我觉得父亲变实在了。这种变化不但不使人感到俗气，反而有一种亲切感。大约是贴近了“凡人”的缘故。
打那以后，父亲的“古板”少了些。虽然还是常常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长吁短叹，骂两句“包工头太可恶”之类的话，虽然还是面红耳赤地将送礼的人推出门去，但有的时候，比如为了干休所的某项致富计划，他也敢于送礼上门了。事后他摇着头讲给我听，我就说：没什么，都这样，不然办不成事。
我觉得让父亲这样的人负疚，上帝也会不忍。
父亲一辈子尊重母亲，一辈子疼爱我们姐妹俩。他从来没为此生没有儿子表示过遗憾，虽然他是他们家的长子长孙。我姐姐小时候长得很乖，母亲把照片寄给他，他就赋诗一首，大意是如此美丽的女儿，竟是我的么？
那年我写信告诉父亲有了对象。父亲回信询问的既不是未来女婿的相貌身高学业情况，也不是家境如何，而是具体地问了一个细节：他们家的爸爸厉害还是妈妈厉害？谁听谁的？我当时不解其意。以后父亲才解释说：咱们家是妈妈对爸爸好，你们从小受影响，也会对丈夫好。我怕他们家也这样，那他像我一样盛气凌人你不该受气了吗？我听了，嘴上笑他迂腐，心里却十分感动。
父亲让我很难忘的还有一件事。那是我十五岁那年。父亲星期天回家，正巧是我的生日。早上起来妈妈说要给我煮鸡蛋。可上街去买没买到。父亲很遗憾，那时正是经济异常萧条的时候。十五岁的我早已懂事，当即表示不吃鸡蛋，而且母亲已为我煮了“长寿面”弥补。可下午三点多，父亲午休起来，又一次上街去了。他在街上转了许久。终于碰上一个拎着鸡蛋的。上前一问，对方说这蛋也是自己好不容易买到的，不卖。父亲很失望。但转身走了几步又追了上去，把自己的心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人。那人不再说什么，将自己的十个鸡蛋分出一半给父亲。我想那人是受了感动。等我吃上鸡蛋时，父亲已匆匆返回工地去了。
你看，说写父亲的“毛病”，又写到优点上去了。看来“好父亲”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毛病虽多乃属于瑕不掩瑜。
老实说，父亲如果没那么些“毛病”，就不成其为我的好父亲了，就不会是生动的、有趣的、令我们母女三人感到亲切的、世上独一无二的老头儿了。
【母亲】
近两年来，时常有朋友称赞我能干：既当编辑、搞创作，又理家带孩子，两头兼顾，两头都还兼顾得不错。这时候我往往会说：我比我妈差远了。
我说这话绝非谦虚，我也没有拍我妈马屁的必要，完全是言由心生。母亲的一生可以用聪明能干、自强不息来概括。而我，不过是运气比她好罢了。虽然母亲不是什么女名人女强人，但在我所钦佩的女人中，母亲从来都占有一席之地。
有时我想，上帝真是挺会安排的：父亲整个儿一个书呆子，就让他拥有了一个如此能干的妻子。
当然，父亲母亲的婚姻大事与上帝无关，完全是他们自己“包办”的，而且颇具浪漫色彩——
母亲还在做姑娘时，就以她的聪明能干在镇上出了名。虽然家境贫寒，一些富家子弟还是上门求婚，但母亲一一拒绝。原来她受了旧戏文的影响，打定主意要找个有出息的穷书生。
其时正好父亲家境衰败，虽然考进了大学却是卖了房子才凑足盘缠的。进大学后总是考前三名，年年拿奖学金。这两点都令母亲满意。
于是母亲的二姐夫、也是父亲的大学同学，就表示要做这个媒。
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没生出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出于礼貌还是写了封信去。
母亲回信了。母亲的信将父亲一下子“打倒”，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文采四溢的词句。（要知道当时母亲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时至今日父亲仍能背出这封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这时已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省城里出现了不少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不安于做家庭妇女的母亲便毅然地、也是偷偷地离家出走。她有个好朋友的表哥是中学校长，答应帮忙开一张假高中毕业证书。不料那位表哥在开证明时才突然想起不知母亲芳名，只知其姓，他就顺手在姓氏后面写了个“前”字。这名字便从此跟了母亲。
母亲顺利地考进了省新闻干部学校，一时激动，就在写自传时将自己的真实情况一一道出。这份儿自传写得生动感人才华横溢，令领导们大为赏识，就免去了对她造假证书的处罚。
一年后母亲便成了省报的一名年轻女编辑。这应该算是母亲此生的第一次“崛起”。
一九五七年深秋，母亲从高峰跌入低谷，错划为“右派”。当时父亲远在福建修鹰厦线，姐姐刚两岁，我还在母亲的腹中。
母亲将我生下后送到父亲老家托人抚养，自己便带着两岁半的大女儿去农村“劳动改造”，其间的痛苦冤屈和其后漫漫岁月所吃的苦头我就不想一一叙说了。我只想说母亲从知识妇女猛然间变成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妇女后，依然自强不息、聪明能干，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用“出色”这个词绝不是为了文学夸张。
在结束三年“劳动改造”做了随军家属之后，母亲先买了架缝纫机和裁剪书开始学做衣服。很短的时间里她的手艺在大院里就出了名，常有女人夹一块布料上门来求她裁剪。我们姐妹俩的衣服更不用说都是出自她的手了。她在街上看见一个好样子，就“瞄”回来给我们做。她还会织毛衣、绣花、编网兜，手极巧。可惜这些手艺除了织毛衣外其余都在我这儿“失传”了。直到现在我儿子的棉衣棉裤仍是母亲做好了寄来。
我们从杭州迁到石家庄后，生活不太适应。母亲又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北方面食的所有做法：包子、饺子、花卷、面条、鸡蛋饼、韭菜盒子等等五花八门样样精通，把家里的伙食在有限的条件里调剂得很好。可惜这些手艺在我这儿也是大部分失传了。
一九七〇年我们又随父亲迁入四川，家里的日子依然窘迫，主要是钱太少。母亲就下决心去跟那些部队家属一起打临工。那些女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个个身强力壮，又年轻。而母亲当时已四十五岁了，又因常年忧愁头发早已花白，家属们平日里都叫她“徐老太”。但这个“徐老太”还是一直坚持着和她们一起去出工，抬枕木、卸沙子、擦机器，顶着太阳往返三十多里地，一天才一块四角六分钱。
但一天一块四角六一个月就有四十好几，相当可观，家里的生活多多少少得到了改善。
那年月部队也穷，只能发些黄豆给家属们。母亲就自己生豆芽、点豆腐、做豆豉。除此之外，她还会做榨菜、泡菜、辣椒酱，我至今认为她做的榨菜胜过正宗的涪陵榨菜。买不到点心时，她给我们自制米花糖、饼干和麻花。天气热了，她给我们做醪糟、做汽水。那些汽水一点儿不比如今街上的易拉罐饮料差，酸甜酸甜的，还直冒气泡。
令我奇怪的是，十几年的粗茶淡饭，母亲还练就了一套精湛的烹饪技艺。这几年日子好过后，每年春节吃年夜饭时，母亲都会做出近二十几样有名有姓、可与大饭店媲美的高级菜肴，令亲戚和家人们赞口不绝。
这套技艺在我是完全失传了，我的本事只是把饭做熟，把菜烧咸而已（不过这中间也有母亲的“责任”。刚结婚时我曾想向她学做几样拿手菜，母亲对我耳语说，“算了，少学点儿吧，人能干了太累。”我也就以此为借口，不再问津烹饪）。
看了以上文字可能会有人产生怀疑，觉得我这个做女儿的是不是由于“个人崇拜”而盲目夸张了母亲的能干？真有这么出色的女人吗？
我想如果有机会，你们能见到我母亲，能亲眼目睹她那至今仍又高又亮的额头，就会相信。我和母亲的差距，也就可显而易见了。
母亲就是这样把她二十年的家庭妇女生涯干得有声有色。我想，如果不用功利的眼光来看的话，这段岁月应该是她的第二次“崛起”。
一九七八年母亲捧着一纸“改正书”激动万分地回到杭州。当时报社已人满为患，自然不想再恢复她的工作，打算将她待遇恢复后，就要她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母亲坚决不肯，坚决要求重新工作。她独自一人住在报社招待所“坚持斗争”，一年后头发几乎已经全白了的母亲，感动了同样也是头发花白的另外一位老太太——报社总编辑。这位有着传奇生涯的女革命家，亲自为母亲的事去省人事厅交涉，终于将母亲的工作恢复了。时年母亲五十四岁。
这该算是母亲的第三次“崛起”。母亲以她超人的毅力和聪颖向人们显示了“宝刀不老”的真谛。
那时父亲待遇已提高，我和姐姐也都自立了。母亲拼命要求工作，显然不再是为了钱。我想无非一点，母亲想得到本该属于她的东西，想续上那无辜中断的她很喜爱的编辑生涯。耽搁了二十年。她觉得能补上一年也好啊！
可庆幸的是母亲这一“补”竟补回了十一年。从省报正式离休后，母亲先后被两家报社聘请。年过花甲后她曾几次想辞去工作，无奈那家报社总舍不得放她走，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甚至提出用车子接送上下班。母亲盛情难却，又接着干，就一直干到今天。
关键是母亲重新工作之后为我们整个家谋了幸福。用父亲的话说母亲首先为我们家拿下了“滩头阵地”。一辈子东奔西跑的父亲十分渴望落叶归根，但可爱的杭州并不会因为你辛苦有功就无条件地接纳你。母亲工作后，父亲才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故乡，接下来，我姐姐也从遥远的陕西调回到杭州，一家人算是大致团聚。
父亲每每说起这事，都流露出对母亲由衷的钦佩。
母亲的好强倔强还不止表现在人生大事上。报社组织老干部旅游，无论是上泰山还是登峨眉，母亲都是仅有几个登上顶峰的老人之一；平时我与她上街，她决不要我搀扶，离车站还有百米远时如果车来了，她总是抬腿就跑，还大声叫我：“快，赶上去！”
那年我带着一岁半的小儿子回杭州，虽有保姆同行，到家后还是叫苦不迭。母亲说：当年我曾经一人带你们兄妹三人（十二岁的姐姐，九岁的我和一个五岁的小表弟）从杭州去石家庄，携带大小行李十一件，并转车两次。
我听得目瞪口呆。母亲一笑说：连我自己也奇怪死了，怎么弄到家的？
我还知道母亲一桩“事迹”。那是一九五六年，母亲正值事业顶峰，有了我姐姐，雇了个保姆。有一天保姆给姐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致使她染上了痢疾。母亲下班后匆匆将姐姐送往医院，返回取东西时发现保姆也染上了，又将保姆送进医院，再返回时发现自己也染上了，就索性锁了门，全家住进了医院。
我有时想，这种事也许我能做到。但关键在于母亲从头至尾未惊动他人，事后讲起也像说笑话一样。而我则可能叫苦不迭炫耀不已。这就是我与母亲的区别。还不止是我与母亲，恐怕是我们两代人的区别。
尽管我比不及母亲，但我毕竟是她的女儿。如果说我今天不那么娇气有几分能干的话，全靠母亲。要是任性发展，我早成了书呆子。
我上小学时就已表现出书呆子的倾向，那时书极少，家里仅有的一些也在文革初期被收缴了。我就迷恋所有带文字的东西，诸如报纸、传单。语文课本发下来，我总是像看小说一样一口气看完。走在路上见到旧报纸，我就蹲在路边看；墙上有垫腊肉的报纸，我就踩在凳子上取下腊肉看。看多了就发呆，吃饭的时候常常两眼盯着窗外发直，筷子在碗里扒拉半天扒不进一粒米。母亲用手在我眼前一晃，我就会吓得一激灵。
母亲觉得不能再让我这样下去。她从自己亲身经历体会到，作为一个女人，光有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很强的自立精神，很强的生活能力。于是她开始对我进行长期的“改造”。
我一捧起小说，她就“骂”我，撵我出去玩。如果哪天我放学回来玩儿得满头大汗，她就会非常高兴。她鼓励我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还培养我独自出门办事的能力，教我在外面遇上困难时，该怎样求助于人。搬到重庆后，每月烧的蜂窝煤要靠人力挑，母亲就要我和姐姐去挑（请人挑一百斤五角钱），我十二岁多，姐姐十五岁。起初每人只能挑二三十斤，后来逐渐增加到五六十斤，一直挑到高中毕业。这使我大大受到了锻炼。
烧过的煤渣，母亲要我学周围那些工人的孩子，把它筛出来卖给建筑工地，钱当然奖励给我自己。班上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打牛草卖，母亲也怂恿我去，我记得有一次又热又累，才卖了一角八分钱。家里请木工做张床，母亲让我去当帮手，我的功绩就是创造了十二根细细的床档头。
在母亲这种半强制半引导的教育下，我的书呆子气终于有所改变，变得粗放些了。生活能力也日渐增强。
有一回，母亲牙痛，夜夜不能眠。当时姐姐已下乡，父亲远在工地。我感到身负重任。我记起带我打牛草的那位同学曾告诉我，她家门前的一种藤茎可治牙痛。我便去采了一大把拿回家洗净熬了水要母亲喝。母亲看着黑乎乎的汤水心里没底，但她还是毅然喝了下去。事后我才知道她对邻居阿姨说：就是这水有毒我也得喝了，不能伤孩子的心。幸好母亲喝下“黑水”后牙痛真的有所缓解，这大大地鼓励了我，我又自作主张按“偏方”用五两白糖蒸五个鸡蛋要母亲吃。可以想象半斤白糖蒸鸡蛋，要多腻有多腻，何况那时白糖珍贵蛋也珍贵，但母亲并没责备我，她努力吃了三个，让我吃了两个。
母亲对我这些行为的鼓励支持，使我逐渐养成了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事情的勇气。她总是告诉我，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
当然，母亲也有在教育上“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五岁上幼儿园时，幼儿园里有一棵杏树，春天开花时树荫正好罩在滑梯的上面。我就爬上滑梯去采花，一朵朵摘下来放进口袋里。母亲第一次发现时，对我进行了一番“要爱护公共财物”的说服教育；第二次发现时就进行了一番“你再去采就把你抓起来关黑屋子”的恐吓教育；第三次发现时气不过就揍了我几下；但不料第四天又照样在我的口袋里搜出了一把已经蔫掉的花。母亲终于不知所措，把我弄来低头站在她面前，然后正色问道：好话也说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为什么还要去摘？你说对你还有没有办法？
我不语，不知作何回答。
可母亲气极了，坚持要我回答：你说，有没有办法？
五岁的我思量了一阵，认真地回答说：没办法。
母亲忍俊不禁，又怕一笑失去威严，只好令我：退下。
这情形母亲后来经常说起，“没办法”几乎成了我的绰号。其实在以后的岁月里它又“放大”出现了一次，那就是我对职业的选择。
我很早就迷上了文学，而母亲因为自己的不幸经历不主张我学文，希望我像父亲一样学理工科。我一边答应母亲，一边仍在悄悄地发展自己的爱好。这似乎是连自己也很无奈的事，就像小时候偷花。
好在我的数理化成绩也一直很好，令母亲满意。但后来当了兵，数理化失去了用武之地，倒是一手臭文章受到器重，于是终于违背了母亲的意愿。等我发表了作品，又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母亲就再也不说什么了。倒是我自己，时常为没有读理工科大学感到遗憾。
当然，母亲不再反对我从文的主要原因，是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母亲余悸之后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我的好运。
如今母亲已经头发全白了，她从四十多岁起白发后就从没染过，这也使许多人钦佩。除了做编辑，她眼下的业余爱好是养花，满满一阳台的鲜花盆盆生机盎然（在我看来母亲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几乎每封信她都要跟我说花——因为我那位古板的老父亲不欣赏花。
父亲虽不欣赏花却一辈子欣赏母亲的文采。所以连给我写信也要让母亲过目。母亲每次“阅示”后都要动上那么一两个字，以示权威。父亲如果在信的结尾处写着：看你妈还有什么话要添。母亲就会加一句：话都让他说完了。
母亲若是自己给我写信，那真是生动极了。我时常在办公室因读母亲的信而捧腹。比如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写到：你爸出去旅游，报社发了一百五十斤西瓜，干休所又发了五十斤。两百斤西瓜堆在那儿，真不知是我吃瓜还是瓜吃我。
文章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聪明能干的母亲此生就没做过一件“蠢事”吗？
当然做过。
那是在石家庄。有一天母亲在拖地，突然看见一只硕大的绿头苍蝇叮在雪白的墙壁上。母亲恨极，拿着拖把轻轻走过去，然后高高扬起来狠狠扑下去——当然，苍蝇根本没打着，倒是一个脑袋那么大的黑乎乎的拖把印高挂在了墙上，从此成为我们父女三人的笑柄。
我想，在我众多的生活愿望中，有一个愿望是最明确最实在的，那就是衷心地期望我的父亲母亲长寿。
一九九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