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家都有“恋书癖”，见书就买，甚至喜欢的书会买多个版本，无论家居面积大小，都会让书占据半壁江山。
相比之下我不算严重的，我们家的书至今就那么两三千册。但还是有个毛病，只要一看到书店就走不动路，哪怕是路边很小的报刊亭，也要停下来看几眼。一旦看到那些我喜欢的书还摆在那儿还没人买，心里就难受，就痒痒。本来家里已经有了，仍忍不住买下来，然后，送人。
我觉得送书比送什么都好。衣服会旧，食物会吃掉，只有书能留下。就我能记住的，我送过的书有《万历十五年》《世纪晚钟》《往事并不如烟》《论语别裁》《现代化的陷阱》《草房子》《一个人的村庄》《佛泽》，还有卜劳恩的《父与子》，张爱玲的小说散文，俄罗斯风景画画册，乃至《绘图儿童植物词典》等等。其中送得比较多的，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下五本吧。顺带还送过他的《中国大历史》。有一回我将《万历十五年》送给一位爱读书的朋友，这位朋友开玩笑说，你不在上面签个字吗？我说签就签。我就在扉页上写着：代黄仁宇先生赠某某先生。
因为喜欢书，爱买书，每次下部队的时候，也会要求参观连队的图书室。现在每个连队都有图书室，图书室里有书，有期刊，还有电脑，比我当战士的时候像样多了。
如果去的这个连队图书室办得很好，甚至还订阅了我们《西南军事文学》，我就对他们刮目相看，满面笑容，表扬有加。如果图书室很凑合，摆样子，心里就暗暗嘀咕，大概脸上也能看出来。
我会追问，战士们来借书的多吗？喜欢看什么样的书？不知为何，连长指导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不如回答其他问题那么快速。偶尔也会碰上喜欢看书的连长指导员，希望我能送他们书。
无论是开口要的，还是没有开口要的，我每次下部队回来，都会给到过的连队寄书，我们创作室同仁的书，加上我们刊物。我总觉得除了给他们送书，我们真为他们做不了什么事。有两次，我还特意从网上给部队选了一些书发过去。恨不能每个连队图书室，都有满满当当的书。
但有一次，我却被意外击中。
那是在西藏采访，我们要去一个高海拔哨所。去之前先去镇上买慰问品，在买了食品罐头水果饮料之后，我提出买些书和碟，以丰富一下战士们的精神生活。大家当然赞同。
我们满城找书店。所幸在中国，无论多贫穷多边远的小城，总会有一家新华书店。统一的店名，统一的字体，让我一见之下倍感亲切。可以说，我们是在新华书店的陪伴下成长的。
我们冲进去，直奔文学柜台，却发现书很少，尤其没有我想要的文学名著，中外都很少。我很失望，勉强找了几本，心想这书店也太不与时俱进了，现在那么多好书都不知道进。
我抱着书想去缴费时，被我们工作组的一位大校制止了。他说，不要买这些书，战士们没法看。
我很惊讶，问为什么？
他说，哨所海边那么高，又冷又缺氧，战士们经常头痛，看大厚书很困难。加上常年孤独寂寞，需要一些轻松愉快的读物。
我一听愣住了，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羞愧。一直以为很关心一线官兵的我，实际上却对他们缺乏了解。
于是我放下大部头，重新去选了一些人生小故事，精短散文，相声笑话，中外幽默等等。但那家书店的书实在是少，能买的差不多都被我们买了，也没有多少。
我们上山，汽车开到没有路的地方，就下来徒步。哨所的战士们看到我们了，冲下来迎接。三条狗狗跟在后面，兴奋不已。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哨所后，我仍习惯地想看看哨所的图书室。回答说哨所没有图书室，只有个书柜。
我走进战士们简陋的宿舍，看到墙边靠着一个很旧很旧的绿色铁皮文件柜，那就是他们的书柜。里面放了大概二三十本书，每本书都卷边了，发黄了，破损了，膨胀得像面包一样。
这是我见过的最最简陋的书柜，却是让我最最不敢轻视的书柜。
本来我想问他们，我们今天新买的这些书你们喜欢吗？或者，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书呢？但是抬眼，看到战士们有些木讷的目光，干裂的发紫的嘴唇，还有他们敬礼时，那一排凹陷的白指甲，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
我第一次觉得，书没那么重要。
我转身去了炊事班，想看看他们吃什么。
站在炊事班时我想，只要他们好好的，安全度过这两年，安全下山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二〇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