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河边村到阳明山
台北，阳明山上，我寻访阎锡山故居。
自北京将去台北时，一位阎姓朋友发来手机短信：“在台北你一定要去阎锡山故居，就在阳明山上。”朋友是山西五台县人氏，与阎锡山本家，简短一句建议，我却能感受到言语背后他心底的那种乡土、宗亲情感，这是超越一切而千年绵延不息的流淌。
不错的建议。二十余年赫赫有名的“山西王”、一九三〇年联袂冯玉祥而与蒋介石进行中原大战、抗战期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九年太原守城战……欲了解那一时代的民国，无法跳过阎锡山这个人物。几年前，我曾寻访阎锡山出生地——山西五台县河边村，如今，来到台北，如能寻访他的终老之地，感受其人生起伏，历史沧桑，自是难得。
寻访名人踪迹，一直是我旅行最爱。接近一个历史人物，加深对其生平与相关历史的理解，寻访故居乃至墓地，的确是读书之外另一种很好的阅读方式。每一处寻找，每一次拜谒，在与历史对话中你可以更真切地感受生与死，在回望远去场景时你可以获得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宁静与顿悟。两个月里两度台湾行，这一最爱仍是我的重要行程：蒋介石宋美龄的士林官邸、钱穆的素书楼、张大千的摩崖精舍、胡适故居与墓地、林语堂故居、邓丽君墓地……
一到台北，就向两位文化界朋友打听阎锡山故居所在，回答的却是一脸茫然。“阎锡山故居？在阳明山上？”他们熟悉台北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角角落落的故事也如数家珍，唯独对阎锡山的故居就在阳明山上一事，懵然不知。
却也难怪。阎锡山一九六〇年即已故去，淡出政治舞台更是早在一九五〇年，两位台北朋友则都是“六〇后”生人，他们成长的日子里，昔日民国风云人物阎锡山，恐怕只会出现在教科书上。半个世纪时光流逝，阎锡山故居落寞在阳明山的某个角落，苍翠掩映，从未对外开放，无人知晓，也在情理之中。
“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百四十五巷三十四弄”，带上找到的阎锡山故居地址，我与一脸茫然的两位台北朋友一起驱车上山。这一天，二月十四日，西方的情人节。我们三人则选择了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寻访，自有另外一种浪漫。
沿路蜿蜒而上，浓雾正浓，车走，人看，阳明山一片朦胧中。
我告诉台北朋友，几年前我曾去阎锡山的家乡寻访，那里颇值得他们前去一看。
寻访阎锡山家乡是在二〇〇五年。出太原往北，过阳曲，穿忻州，即到定襄县河边村。
河边村，过去属五台县，后划归定襄县。将近二百公里路程，如今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即可抵达。遥想一九〇〇年，河边村通往外界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路，那一年，十八岁的阎锡山第一次离开家乡，他和父亲因躲债而结伴落荒出走。他们走小路，搭一辆去太原拉废纸的铁轱辘车，偷偷前往忻州，然后经忻州前往太原。尔后，成为了“山西王”的阎锡山，每当政局危难之时，常喜欢回到河边村，仿佛欲以故乡之地气蓄精养锐。自袁世凯称帝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爆发，近二十年间，他在故居这里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确保自己的“独立王国”处军阀混战之中而不倒。
河边村的阎锡山故居，有数百间房屋之多，堪称一个恢弘的建筑群。乍一看，它被杂乱无章的新旧民宅和垃圾包围，不免令人有些失望。故居大门，也与北方普通大户人家没有太大区别，远没有想象中的气势。然一旦跨进大门，却顿时可以感受到这一偌大建筑群的与众不同。阎锡山执政山西后，费时二十多年陆续修建这一故居。面积由小到大，格局不断变化，新增建筑的风格，常根据新的实用需要而与旧的有所不同，甚至不协调。妙处却也在其中。房屋数百间，院落数十座，建筑高低不一，参差相间，大小庭院，衔接交叉，其间小径曲折循环，让人明显感到整座故居的诡谲与幽深。都说“文与其人”，建筑也是如此。在同时代的军阀中，阎锡山不张扬，不夸张，信奉“中的哲学”，实际上却是锋芒内敛，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他人可比。河边村故居的这种诡谲与幽深，很贴切地衬托出阎锡山的性格特征，也渲染出“山西王”的威严和高深莫测。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故居改作荣军院，一直安排残疾军人居住、疗养。由此之故，“文革”期间村外的阎家祖坟遭遇掘坟抛骨之痛，故居建筑却未遭破坏，竟侥幸地完整保存下来。
河边村——阳明山，相距几千里，一个人生与死的两端。
此时，在台北，走在阳明山浓雾中，我在想，阎锡山的终老之地，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车到山顶，太阳忽然露出，浓雾刹那间消散，顿时满眼青翠。青翠随山起伏绵延，一株又一株艳丽樱花点缀其间，遂有了间隔，跳跃。
没想到，阳光来得如此恰到好处。没想到，台北的樱花开得这么早，这么艳。
二 故垒萧萧芦荻秋
永公路很长。
地址条上分明写着“巷”、“弄”，实际上却是一条山间公路，路两旁少见建筑，更无从发现街道的痕迹。汽车从山顶顺路而下，偶见远处有一房子，拐进路口，很快行至山边，道路戛然而止，只能折返。
几次折返，总算找到“二百四十五巷”路牌号，一条小路，一幢绛红色两层砖石楼房。车开过去，见另有一幢白色楼房与红楼相邻。白楼极为简陋，墙壁污迹斑驳，且紧靠红楼。难道这就是阎锡山故居？我喃喃自语道：“不会是吧？房子这么差？两座楼不应该这么近？”车前行几十米，道路中断，仍只好折返而还。车停路边，我们走下来四处寻找，确认。
终于，终于，在下行公路的左侧看到了一块示意牌。示意牌不大，大约两尺平方模样，平卧。牌子上方几行大字写道：
古迹：“阎锡山故居”
等级：市定
类别：宅第
创建年代：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
关于阎锡山，示意牌下方说明（中、英双语）如下：
阎锡山，字伯川，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倡导革命。民国成立之后，历任山西都督、督军、省长、委员长、行政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一九六〇年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七岁。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爆发，一九四九年五月太原被包围，所部死守太原浴血作战，最后全军牺牲，史称“太原五百完人”。一九五〇年五月，前“总统”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复行视事，阎锡山从此逐渐淡出政坛，住在阳明山现址深居简出，他一方面因怀念故乡，一方面为躲避炎热及台风，仿山西高原窑洞建筑，打造这栋石窑洞起名“种能洞”，每日在此埋头写作，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里所写“委员长”一职，表述略有欠缺，容易产生歧义。阎锡山担任的实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而非蒋介石曾担任过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同为“委员长”，两者的地位与重要性相差极大。阎锡山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一职位更为重要，相比而言，此处说明恐应写为“副委员长”较为准确。
与示意牌相对的公路右侧院落，就是我们费力寻找的所在。
走到院落门口，但见方形水泥门柱上，挂有一块蓝底白字的铁皮门牌，注明：“士林区永公路245巷34弄259、261、265、267、271、275、277”。
“三十四弄”——刚才看到的红、白相邻的建筑，就在这个院落深处，它们真的是阎锡山的阳明山故居。令人不解的却是，门牌编号为何缺少“263”、“269”？难道它们是阎锡山修建的窑洞吗？
院门简陋得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曾经显赫几十年的阎锡山的故居。两扇铁栅栏门紧闭，右侧水泥门柱上的电插座已经脱落，任由它裸露，悬挂。听见我们的声音，忽有两只黄狗从院落里面冲来，狂吠不已。它们身后，一条沙石路拐弯延伸院内，两旁竹子，高而青翠，挡住我们的视野，看不到竹后景象。
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这两只狗。一位姓范的老人，从路旁不远处走来，告诉我们，如今只剩两位健在的山西老兵负责看管故居。他们住在山下，一般事先约好，才会上山陪同参观。头一天，他们刚陪几位客人来过。
事后知道了这样的故事：阎锡山当年在这里定居后，由他带至台湾的六十名山西部下陪同，负责护卫和照料。一九六〇年阎锡山去世，安葬在院落背后的山上，这些老兵依旧住在这里，看守墓地，与之相伴。半个世纪过去，老兵一个接一个故去，仅剩的几位老兵，也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再也无力管理这个院落与墓地，故在一年前将之交给台北市政府。时间匆匆，除了路边竖起“古迹”示意牌之外，阎锡山故居尚未修葺并对外开放，这也难怪两位台北朋友对之懵然不知。
故居的主人已去五十二年，只留下一圈铁丝网，网住整个院落的破败、萧条与荒芜。
台北朋友与阎锡山的那位范姓邻居用台湾话交谈，我隔着铁丝网朝里张望，从大门一直走到红、白相邻的楼房。院落里，看不到阎锡山费心设计建造的“种能洞”，只见有一段山门模样的土红色残垣，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之间。绛红色的楼房似乎也早已荒废，阳台上，长满杂草，高者几可没过人头。
铁丝网两旁，长得最多最旺盛的，是一簇簇芦苇。浅黄而发灰的芦荻，随风摇曳，与山门残垣、与阳台长着杂草的楼房相映衬。
我走到哪里，黄狗跟在哪里，隔着铁丝网对我叫上几声。张望铁丝网里的残垣，想到山西河边村的那个建筑群；伫立芦荻下，想到刘禹锡的诗句“故垒萧萧芦荻秋”。
未能走进故居，不免有些失望。千里迢迢前来寻访，看到的竟是此番景象，不仅与先行参观过的士林官邸不可同日而语，与张大千摩崖精舍、胡适故居、钱穆素书楼，也相形见绌。
转而又想，阎锡山阳明山故居的这种荒芜，并不让人过于吃惊。他的政治显赫，他叱咤风云的时代，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已经落幕了。此之时也，蒋介石、张学良联手将阎锡山、冯玉祥打败，中原大战遂告结束，从此，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阎锡山落寞身影。尽管他没有淡出政坛，尽管他在抗战期间和国共内战期间仍是颇具分量的人物，但与中原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个“山西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回望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之前的阎锡山，在中国何其显赫与重要。当中原大战爆发时，美国TIME（《时代》周刊）选择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突出报道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时代》周刊写道：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二十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自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一九一七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一九一六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二百九十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上参见《山西史纲》）
然而，阎锡山的落败恰恰在于他改变了独立、中立的既定方针，贸然决定，走出山西，与蒋介石相抗衡。一向谨慎、狡黠的阎锡山，为何如此？当我读到《冯玉祥年谱》下面所述时，方有所明白：
八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六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九分，阎在北平就职。（《冯玉祥年谱》）
值得注意的是选定的就职时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这恐怕是阎锡山改变一贯作风，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九”的选择迎来的仍是失败的结局。巧的是，仅仅九天之后，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二人宣告失败，下野，淡出。
阎锡山的显赫时代，落幕了。
一九四九年，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际，阎锡山一度又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则是因为他的“太原守城战”。此时，《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生活》画刊发表过一张阎锡山照片。红色军队兵临城下时，阎锡山一身戎装，坐在太原的指挥部书桌旁，桌上分别摆着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大幅照片和马歇尔将军的小幅照片，左手将一盒毒药倒在桌上，面对镜头他特意表露出凝重而又决断的神情。《生活》的通讯即写道，阎锡山决心已定，要与部下死守到底，与太原城共存亡。随后的情况是，他飞离了太原，而他的五百名部下，包括亲人在内，在红色军队攻进太原城之后，集体吞药自尽，即阳明山故居前碑文所写“太原五百完人”一事。
一年之后，落败来到台湾的阎锡山，彻底离开政坛，台湾后来的一切起伏跌落，都与他无关。他的新建住所选在台北远郊的山间，他在落寞中，在被世人淡忘、被时间过滤状态下，走完生命的最后十年。
人走，屋在，山岚依旧青翠。阳明山这一座故居，走进荒芜，走进萧萧芦荻映衬的苍凉，却是必然。
铁丝网里，犬声又起。
三 墓地，这一个大大的“中”
阎锡山墓地就在院落后面，相距不到百米，一条毫不起眼的窄小石板路，荒草丛生，青苔点点，引我们走进。未想到，无法走进故居的失望与郁闷，却在墓地得到了些许情绪安慰。
值得一看，值得回味。
不起眼的小路拐一个弯，即见一个巨大的“中”字赫然而立。墓地依山势而建，分上、下两层，下方斜坡中央，是一个大大的方框，框中央则镶嵌着一个巨大的“中”字，足有五、六个平方米大小。
一个大大的“中”，是阎锡山墓地的抢眼处。
“中”做何解？乍一看，似是中原、中国之义，如同阎锡山在阳明山上建一山西窑洞式以寄寓思乡之情，一个巨大的“中”，将逝者在天之灵与故土之思交融一体。对于那些自大陆败退台湾的许多民国要人而言，大多可做这种理解。然而，这一个“中”在阎锡山身上，却另有其寓意。
人们知道，阎锡山早期即主张“中”的哲学观，“不偏不倚”，“适中求对”，作为“山西王”奉行的自治、中立，也是他执政山西得以成功的思想基础。学者成新文在《评阎锡山中的哲学》中指出，阎锡山对“中”的思想论述最多，阐述最为周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①中是一个中心点。②中是一种规矩，标准。③中就是公道。④中是政治的原动力、政治的理想。⑤中就是种子，就是造物主。
曾读到一段记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访问，他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答曰：“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由此可见，对“中”阎锡山情有独钟。
“中就是种子”——原来，阎锡山之所以将阳明山的寓所命名为“种能洞”，正基于此。历经多少战火杀戮，承受多少政治大起大落的幻灭与折磨，淡出政坛的阎锡山，隐居阳明山上，想必有了重新梳理与反省一生从而进入哲学思考的一种超脱与平静，甚至有了入禅的那么一种感觉。台湾现实的一切不再与他相关，唯有发生在故土的历史演变，唯有他所亲历的纷繁人与事，才有可能纳入他的思索。可以说，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在阳明山也一直与这个“中”相伴而行，直至走到生命终点。进而，在墓地上赫然出现一个“中”字。我猜想，采取这一方式，也应是根据他本人的遗愿。
“中”字两旁为台阶，约有十余级，“中”字上方，为一片不大的平地，矗立的长方形墓碑后面是圆形墓穴，其格局与风格与一般民国时期的墓地一致，我在此之前拜谒过的胡适墓地，也与之相同。
墓碑上书“阎伯川先生之墓”。同行的台北朋友不解，一个曾经风云一时的枭雄、战将，墓碑之字为何选用楷体，而非与之身份和经历更显贴切的魏碑或隶书，少了霸气强悍，少了古朴浑厚，却只有纤细、柔弱、温和。转而一想，或许这也是阎锡山自己的选择，在“中”的哲学基础上，他想突出自己的难得不正是文人的儒雅吗？在河边村的故居建筑群里，廊柱上随时可见他书写的对联，均为纤细柔和的楷书及行书，可见，他更愿意以这样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墓碑前有一块方形小祭台，没有鲜花，却有撒落的各种硬币，人民币、台币，另有一枚民国初期的铜钱。最醒目的是一包来自山西的“平遥牛肉”，拜祭者已将之撕开，置放于祭台——来自故土山西的拜祭。
墓穴后方的山壁中央，镶嵌一块大理石墓志铭。墓志铭不到一平方米大小，铭文实为蒋介石的“总统令”，简述阎锡山一生，颁布时间为“民国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总统令”内容无特别之处，但墓志铭却有几个相关细节令我颇感兴趣。
一是墓志铭前面写作“总统令”，落款处除“总统蒋中正”外，则另附一行“行政院院长陈诚”，字号略小于蒋介石。蒋介石、阎锡山、陈诚，三位都曾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没想到，他们三人以这种方式在此处回合。我不理解的是，“总统令”为何要附加“行政院院长”，是惯例，还是特例？
二是墓志铭上方正中央，刻有“荣典之玺”。但这一玺印的位置显然事先并未设计，留出相应空间，而是将位于中央三行的最上方各磨去三字，另补刻上“荣典之玺”四个字。这样一来，墓志铭变得残缺，根据上下文，我只能辨认出中间一行磨去的三个字为“战区司”，可还原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是阎锡山在抗战爆发后出任的要职。一个如此显赫的民国要员的墓志铭，当时设计为何如此草率？是故意为之，还是因疏忽所致？
墓志铭的最后一行，有字号更小的、更难辨认的落款：典玺官唐振楚。
经查，唐振楚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多年，阎锡山去世之际，唐的职务是“总统府第一局局长”，负责掌“中华民国大印”和“荣典之玺”。唐振楚是湖南衡阳人，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在于他是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大陆作家唐浩明先生的生父。
有了阎锡山墓地的这样一些细节，寻访阳明山，也就多了历史的况味。其实，历史常常是以此种方式衔接、延伸。
回到北京，遇到阎姓朋友，向他描述阳明山那一处的荒芜、苍凉，墓地上那一个巨大的“中”，墓志铭那一角的残缺。他轻声喟叹，一时无语。诸多不解。为何台北不重视阎锡山故居的管理与开放？如果开放，对大陆游客，尤其是山西游客，一定很有吸引力。我们甚至说，将阎锡山墓地迁回山西故里河边村，与那一片偌大的建筑群相伴，与村外的阎氏祖坟相邻，恐怕是最好的选择。或许，这也是阎锡山生前最为期待的归宿。
会有那么一天吗？
完稿于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八日，雪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