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
清明前十天，我刚去杭州逗留数日。西湖最美时节，垂柳沿岸飘洒嫩绿，一棵又一棵白玉兰盛开，扑面都是春的喜悦。
很想遇到雨。但没有。回到北京后，这几天江南才普遍降雨。我想，此时，雨中西湖该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嫩绿想必已经消失，绿色更深，更浓；白玉兰被雨淋湿会把草地铺上一片白，取而代之，大概会是梨花……西湖毕竟到底是西湖，杭州到底是杭州，无论何种天气，它都很美。
那几天，走在杭州，欣赏西湖美景时，我想到了周雁。我向杭州的朋友提到了她，谈到这个与杭州似乎有缘、实际上却又无缘的生命的早逝。
不能不想到她。因为，未到杭州时，我正好读了她的部分遗作。她写于二〇〇三年九月和十月的两首诗，让人惊诧不已，感慨万分：
其一
往事如梦还如烟，心智销磨若许年。
繁华历尽方憬悟，归宿原在古临安。
二〇〇三年九月五日
其二
寻仙访胜三十年，梦里几回到临安。
原来魂归亦此地，青龙山南虎跑泉。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
写这些诗时，周雁从郑州迁居至杭州大概还不到两年，正在以新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而且已是晚期。从中原迁徙江南，她本来是想抒发心中的欣喜，以新的生活姿态投入到美丽的杭州。她哪里知道，自己笔下写出的不是诗，竟是谶语！如此真实、具体、冰冷的谶语！想不相信都不可能。在杭州，美丽的西湖之景本可让她的诗句多一些欢乐，多一些微笑，多一些对时光永远留驻的期盼，但她这样一个看上去豁达、爽朗、喜欢大笑的人，为何要用“归宿”、“魂归”之类的词语。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某种暗示？真让人想不明白。
二〇〇四年十月，惊悉周雁去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国外。我当即用手机发回一条短信表达我的哀思：一个热情、爽朗的人走了，她把笑声永远留给了我们。
前几年，我常常到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也就成了大象出版社的常客，在与出版社的朋友们聚会的场合熟悉了周雁的笑声。她热情约我为她编辑的《寻根》杂志开设“在历史现场”专栏，这个专栏的文章后来加以扩展由大象出版社结集出版。可以说，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再到出版，都得到过周雁的帮助，与她有了一个作者与编者的友好合作。她开朗，热情，非常尊重作者对选题和观点的自主权。她好像总是显得很忙，忙着飞来飞去，忙着在不同地方和不同作者见面、交流，她的热情和见识给不少作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曾觉得她有时显得粗放，不够细致，甚至还为此和她在电话里“理论”。牢骚归牢骚，她对我的苛刻从不生气，我们还是合作得很愉快。
后来她离开了郑州，调到杭州出版社工作。或许正如她所写，她喜欢江南的美丽，更想为孩子选择一个总是被雨水湿润的地方。她到杭州后，给我来过电话，探讨文化问题，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可是，谁想到，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她时，她已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前来北京肿瘤医院求医。得到消息，我立即赶去看她。她看上去还是很乐观，依然在笑，依然对未来充满憧憬。
平生最害怕遇到这样的场合，最难说出的是安慰。该说什么好呢？
一个病人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旁人说什么都已不重要了。
这是与周雁见到的最后一面。
转眼就是春节。甲申猴年是我的本命年，央视新闻会客厅请几位属猴的人做了一个专题谈话节目，节目在春节期间播出。播出后没几天，突然接到了周雁从病房里打来的电话，我问她治疗情况如何，她说精神还可以。没有多谈病，她说看了我们的节目，她觉得可以从这一思路出发，策划相关的书。譬如，猴年请属猴的人写，鸡年请属鸡的人的写。可以一年做一本。她还说，等她病好了，就和我具体商量到底如何策划和组织。我为她的乐观、为她对出版的热爱而感动。我答应了。我为她祈祷，真希望能有奇迹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出现。她还年轻，正是干事业的年龄，还有着充沛的热情。这样的人，怎么能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呢？
不到一年，她还是远去了！她只有四十二岁！那次电话，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几个月过去了，友人和同事仍无法摆脱失去她的痛苦，深深怀念着她，并整理出她的部分遗作准备出版。她在二〇〇四年元月二十八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她与我最后一次在电话里讨论的话题：“昨晚电视看了李辉等四个属猴人的谈话节目，忽然想到，何不以此为切入点策划一套丛书呢？过去上海的魏绍昌先生曾有过做一本属狗人的书的设想——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事而做不成，是最叫人无奈的。”
这些话分明是无奈的叹息，但她留在我记忆里的永远是爽朗的笑声。
此时，清明节正在来临。
二〇〇五年四月四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