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荚树春天发芽长叶，夏天枝繁叶茂，秋天黄叶飘零，冬天只剩下粗壮的干和光溜溜的枝丫。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杨家院子里的人，儿子大了结婚，女儿大了出嫁，接进来的媳妇和嫁出去的女儿都进门有喜，生儿生女。但是，院子里自从杨梦麟的大妈中年早逝后，近四十年没有死过人，包括年龄小的和年龄老的。现在在这里住的三家七个人中，就有四个老年人；三婆婆生于清末光绪年间，年近八十仍然活着；何氏夫人是民国初年的人，七十出头；赵发贵逼近七十；邱姨也在花甲之外。三婆婆别人称她高寿时，常说：“这活起干啥嘛，死又死不到！”说起来，老人家也真活得艰难，无儿无女，自己没一分钱收入，生活靠政府五保供养和侄儿侄孙给点儿零钱。
人不愁死不到，只怕死得早死得苦。就在她惋惜杨梦麟姨父死没两年，风烛残年的三婆婆就一病没有起来。不过，老人家死时，棺材是多少年前就预备下的，一直放在她住的房子的窗子下面，衣服也是早就缝下的，她眼睛一闭，由于是五保老人，居委会为主，大伯赵发贵和杨梦麟、淑贞、淑芳这些侄儿侄孙搭手，很快就把丧事办了。
人老了岁数活得过大，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手脚不灵便，癫里癫懂，说话啰唆，儿孙讨嫌。真的一去，又有些想念。三妈在世，何氏夫人嫌她一天问这问那，有事不给她说不好，给她说又半天说不清，听不到，常常抱怨说：“那么大的岁数了，一天就在屋里嘛，想坐就坐，想睡就睡，啥子不好，还要这里走那里走的，还爱管个闲事！”三婆婆死了，赵发贵们两夫妇在前面街门口坐，很多时候院子里就她一个人，一下感到怪孤单的。三婆婆死了，这院子里就她的岁数最大了，陡然觉得自己老了，想七十多岁的人，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白天不晓得晚上的事，就不禁悲哀起来。何氏夫人最牵挂的是东生，杨梦麟不会洗衣做饭，前娘后母的，她要吃多大的亏哟！“唉……”何氏夫人唉声叹气。但是，事已至此，又无可奈何！
说起家事，在外人看来，杨梦麟们又步入了一个正常期——三世同堂，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外面有人挣钱，家里有人守着，一家老小，没吵没闹，风平浪静。
宋瑞媛除了身材和相貌差一点儿，其他各个方面确实不错。
她上班远，早上去晚上才回来，一回到家，看见何氏夫人在煮饭就到厨房去，说：“妈，你过去坐，我来！”何氏夫人说：“你不来了，我都快弄好了。”她这才过去。坐下喝一口水，就收拾屋子，或者忙这忙那。
每逢星期天，就洗衣服，把她和杨梦麟的，包括何氏夫人的、东生的，收拾一大盆，坐在院子里先搓，然后有的撒洗衣粉，有的打肥皂，又用手搓了，再端到河里清洗。何氏夫人叫她只洗自己的和杨梦麟的，她和东生的她洗，宋瑞媛说：“一家人还分个你们和我们，我今天休息，一起洗了算了！”杨家这边洗了晾起，又急急忙忙回北门外去洗她三个孩子的。不管在哪头，只有洗得多的时候，杨梦麟又没事，才叫他帮着舀一下水，帮着往河里端一下和在河里洗干净了帮着往回端一下。如果洗得少，杨梦麟要来搭手，她就说：“你去歇你的，我一个人能行。”或者开玩笑似的说：“你靠边站，不要你插手。”城里人，买菜、煮饭和打扫卫生、洗衣服是两件最大的家务事，洗衣服特别是洗被子、床单，主要是宋瑞媛干。
离开了前面的男人几年，有了杨梦麟，宋瑞媛十分珍惜，把杨梦麟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俨然一个大大夫的样子。杨梦麟是个络腮胡子，有时觉得胡子还不够长，不修面就准备出门，只要被宋瑞媛看见，哪怕已经走出了门，也要他回去把面修了再出去。
对东生，也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经常问他这问他那，吃饭的时候给他往碗里夹菜，冬天给他织毛衣，看见他做作业就问他这段时间学习怎样……东生不爱说话，但见宋瑞媛对他那么好，十几岁的孩子也很亲地“宋姨，宋姨”地叫。
杨梦麟改变了不少。他见母亲已经七十好几了，宋瑞媛又出生于干部家庭，家里使大劲的劳力活他主动承担，有时还搓搓袜子、洗洗内衣，代母亲同宋瑞媛一起到市场买买菜。他意识到在家里不爱说话是个缺点，变得有说有笑了，偶尔还诙谐幽默几句。特别是对宋瑞媛和她的三个孩子，他努力和他们多说话，害怕他们因为自己严肃而疏远。做到这些，对于性格内向的杨梦麟，实在是难能可贵。
地方小，没有碰不到的人。宋瑞媛是钱雪梅要好的同学，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经常你到我家里玩我到你家里玩。长大了，各走了各的路，来往才少了。怎么也没想到，她们都嫁给了杨梦麟，钱雪梅是前任，宋瑞媛是现任。她们更没想过俩人碰到一起是怎样一种情形。
有一次，她们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一起。
钱雪梅弯着腰看完玻璃柜里的一件衣服，抬起头猛然看见了宋瑞媛。
“哎，是你？”她们好几年都没看到过了。
“啊！你在买啥？”宋瑞媛见是钱雪梅，红着脸招呼。
“你和杨梦麟在一起，感觉怎么样？”开朗的钱雪梅问。
“好啊！可以！”宋瑞媛回答。
钱雪梅听了，没再问下去，转到其他的事情，又说了一阵才分手。钱雪梅叫宋瑞媛到她那里耍，宋瑞媛也答应了。
然而，杨梦麟和宋瑞媛从所处的不同环境和因此而形成的思想观念、性格习惯，决定了这个再组合的家庭不会走得很远。
宋瑞媛北门外的房子是单位的公房，三室一厅，设施齐全。结婚以后，东生有婆婆煮饭洗衣，杨梦麟和宋瑞媛可以主要住在那里。但是，杨梦麟很少到那里住。他说那里离医院太远，上班要多走一个多小时，上夜班，特别是半夜三更有病人会诊更麻烦，离城中心远，逛个百货公司、买个东西不方便。他也考虑到母亲年龄大，儿子还小，他不在上河街住，院子里只有婆孙二人，有时只有母亲一个人，有个什么事，谁也不知道。另外，他从来很少在别人家里住，住在宋瑞媛那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是他男到女家似的……
宋瑞媛很想杨梦麟到她那里住，那样一切都好安排。她给他说了很多次，杨梦麟都支支吾吾，也不是支吾，他的那些理由也很充分。说了几次以后，宋瑞媛不再说了。
宋瑞媛和孩子如果都搬到上河街住，什么都要方便些，离娘家也近，上班也近得多。而且，从来都是男人把女人娶进门，宋瑞媛住到杨家天经地义。但是另一方面，不说宋瑞媛住到杨家，在她小学、中学的同学，小学还是同座的钱雪梅睡了那么多年觉的那间屋子、那张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不自在，只是晚上宋瑞媛在上河街住，三个孩子住在离几里路远的北门外，作为母亲，不可能不担心。宋瑞媛牵挂孩子，杨梦麟不是没想到，但是没办法。杨梦麟他们上河街的房子，他一大间卧室兼书房，何氏夫人住了一小间，临街的一大间做客厅，后面一间给东生搭了一张床，还有一小间做厨房。如果宋瑞媛的三个孩子来住，只有在临街的客厅搭床。这样，来客人了就没有地方坐，而且宋瑞媛十几岁的女儿玲玲同男孩子住在一间屋子里，也很不方便。
住北门不方便，上河街又住不了，宋瑞媛只好两边跑，上河街住几天，北门住几天，搞卫生这边搞了又搞那边，累得不得了。住上河街，没有说的，如果住北门，杨梦麟不愿去。其他事情也如此，凡是要往北门外跑，杨梦麟就不太高兴。两夫妻没有为这些事吵过嘴，但心里不愉快经常发生。
两个家合在一起，加起来七个人，是一个人口多的家庭。家庭人口多，开支也大。一家人只有杨梦麟和宋瑞媛两个人工作挣钱，虽然他们的单位都好，但工资是死的，每月就那么多，跟大多数家庭比，人平收入他们不是宽裕而是紧张。而且，结婚以后，她们的钱没有统一管理，还是杨梦麟的钱管他们这边三个人，宋瑞媛的钱管自己和她那边的三个孩子。是一个家庭，就有些共同的事情，办这些事情谁拿钱？杨梦麟和宋瑞媛没有明说过，谁也不好说。在母亲何氏夫人眼里，杨梦麟给自己增加了负担，原来一个人的工资供三个人，现在不说宋瑞媛挣的工资低——其实，宋瑞媛工资到底是高还是低，她也不知道。就是杨梦麟是自己的儿子，每月工资是多少，他也不知道，只是她认为宋瑞媛的工资应该比杨梦麟低——从人头上说，杨梦麟帮宋瑞媛多供了半个人，手头比原来还紧了。
人难免没有私心，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各有各的不同。例如在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在这个家里就各有各的态度。
在宋瑞媛心里看不见的天平上，不可能不把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看得重些，但是她对东生也好。有时候给四个孩子零花钱，宋瑞媛给东生的和给大儿子的一样，比给玲玲和小儿子的要多些，她对玲玲和小儿子说：“你们小，伟哥哥和东生哥哥大些，花钱多些，应该比你们多！”玲玲懂事，心里不满意，却还对弟弟说：“弟弟，哥哥和东生哥哥比我们大，应该比我们多。”妈妈和姐姐都这样说，噘着小嘴不高兴的弟弟也就作罢。“面子上是这样，背后里晓得她又给她娃儿没有。”何氏夫人这样说。
杨梦麟不管这些，原来对自己的儿子怎样，现在还怎样，对增加了的宋瑞媛的三个孩子，他像对东生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心里怎样呢，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很难看出。
杨梦麟和宋瑞媛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处理得巧妙，似乎看不出孰轻孰重。
何氏夫人年龄大，脑子里旧的东西根深蒂固，明显表现出两种态度——把自己的儿孙看得重，不仅把杨梦麟和东生看得比宋瑞媛四母子重，而且口里经常念叨着钱华，想钱华，打听钱华的消息。
这种轻重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
宋瑞媛在河那边上班，孩子在姥爷、姥姥家吃中午饭，现在宋瑞媛想叫他们都到杨家吃。老大上初中了，自己有了思想，觉得三兄妹都到杨家去吃不好，于是宋瑞媛叫他继续上姥爷、姥姥家吃，玲玲和弟弟到杨家吃。这件事杨梦麟和宋瑞媛都给何氏夫人说过，何氏夫人也答应了。开始没有什么，一个月以后，玲玲和弟弟都不去了，原因是何氏夫人不公平——中午时间紧张，一般都是吃面条。估计三个孩子要回来了，何氏夫人就早早地把蜂窝煤炉子打开、把调料兑起，孩子们一到家，就往锅里丢面条。何氏夫人在大沱多年开馆子，饭菜面条做得好吃是自然的。但是，每次兑调料，东生碗里的油要多些，玲玲姐弟的碗里要少些，甚至酱油、醋都没东生碗里浓。面煮好，又先给东生捞，然后才给玲玲姐弟捞，最后的面条很多是渣渣，有时还不够。玲玲只比东生小两岁，弟弟比玲玲小三岁，姐弟俩都懂些事了，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玲玲姐弟不再到杨家去，何氏夫人应该想到是为什么，面子上却还问宋瑞媛：“玲玲和她弟弟咋个这几天没来了呢？”宋瑞媛是一个区供销社的会计，管许多物资的进出和现金的往来，心里岂不明白怎么回事，何况孩子还给她说了，见何氏夫人问，却回答说：“那是她们姥爷、姥姥要叫他们过去，说反正他们都退休了，没有事情，就是在家煮饭。”宋瑞媛把玲玲姐弟不回家吃饭的事给杨梦麟说了，杨梦麟问何氏夫人，何氏夫人说：“我又没说他们啥喃，哪晓得他们咋个要怄气！”
宋瑞媛的大儿子张伟，从小聪明，母亲要求严格，学习成绩好。
张伟小学在北街小学读，北街小学是绵阳地区的重点小学，教学质量高，是孩子和家长都羡慕的一所学校。在这里小学毕业后，张伟顺利地考起了嘉陵中学。嘉陵中学是一所老牌初级中学，在全县的同级同类学校中，排名第一。“文革”中，要求学校办在家门口，农村几个大队就有一所小学附设初中，城里随之也有三所小学附设初中，十几个三线建设军工厂办的学校，都是小学、初中一贯制，有的还办了高中。但是，原来的单设初级中学招生录取分数比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高出得多。张伟考起了嘉陵中学，宋瑞媛和张伟的姥爷、姥姥、舅舅、姨姨们都引以为骄傲。
张伟读小学的学制是五年。读初中时，小学恢复了“文革”前的六年制，初中恢复了三年制，高中有的学校已经改为三年、有的还是两年。在三年初中里，张伟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考起了县中。
读高中，书学费高得多，而且要住校，要交食宿费。女儿玲玲和小儿子的书学费也逐年升高。供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每月的工资用到孩子身上后，宋瑞媛就手里所剩无几了，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大包小包地往杨家买东西，给杨梦麟买茶买烟了。这些年，杨梦麟的茶和烟是宋瑞媛包了的，一下子断了档，杨梦麟很不习惯。宋瑞媛拮据了，家里什么都要杨梦麟掏钱，杨梦麟感到很恼火。
比张伟稍后一年，杨东生开始读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