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解散不久，常玉娥就结了婚，已经生了孩子，爱人叫宋培远，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常玉娥家庭出身不好，想自己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发展，没有再去插队锻炼，而是到建筑社当了一个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多钱。
过几天是常玉娥婆家公公五十岁生日，林场四年多朝夕相处的战友现在天各一方，常玉娥想借此邀请几个耍得好的战友聚一下。
她给钱雪梅说，钱雪梅说：“好，我一定来！”
头一天放工时，钱雪梅给生产队长说：“张队长，我明天有事，请一天假。”
农民们对知青比较宽松，说：“嗯，你耽搁嘛！”
回到住处，钱雪梅对钱哲元说：“屋里还有吃的，你明天自己凑合一天。常玉娥公公生日，请我们林场的知青聚会。”
弟弟答应了，钱雪梅骑自行车回了城。
回到家里，晚饭刚好吃过。父亲钱家吉和母亲周秀兰和颜悦色地说：“雪梅回来了？”三个弟妹一起叫“大姐！”
“嗯。”雪梅放下自行车，说，“明天常玉娥公公的生日，请我。”
母亲周秀兰知道她和哲元在农村劳动辛苦，给她倒了一杯水。父亲说：“我去给你煮面，还剩得有菜，给你热一下。”
自从钱雪梅答应了同杨梦麟的婚事，父亲和弟妹还同往常一样，母亲却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凡事都依着她。
常玉娥住在北街，生日宴会在家里举行。前几天常玉娥和宋培远就买好了放得住的菜，新鲜菜当天到市场上去买。一个饭做得好的亲戚当厨师，家里人帮忙。客人请得不多，打足留够，也就三桌。
那天，一些亲戚早早地就来帮忙。
十点半，钱雪梅去了，她想的是多同常玉娥说一会儿话，若她要做事，帮她抱一下她才几个月的孩子。
钱雪梅问常玉娥：“林场的请了哪些人？”
常玉娥说：“只有你、马玉彦、王久安和刘建生四个，朱云林没见着人。哦，你见着了吗？”
钱雪梅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好久没看见他了，不晓得他在干啥？”
十一点，请的人陆续到了。
马玉彦来，一进门就两脚一并，一个立正，一个似是而非的军礼：“报告战友，马玉彦到！”惹得钱雪梅和常玉娥大笑。
常玉娥抱着孩子出去了，钱雪梅白了马玉彦一眼说：“你没到你插的队里去？”
“那咋能不去，广阔天地练红心？不过对你说老实话，根没扎在那里，我到处耍！钱雪梅，你说我们这四五年锻炼够了没有？我看也差不多了。现在让他们才下去的锻炼吧！”
“你咋个在耍？”
马玉彦把脑壳一摸，说：“你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好回答，反正东一趟西一趟的——唉，你知道吗？朱云林出事啦？”
钱雪梅一惊，急忙问：“出啥事啦？”
马玉彦右手遮着嘴偏到钱雪梅耳边说：“往边境上跑！”
钱雪梅盯着马玉彦，不解地问：“他往边境上跑做啥？”
马玉彦知道钱雪梅的性格，正要给她细说，有人进来，赶快止住。
王久安、刘建生来了。好久不见，钱雪梅和马玉彦赶忙站起来招呼。
大家坐下，钱雪梅去给两位战友倒水，马玉彦问王久安和刘建生：“你们怎么姗姗来迟？”
“这还迟呀？来那么早干啥？挡人家的路？你们多久来的？”王久安和刘建生说。
“我们反正比你们早，不过我又在钱雪梅之后。具体几点几分来的，二位就不要打听了，恕我无可奉告！”马玉彦吊儿郎当地说。
钱雪梅把茶端来递到王久安和刘建生手里，大家边嗑瓜子边说话。
常玉娥从外面进来，见了王久安和刘建生，说：“你们好久来的？我这阵才看见——有茶水没有？”
钱雪梅说：“有了，我给他们倒了。”
常玉娥知道王久安和刘建生抽烟，赶快去找烟。
常玉娥的老公宋培远从街上回来，进屋来打招呼。常玉娥把烟拿给王久安和刘建生后，也抱着孩子坐下来跟几位战友说话。宋培远说：“我还有事要出去，常玉娥陪你们，我一会儿给大家敬酒。”
大家说：“你今天忙，快去快去！”
十二点，院子里的三张桌子摆好了酒菜。宋培远是兄弟中的老大，也是请客的主人，忙着屋里屋外请客人入座。除常玉娥外，林场的战友只有四个，坐在一桌。同桌的其他几个人都是城里的，也是认识的。
客人都坐下，站在门前阶沿上的宋培远说：“各位嘉宾，今天是我父亲五十岁生日，感谢大家的光临！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来，请不要拘束，开怀畅饮，多多吃菜！”
开始吃饭。常玉娥的公公分别到各桌招呼客人。招呼完，回到自己坐的桌子才吃了几口菜，亲戚朋友就来敬酒。他推辞着，实在推不了，就喝一口。钱雪梅们经常到他们家来，也很熟悉，平时叫他叔叔或者伯伯，也一起去给他敬了一杯酒，祝他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他很高兴，干了他们敬的酒，同时感谢他们过去对常玉娥的关心和帮助。
宋培远和常玉娥忙前忙后，一边照顾着各桌的客人，一边一桌一桌地敬酒。常玉娥在给孩子喂奶，不能喝酒，端着茶水跟在后面陪同。
到林场战友这一桌，大家都叫他们坐下来吃一点儿菜再喝，他们搬来两个凳子坐下，一边说话，一边吃菜，然后给一个人敬了一杯酒。
吃了饭，到屋里喝茶、摆龙门阵。
摆了一阵，钱雪梅站起来叫马玉彦：“你来，我问你个事。”
马玉彦看了她一眼，站起来，跟着到了外面院坝里。院子里，客人有的有事走了，有的在屋里喝茶。
“你吃饭前给我说朱云林的事还没说完，到底是咋个一回事？”钱雪梅问马玉彦。
“你那么关心他？”马玉彦有一点儿嫉妒地说。
“关心也应该，都是林场的战友！”钱雪梅红着脸解释，又说，“你要出了啥事，我也要问！”
“我出啥事？”马玉彦见她说得有理，颜色和缓下来，讲了朱云林的事情。
今年五月，朱云林看到林场即将解散，场里的知青何去何从，县里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他想，不管怎样，反正不会把他们收回城里安排工作。如果还要插到农村的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不仅要同贫下中农同劳动，还要煮三顿饭，这该多难整！即使这样熬煎，又何时是个头，有什么好结果？惯于动脑子想问题的他，认为形势继续乱下去，国家没有希望，自己也没有前途。他经常同县中的邵老师和城北民中的斯老师、谢老师，解放街小学的李老师一起耍，一起谈天说地。邵老师名隆立，名牌大学物理系高才生，毕业后分回家乡，在县中教书，是学校首席物理教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在台湾政界地位非常高。斯老师名文，谢老师名方正，都是高中毕业没考起大学，但又爱读书、有见地、志存高远之人，与一些同人一起在县城北头组建了一所民办公助、政府承认学籍和毕业文凭、纳入国家统一招生的初级中学。李老师名子南，也是“不安本分”之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年，社会动乱不定，停工停产停课，食物供应紧张，简单的日常用品都买不到，学生流落四处，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壮志何酬！他们商量决定：到国外去！
怎么走？
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稍微有一点儿政治和历史问题的人一天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何况是往境外跑——如果跑不出去，抓回来就是投敌叛国，不是枪毙脑袋也是万劫不复。
国外的情况一概不知，边境口岸的情况也知之甚少，经过认真分析，他们决定从新疆到苏联，先出去了再说。
邵隆立已经成了家，妻子是城里的中学老师，有两个女儿，走要连累这个家，他帮着斯、谢、李、朱四个单身汉策划，要他们先出境，然后绕道台湾，去找他的父亲。他给他们写好了父亲在台湾的地址，说父亲一定会帮助他们，并帮他们凑了钱和全国通用粮票。
斯、谢、李、朱四人做好了准备，告辞了邵隆立，买了到兰州的火车票。
在江城上车，两天两夜后，前面没有了铁路。
火车上的颠簸，越往西走风沙越大，穿过新疆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天，特别是心里恐惧，朱云林走到兰州就动摇了。
朱云林提出往回走算了。李子南没有说话，斯文和谢方正严厉地谴责他：“往回走？你是不是想找死？”
朱云林哑口无言——他违背了先前四个人的共同意志，成了退缩者，他说什么呢？
他推说他出发时就肚子痛，现在越痛越厉害，他怕再往前走拖累他们。
斯、谢、李怒目相对，又拿他没有办法，说：“那你回去嘛，但是你必须对我们的事情严格保密！”
朱云林又在兰州赶火车返回了江城。
斯、谢、李三人继续向西行进。
转了几次汽车，坐了好几天，斯、谢、李三人到了乌鲁木齐。一打听，到伊犁和阿拉山口，还要坐一个星期的汽车。三人感到了西北的广袤无垠，也感到了对那里语言和风土人情越来越不适应。又是在做一件违法犯罪的事，一张口问话就好像别人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心就“咚咚咚”地跳。
吃饭、喝水、坐车、住店都要钱，吃饭还要粮票，斯、谢、李一路省吃俭用，进最便宜的馆子，吃最一般的饭菜，晚上住最普通的旅店，睡最廉价的床铺。就这样，到伊犁时，钱粮都快用完了。
六十年代初期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内地一些不能忍受饥饿的人往新疆跑，但是大多数人到乌鲁木齐就止步了。可斯、谢、李还要往西走，因此显得很特殊。在那些地方，内地的汉人，不用张口说话，人家从外貌打头上就一眼可以看出来。又是三个年轻小伙子，无眷无属，无多少行李，更惹人注目。全国人民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头脑，边疆也一样，到处是：“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提高警惕，准备打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人们的警觉性很高，生怕把敌人放走了自己受牵连，斯、谢、李三人走到哪里都要被盘问，买票坐车要被盘问，进馆子吃饭要被盘问，有时走着路也有人上来问几句。三个人的神经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是紧张的。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毛主席不吃他那一套，报之以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欲以武力征服这个不驯服的小兄弟。中苏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冰点，中苏边境的口岸全部关闭，国界线上守卫森严。斯、谢、李来到伊犁口岸，见关门紧锁，无人进出，两边各一条木板做成的一板一字的白底红字的标语：左边是“反帝反修，准备打仗”，右边是“叛国投敌，粉身碎骨！”关门前，红五角星帽徽、红领章的边防军战士怀抱冲锋枪，威武雄壮，严阵以待。斯、谢、李远远看见，不寒而栗。他们不能接近国界线，只能远距离地顺着国界线走，寻找可以逾越的地方。
初夏的夜晚，月光朦胧，看不见远处的皑皑雪山，只听见河水汩汩地流淌和小虫的低鸣，白天如茵的绿草一片迷茫。
三个偷渡者猫着腰，渐渐向国境线靠近。
哨兵喊话，没有回答。三条人影直起身向前跑去！
“站住！”
黑影仍然在跑。
哨兵鸣枪示警。
三个黑影停了下来。五六个边防战士围上来。
三条黑影转身向回跑……
这三个人影。他们就是斯文、谢方正和李子南。他们都是近视眼，晚上看不清，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是谁还跌了一跤。
边防战士包围了他们，问他们干啥，他们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出来转转。”
斯、谢、李被带到一间房子里。值班军官叫他们把身上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分开放在桌子上。三人掏完身上的东西，卫兵又搜身。当卫兵的手伸向斯文左边的裤兜时，一贯镇定的斯文心里慌了。卫兵掏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台湾的地址和电话。搜完身，卫兵向军官报告：“搜身完毕，这张纸条上的字里有‘台湾’两个字！”卫兵把纸条交给军官，军官看了，又亲自一一翻看了桌子上的东西，除了手里纸条，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物品。
审问开始。
“你们是哪里的人？”军官问。
“四川江城县人。”三个人同时回答。
“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你！”军官指着斯文。
“斯文，男，二十七岁，四川江城县民办初级中学教师。”
“你！”军官接着指着谢方正。
“谢方正，男，二十六岁，四川江城县民办初级中学教师。”
“你！”军官最后问李子南。
“李子南，男，二十八岁，四川江城县解放街小学教师。”
“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军官严厉地问。
“耍。”斯文说。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跑？”
“嗯……不知道，我们三个在闹着耍。”谢方正说。
“嗯，我们在追着耍——这是什么地方？”斯文和李子南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
“这是在边境线上，你们跑的前面就是国界，那边就是苏修！”军官拿起手边的纸条，又看了看，问，“这张纸条上怎么写着台湾的地址和人名、电话？”显然，军官不知道纸条上那个名字的人是谁。
斯、谢、李三个“啊——”了半天，没有作声。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偷越国境就是投敌叛国，是大罪，是要掉脑袋的！”军官十分严厉地对斯、谢、李三个说。
斯、谢、李三人装作浑身发抖的样子。
审问的全过程，旁边一名年轻军人完整地做了记录。
审问结束，值班军官叫他们认真看记录，然后确认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