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后刘澜涛因工作过度劳累，突然发病。1956年下半年决定赴广东从化这个著名疗养地去疗养。刘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他要我同去，说“你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那里去写书”。这样我也就到从化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不住在同一住所，不在一起用餐，我又埋头写书，所以这时双方见面说话的时候仍不多。
一天晚上，刘约我到他那里去吃饭，这次似乎是有意谈起写书和搞理论的事，这是我在华北局结束时向他提出的话题，他知道我有这个愿望。他首先说，理论很重要，他自己因为理论水平不高又缺少时间读书，所以工作很吃力。他又说，“你有兴趣搞理论我赞成，回北京后看工作情况再定。”最后，他说，“我送你两句话，怎么样？是《红楼梦》里的，你一定知道。”他就念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来。我说：“澜涛同志的意思我明白，这两句话恰可以作为对我的针砭。我知道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政治，只是在澜涛同志身边这几年，明白了一些事情。”他说：“你不是不懂政治，当然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写文章没有脱离政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你是做到了的。”经过这次谈话，我知道我想转行的事实际上已得到了他的准许。
回到北京以后，机会果然来了。1957年初，书记处四个办公室宣布结束，干部另行分配。那时正是刚要进行“反右”的时候，我们的机构既宣布结束，“大鸣大放”自然不搞了，因此也就不抓“右派”了。这就是说，我们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夏季那场大风暴。人不抓我，我不抓人。只记得除报纸上所见外，我曾一个人跑到人民大学的大礼堂去听了一场林希翎的演讲。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只出了一个“右派”，那是一位刚好调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同志，他是在党校里不幸碰在枪口上的(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
我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接近尾声时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去工作，1959年末又转到《红旗》杂志社。而刘澜涛则于1960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这已是第二届中央局了)。从此分别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又在北京重逢。那时我已在中央党校工作。这次重逢恍如隔世，好像大家都到地狱里去转了一遭又重返人间。“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其所受迫害之严重可想而知。特别是他的夫人刘素菲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跳楼致死，这对于他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的打击。他默默地承受着一种彻心的痛苦。这里顺便提一下：刘澜涛夫妻两人竟是同月同日同时死，相隔30年。其夫人死于1967年12月31日上午，刘则死于1997年12月31日上午，这也算是一件奇事。
“六十一人”冤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先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这时他曾专邀我为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经过，他对这场讨论高度评价，并说他们案件的平反亦得这场讨论之助。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为邓小平，后又是邓颖超)。此时我也由原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特别令人感觉到的是：这时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时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他不像别的离休领导人那样愿意写“回忆”，他不想写任何回忆的东西，不止一个人劝他，我也劝他，他都表示不干。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和他的秘书在深谈中逐渐弄明白，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特别是被他伤害过的同志多是西北地区的同志，而他自己偏偏也是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的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内心仍不免耿耿于怀，而且即使表示谅解的同志无形中也仍有隔阂，刘为此深感痛苦。
不过这里我要用事实作点说明：刘澜涛不是只搞“左”而不反“左”的人，只要中央提出反“左”，他同样是坚决执行的。这除了我亲身见到的1947年刘澜涛纠正土改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件事是：1941年刘澜涛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时，还曾解救过一个被某地委错判为“国民党特务”的青年知识分子，说那是“违背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这个青年朋友蒙冤的事件我在当时就知道，至于刘澜涛直接出面纠正这件错案，我却是在“文革”以后，从当时曾是该地委宣传部长的胡开明口中才听说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重视他赠送我的马克思那几句话：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过去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从未感觉到友谊的重要、个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他所要求的第一是“组织”，第二是“组织”，第三还是“组织”，而“组织”就意味着“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嘛！在他的头脑中好像充满着严密组织的集体细胞，而没有单个因子。除自己的家庭生活外，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名言的原意，革命组织也是由个人所组成，个人自当遵守组织原则，但组织也应当尊重个人，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要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每个人应有提意见、讨论问题乃至保留意见的权利。一句话，要有党内民主，尤其在脱离秘密环境和战争环境之后，党内民主更显得重要。革命组织内部的友谊，只能由党内民主和互相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与应有权利来培养、来保证。共产党人归根结底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么，其自身自然应当找到一种能将组织原则与个人自由发展结合起来并求得两者间平衡的办法，否则，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党内生活的。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包括缺乏真正的友谊和彼此整来整去)，可以说大都与缺乏党内民主有关。
刘澜涛在其最后年月的内心反思和在其日益增长的孤寂感中渴望寻求友谊，是否由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仅仅是一种善良的直觉？这我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即使最后几年我们之间也无法深谈，现在则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