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吴江别集:我欲凌风归寥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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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四川行(1)

1994年6月下旬的巴蜀之行,使我深深地感到:现在确实应当作中西部的文章了。中西兴则东南稳。而中国西部自然以四川省为主要代表之一。

四川的开放有两方面:一是向港澳台和各国侨商以及外国人开放,吸引外资;再是向国内开放,吸引内资。目前国内资金并未结束“孔雀东南飞”的走势,但根据形势,迟早会出现“东西分飞”的趋势,因为沿江开放和三峡工程上马,使四川吸引力在增大。就长江流域来说,上海是龙头,四川为龙尾,只有龙头龙尾都摆动起来,长江这条巨龙才能腾飞。四川是难得的大市场,劳动力也比东南部便宜得多。现在已是国内资金重新审时度势的时候了。“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我们的经济领导者似也应当记住这句古训。外资方面,目前也有两种情况:有些外商虽然看好“长江龙尾,西部龙头”这块宝地,这个大市场,但碍于投资环境的局限还想再等一等或只小施动作;较有远见的外商则已开始在电子产业、原材料工业、建材、农业、畜牧业、旅游业等方面向四川投资,特别在交通方面(高速公路、地铁、桥梁等)开始投资,以便为自己今后接续投资创造条件。到目前为止,四川累计已兴办三资企业4000余家,直接利用外资47.6亿元;全省对外开放的市、县(区)已达161个。四川省的对外开放已呈蓄势待发之势。

但是,对外开放也好,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也好,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发掘自身的潜力,从自身找到发展经济的活水源头,这潜力,这活水源头,不是别的,正是发挥农民进入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培养他们具备这种眼光与勇气,为此,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城镇经济、实现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必由之路,吸引外资则是加速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沿海的山东,虽然对外开放条件好些,走的仍是这条路。尽管四川的这一过程可能会长一些,困难也可能会多一些。

中国现阶段,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是否仍须以农业的进一步改造为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农民的积极性为动力,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始终动摇不定。土地始终是一切生产的源泉,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这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改变的命运。目前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始终紧张,而一些发达国家也并非像有人所想的那样只重工不重农,花钱买粮食吃的。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农产品出口国,他们每年花在农产品的财政补贴往往高达数百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农业大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四川省是我国第一农业大省,以占全国1/16的耕地养活了全国1/10人口。这是奇迹,也是责任。不能设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像四川这样的大省,改革的结果是耕地日减,农业萎缩,粮食滑坡,而弄到需要进口外国粮食过活。应当说,自从废除农村旧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兴办乡镇企业、建立小城镇、实行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营以来,农民直接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已经开通。但尽管如此,从那时起到现在,农业还是走了一条曲折不平的道路,四川省也不例外。

据省农委同志告诉我们:四川有5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1亿人口,耕地6300万亩,城乡劳动力资源有7550万人(占总人口的7%),粮食、食油、猪肉、蔬菜等产量均占全国第一位。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旧体制下的1975年竟从外省调进粮食5亿斤,1976年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改革从农业入手,1977年即增产粮食50亿斤。到1984年产量连续上升,全省粮食达到815.9亿斤,人均807斤。从1985年至1988年粮食连续四年徘徊,人均粮食下降到700斤。1989年至1992年这四年又上去了,人均粮食可达到800斤。但是,也就是从1992年起,农业问题又突出了,困难纷至沓来。其原因,是由于领导上掉以轻心,以为农业不会有问题,并且随意向农民伸手,发生乱摊派、乱收费现象,引起农民极大不满。这件事已取得了教训,对于必须时刻不忘减轻农民负担,上下都应有所清醒。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商品市场经济刚起步的条件下,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再次拉大,农产品的调价远低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涨价幅度,种田效益低,农民的积极性骤然下降,大批农民废田外出打工经商,本已匮乏的土地反而被闲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让市场经济自发地无情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配置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去,使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还是让农业主动地适应商品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造自身,使之最终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新路来?

现在大家都担心通货膨胀,四川也一样。通货膨胀控制不住,经济也稳定不住。而控制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恰恰是处理好农业问题,即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因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都较低,生活消费品的支出占大头,粮油和副食品的价格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据预算,农产品价格如上涨一个百分点,居民生活费用将上升0.6个百分点。因此,稳定市场物价,首先要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农产品供应足,则人心安,国势稳。这也是中国的国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四川省定下两条方针:一是无论如何要使人均占有粮食达到800斤(实际上这离国际公认的粮食过关线1000斤还差200斤,而且国际上还不包括豆薯类,我们则包括在内);二是尽可能多途径地增加农民的收入。1993年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634元,比全国低150元;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到20世纪末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100元,这就是小康目标了。很显然,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目标,例如,山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千元。总之,稳粮增收奔小康,这是四川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稳粮是基础,增收是关键。

我们问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这一方针的确定可否认为,不是为了度过当前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确定地将农业(这里当理解为包括畜牧林副渔果等在内的大农业)置于经济现代化、社会化以及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同时也作为你们确定的“依靠科技,调整结构,军民结合,城乡一体,依托盆地,开发两翼”这一发展战略的基础?谢世杰同志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同时补充说:稳粮并不是将粮食稳定在现有水平上,而是要使粮食随着人口的增长(四川每年要增加人口100多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稳步地增长,务必保证全省人口粮食占有量大体在800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