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传达1月2日华国锋主席同新近在中央任职的胡耀邦(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乔木(新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新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冯文彬(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四人关于当前形势的谈话。用胡耀邦的话说，这次谈话，是中央主席要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办帮助政治局常委掌握动向，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从当时印发的材料看，此次谈话既肯定三中全会后的好形势和思想的活跃，也指出好形势下的另一面，包括社会上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又处在大转折时期，是很复杂的。全党要从多方面做好工作，加以引导，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向健康的道路上发展，避免出现1957年时的那种情况。
1月3日碰头会上，先由胡乔木作传达，讲自己的体会；胡耀邦也时有插话和补充，看不出有什么分歧。那时会议气氛好，传达中央主席的谈话像是在交谈，光看记录有时很难一一分清是谁的话。而吴江同志却根据韩洪洪书中并不准确也未说清的转述上纲上线，硬说胡乔木的那次讲话是要搞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只是由于被阻止而未得逞。在这里，韩洪洪的分散叙述被连接成完整句式，成为：“现在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三股风，局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还严重。”并且将书中原来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写成比“猖狂(进攻)还严重”，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严重。我翻阅了当年的有关文件和资料，也没有发现如此完整语句的提法。说到底，即便如此，恐也难以作为欲搞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的证据。讲新形势下出现什么问题与采取什么方法去解决，在不同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毕竟会是不同的。
像在《补正》文讲以波兰事件为殷鉴那样，我这里也讲几句出版部门的事。1979年3月至5月，国家出版局在陈翰伯的主持下，连续召开十几次党组扩大会，讨论出版工作如何适应大转折后的新形势。这次会议着重清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版从属于政治”、“出版工作围着政治运动转”、“一切出版物都贴上政治标签”等“左”的指导思想及其表现，并在随后遵照胡乔木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在出版方针中取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形成直至今天仍在执行的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我在2007年出版的《亲历出版三十年》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广泛影响。
国家长治久安新思路的重要探索
关于胡乔木以波兰事件(波团结工会向执政党波共夺取全国政权)为殷鉴致胡耀邦信。
吴江同志在《补充说明》中，不再说胡耀邦对胡乔木信“未予理睬”，也不再提“为防止日后遗失”，而以原信在胡耀邦手里，收在《胡乔木书信集》里的“那封信是复印件呢，还是另有修改？”来质疑信的真实性。对这样的质疑，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书信集对每封书信均注明出处，此信是“据铅印件排印”。我30年前阅读的也不是原件，而是铅印件，也许此铅印件与彼铅印件系同出一源，我却从未想过只有看到“在胡耀邦的手里”那个原件才相信其真实性。我不清楚书信集编者对这封信是否作过技术性处理，但我相信那个相当权威的编辑班子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书信的原貌，由此而影响读者对原信原意的理解。
那么，怎么理解这封书信的原意和主旨呢？看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我在《补正》文中已将书信主旨内容引出，在这里我想强调，胡乔木对“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的思考，同他早些时候在中宣部碰头会上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总结和吸取我党“左”的历史经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他强调，以波兰事件为殷鉴，就是要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过去未能解决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任务”的“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这是在拨乱反正年代，以波兰事件为殷鉴，对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这是个新思路，虽然受历史进程的限制，思考是初步的，但却是宝贵的，有深度和长远意义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三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形成了一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些使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正是起步于拨乱反正年代，形成于其后的理论探索创新和社会实践突破。时至今日，我们在寓意深刻、事关重大的法制、民主、分权、人权、党的工作体制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不能说我们已经达到完备了，正如胡乔木在信中所说，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任务”。
我不理解，吴江同志怎么会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我注意到《补充说明》中指出的两点：一是胡乔木“一语未及改革，更不提‘出版自由’”；一是胡乔木对“持不同政见者”提出“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之以必要的打击措施”。他强调，“仅此两句，已令人刮目相看”。我觉得这样地提出和证论问题，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也许这封信未提到“改革”字样是个不足，但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新思路的主旨内容仍然是清晰的；而总揽全局工作的建议信，为什么非得要像一个业务部门负责人那样提出“出版自由”呢？难道没有提到就意味着反对吗？至于对“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当时论及的重要问题，也是后来直至今天都存在的长期问题，信中提出研究对策，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年讨论出版自由问题时也有所论及，不明白怎么会让吴江同志如此“刮目相看”呢？！
我写此文的主要注意力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而不是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是非。比如对理论务虚会，至今还有不同的评价。吴江同志说：“这个重要的会议，最后终于草草收场了，惜哉！”我相信吴江同志也会想到有人不这样看，会说：“由于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使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更加明确了前进方向和运行轨道，幸哉！”又比如对贯彻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吴江同志是赞成陈瀚伯意见的，认为“十分重要”，但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表示，对一些问题甚至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是客观存在，在一定层面不必都强求一律。这也许对学术理论建设有益。
从“补正”引出的一些建设性的话
我在《补正》文结束时说，对已故无缘起来申辩同志的事情且得出很严重结论时似应慎重些。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是最起码的，而对乔木同志特定时段其人其事的指责则有些不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乔木同志作为党中央核心层的“一支笔”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的理论和实践是同党中央一些重大决策密切相联，在执政党建设和意识形态各领域尤其如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清理、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等，他的突出贡献，更是人们所称颂的。涉及这个时期乔木其人其事尤其需要更慎重些。我觉得，吴江同志以两条史料线索即对乔木同志做出政治性的严重指责，多少有些随意性，太不慎重了。经过“十年动乱”考验和反思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那种政治运动已达成牢固的共识，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绝不是某人一鼓动就可得逞，也不是只因某人一制止就可告吹的。没有那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那样的绝对权威，这种历史倒车是开不成的。
这里再讲一下我从《胡乔木书信集》中了解到的一件事。吴江同志曾对乔木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几点说明》稿提出意见。乔木同志于1981年5月20日写信给吴江同志，认真而又诚恳地表示：“谢谢你纠正了我在《几点说明》中关于‘路线’问题的错误。对于马、恩、列，我只是根据主要著作，而且主要根据记忆，以致说错了。”信中还对有关问题有理有据地讲了自己的意见。我从“据胡乔木秘书的手抄件排印”的这封信中，感受到乔木同志对吴江同志的尊重，感受到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封信的原件应保存在吴江同志手里。吴江同志是对大转折年代的思想解放特别是对真理标准宏文的成就有过贡献的资深学者和革命老同志。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对吴江同志理所当然地怀着敬意，有着真诚的期望和良好的祝愿。
2010年10月21日(初稿)
2010年11月2日(修改稿)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0日)
又读宋木文的补正文
吴江
《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0日载宋木文同志的《胡乔木在转折年代对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文，副标题是“学习笔记：从吴江同志的‘两条重要的史料’说起”，拜读了。这确是幸事，我和宋木文同志素不相识，却有了共同讨论问题和互相学习的机缘。问题由我所写的“两条史料”引起，至今宋木文同志已两次提出“补正”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不胜感谢。这次我准备从简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我第一次写“两条史料”实际上由读韩洪洪同志的书所引起。韩书《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第一次读到。不错，与胡乔木当时谈话的正式记录本相比，正如宋木文同志所说，这只能算是“二手材料”；但是，我想，由我们所修的党史版本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一手材料”呢？我读该书时是觉得作者至少是当时与会者之一，或者直接接触过当时的记录材料，绝不会是凭空编造。从其内容看，我相信作者的记述是真实的，并由此联想到胡耀邦对于胡乔木就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写给胡耀邦的信所说的那几句评语，故就此写了第一篇短文，表示此类史料(我说的是“史料”，并非定评)可以“留下”研究。后来宋木文同志提出“补正”意见，我才在后来的“补充说明”一文中(见《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6日)直接引出韩书的原文。我认为这段原文很值得一阅，而有些读者却未必注意，故在这里再将原文引述如下：
胡乔木在(1979年)1月3日中央宣传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按：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就
是对于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提出来了。……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见韩书172页)
在我看来，这段话的记述之所以绝非空谷来风或虚声恫吓，主要是因为它在不久之后便被种种出人意料的事实所证实了(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
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包括1979年，因为党的领导格局未变，“两个凡是”仍很有势力，拨乱反正困难重重，胡耀邦有时也处于为难的境地。但有人采取迎合态度，夸大当时群众中的一些不满情绪，不断发出警告。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始终处在这种困境之中。因种种原因，这个问题我不在这里多说，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