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火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凌起凤是国民党元老凌铁庵的小女儿，1948年随家去了台湾。他们被无情的海峡隔开，在敌对战火隔离下，两颗滚烫的心被分隔两地，他们只能在香港中转秘密通信，在海峡两岸用鸿雁传书互吐心曲，这在当时的确不是件小事。好心的朋友劝王火和凌起凤一刀两断，但王火坚定地说：“我做不到！”一位“左”得可怕的领导拍桌子要王火回答：“要革命，还是要爱情？”王火发自内心而冷静地回答：“我都要！”幸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通情达理，相信王火是真诚的。最后答应王火：“要想法让她回来！”
1953年，经过一段曲曲折折、艰难困苦的历程，爱情战胜了一切，凌起凤回来了。她冲破重重阻挠，终于从台湾转道香港，跨过了罗湖桥，两个坚贞纯真的青年恋人团聚了。当年，王火和凌起凤只花了五毛钱在上海公证结婚。这对痴心相恋十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以后的五十多年中，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两人同甘共苦，养育了一双女儿……
王火为此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剧本内容是以妻子凌起凤为原型，描述了她从台湾回归大陆，一对相恋十年的青年男女终成眷属，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悬念丛生，非常有趣……
这个电影剧本是王火献给自己亲爱的妻子，也是献给他们之间的爱情的最美好的礼物！
(原载《南通日报》2006年2月27日)
“人生乐在相知心”
——记王火与我的鸿雁情缘(摘录)
许进
我与王火本来素不相识，而且至今也未见过面，但我们却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江津国立第九中学的同学校友。他年长我三岁，比我高年级，那时也不认识。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国立中学”。
抗日战争爆发，强寇入侵，山河破碎，烽烟漫天，哀鸿遍地。许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历经艰险奔赴大后方。当时的政府，不顾国力维艰，要维持庞大的军费，但仍拨出相当数量的费用，在全国兴办二十余所国立中学，收容这些流亡学子，全部公费，让他们入校读书求学，食宿费全免，用以保存国脉。学生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淬砺奋发，努力求学，吃苦耐劳，励志求知，当时的“国立中学”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许多科学院院士、教授、专家，以及包括著名作家王火在内的各行各业众多的杰出人才都曾是“国立中学”的学生，六十余年后，全国各地国立中学的校友会活动至今仍蓬蓬勃勃，且正组成全国性的联合会，方兴未艾。这是我中华民族的一页光辉史，一树奇葩。
王火在校时名王洪溥，我们都在重庆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当时他在“九中”已崭露头角，高中时即已发表文章，而且以后陆续在报刊上著文并开始写小说。1944年高中毕业，王火考入已迁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回上海，1948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总工会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及《工人》半月刊，任副总编辑；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那时他就创作了冀东抗日英雄节振国的小说，并改编成剧本、京剧。我20世纪50年代就看了《节振国》的京剧电影版，那时并不知道是他创作的。
2005年初，我开始和王火通信。起初我称他“洪溥学长”，后来知道他夫人凌起凤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幼女，随家去台后，为了王火舍弃富有家庭生活，又单身从台湾回到上海，他们于1952年结婚，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值得尊敬。以后通信我就称他们“洪溥兄嫂”了。想不到他来信竟也称我“许进兄嫂”，我真愧不敢当。
《战争和人》这三部曲的著作，他说自己也没有，成都也买不到，只有去信北京订购。此书写一位国民党官场中上层而正派的人物童霜威，似乎是主角，但我更倾心的是他的儿子童家霆，那是和我年龄相近的、有些类似经历的当时的“进步青年”，这人物有王火自身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历史就是这样流过……
去年(2007年，编者注)2月，他又寄来自称是“封笔之作”的《东方阴影》(31万字)，扉页题签“许进兄、鸿英嫂指正留念”，还盖了两枚大印章。
今年3月初，他又来信，并寄来了一沓附件，还有一张名片，头衔是“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他其实还有许多头衔，如省政协委员等，但已八五高龄，一切都只能是“名誉”了。
（原载http：//blog.tianya.cn/post-995929-37884555-1.shtml）
记王火在临沂的往事(摘录)
仉雁秋
王火先生在临沂的往事，见诸报刊、众所周知的已经不少。但的确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埋藏在临沂老朋友和他的同事、学生心中。我最近又找原一中(编注：即临沂第一中学)的几位同事聊了几天。大家越谈越是怀念、钦敬王火校长。大家觉得王火确实称得起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先行者”、“高尚师德的践行者”、“文苑盛事的助推者”，总之，是一个好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校长。
当时的一中，是省重点学校，当时的领导班子又是重新组建的全区“最高学校”“最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所以一味追求升学率的空气紧张得像一个就要爆炸的皮球。那时的口号是“拼命干，做好汉，三年放颗原子弹”、“拼命冲，夜熬灯，三年之后放卫星”。
王火校长在临沂工作、生活的二十二年，同上至地委书记、各级领导，下至各界名流、学校广大师生广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正是他长期践行高尚师德的佐证。1983年10月，王火离开临沂赴四川成都工作。临行前，各级领导、各界名流、广大师生纷纷采取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感情。临走那天，天还未亮，地委宣传部王树群部长等老领导和许多老同事、老朋友赶来欢送。握手告别时，大家眼含热泪，恋恋不舍。已升任教委主任的赵明远校长填了一首《西江月》，写成条幅，装裱好了，送给王火。词曰：“仰望红旗志坚，确信共产必行；何惧狂涛骇浪涌，恰似一帆从容。十年相处不凡，欣喜谷怀高风；时光不嫌白发生，且看佳作入盛。”王火走后，临沂的许多朋友和师生采取各种方式同他联系，送去关爱。曾任地委书记、此时已调任副省长的朱奇民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嘱咐：“你在四川如感觉不适应，告诉我，再把你调回山东。”
王火校长不仅与人为善，而且性格幽默乐观，敢于担当。记得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王火和余润泽(时任教导主任)、王立华(后任副校长)被打成“王王余反党集团”(后改为“王余王反党集团”)。每次批斗，都被押上台，揪头发，坐飞机，拳打脚踢折腾一阵。他们怕了，一听开会就头皮发麻。王火当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所以，余润泽、王立华打战，王火就给他们壮胆说：“不要怕，我带头，跟着我上！”红卫兵们全都被逗笑了。
记得批斗间隙，“牛鬼蛇神”们要“劳动改造”，翻地，种菜，摘苹果……“王余王”三人负责打扫茅厕。王火负责除粪，余、王负责抬粪桶送到化粪池里去。王火除粪格外认真。全校十几个茅厕，每两个茅厕间要走多少步，用多少分钟，一圈茅厕打扫完要用多少时间，他都有数。王火淘粪坑、除粪非常仔细。那时的粪坑，是用长条石隔成蹲位，空间狭窄，王火用学校发给的大铁锨，插进去很困难，而且很难淘干净。王火费尽周折专门找来了一把中间有凹的小锨，这样淘起粪来，方便而又干净。大家逗笑说：“王校长干啥像啥！”“王余王”干活是有红卫兵监管着的。有一次，他们抬着粪桶送往化粪池去，路上被石头绊了一跤，粪水溢出了一些。后面监管的红卫兵是个女孩子，她摇着小辫，歪着脑袋，恶狠狠地说：“你给我吃了它！”王火赶紧把洒在地上的粪水撮进桶里去。那个红卫兵走后，王火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叫道：“你给我吃了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记得王火校长喜欢唱毛主席诗词歌曲。凡是已经谱了曲的，他都会，还教给余润泽、王立华唱。每当他们心结郁闷或是想抒发正义情感的时候，他们就放开嗓门高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火先生在临沂二十二年，一直住在一中，没有搬家。“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被“解放”，直到1972年61军的政委刘相干预，才被正式解放。1975年，地委书记朱奇民给规定了三条，一是王火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二是想到哪里去采访都可以，差旅费报销；三是可以参加地委常委会旁听，可以阅读地委各种文件。他从一中被调到地区出版办公室四年，也是领导考虑王火需要更多的时间写东西，以及他在新闻出版界、文学艺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缘故。
1975年毛泽东主席对《奇袭白虎团》《红云冈》十分满意，于是发出话来，责成山东再搞个“土改戏”，任务落实到临沂地委。地委组织了以副书记李福崇为组长的班子，集体创作，责成王火执笔，写成了《平鹰坟》，搬上舞台、银幕。
（原载http：//lycbzyq.blog.163.com/blog/static/3318276920137286642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