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与改革开放前那种“一体化”、“一元化”的规范相比，现在的主导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主旋律的弘扬与多样化的实施并行不悖。改革开放前，多样化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口号的水平上，很少在实践层面得到表现，尤其在“文革”时期，文化的一体化竟达到文苑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打成“毒草”，八个样板戏和个别小说成了八亿人仅有的娱性消费。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形势的确适应了多样性文化生态的形成。至于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反映国家意志和大众根本利益的正统价值观。近年来，对“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对高雅艺术的倡导，以及“红色经典”的复出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它们通过传媒非常适时地传向四方，宣传方针路线，传播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美化现实中的理想人格，从而长久地和阶段性地形成了浩大声势，对大众造成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但主流并未排斥各种支流，那些重视追求艺术性的作品，那些认识和总结历史教训有新的思索、体验和感受的纪实作品，那些寻找凡俗生活亮点的作品，那些风格与流派各异，题材独特，进行文体试验的作品，如此等等，同样丰富多彩地在满足大众的需要。当然，大众化、多元化、现代化不可避免要受到市场经济影响，文学的娱乐、休闲作用既涌现了健康的作品，金钱的驱使，同时会涌现既无文学价值又低级庸俗的垃圾，这往往形成一种矛盾。当然这种矛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特征是相适应的。它引起了有识之士对那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由于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感到某种匮乏和失落，但可以相信的是，随着市场经济走向规范与成熟，随着优胜劣败对良莠不齐的制约，这种矛盾必可得到调节。而非主流的优秀作品，则是必然会存留而与主流一同四通八达的。
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中国面临的形势无法分割。中国的危急存亡和中国人的渴望进步与富强，使中国文学一直与民众共命运。因此无论文学承不承认，无论文学是否能有多大的作用，文学都长期一直是作为医疗、保健中国的“良药”存在。20年来，作家们相互探求，在这种振兴中华的时期，文学如何为树立共同理想、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其绵薄，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好的传统，多出精品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这就是常常得到强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并不要求人人一律，各个作家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作家作为社会的人，自然可有其自选的方式和道路，为文学殿堂做出应做的贡献，走上自己可以遵循的轨道。这些年来，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诞生得不少，构成了绚丽灿烂的大花园。在座的我们这个团的成员，就是从各自的角度以各自独特的作品和工作，为百花的开放出了力的，大家将会座谈交流，这里就不多述。
谈文学的发展与前进，历来不能不谈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去年，一个从海外归来的老朋友，回去前说：“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中国，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呢？我可以不喜欢某种制度，但我不能不喜欢这个国家！……”21世纪可以预见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文明统一，实现振兴中华理想的新的一百年。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必然有繁荣的文化相伴随。随着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我们的文学应该会更加成熟，走向繁荣，取得新的辉煌。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爱我读过的不少同行兄弟姐妹们的作品。非常感谢我们的东道主——高雄文艺协会与中山大学安排了这样好的研讨会，我们两岸作家应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加强合作，携手并进。这是我的良好祝愿！
谢谢大家。
(原载《郭沫若学刊》2014年第1期)
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
“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凡用真名真姓的，都必定是我见过的或认识的，我的感受不能不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
91岁的老作家王火有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他一直都那么低调，而这次愿意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他归结为，可能是有“缘分”。过去没有勇气谈的，现在年过九旬，有勇气了。
正因为此，先后七八次电话采访王火，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内容。他总是耐心详尽地回答我，知无不言。王火说，他告诉我的，都是真实的，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谈起过。遥远的距离隔不断声音的亲切，王火的学识、为人为文的真诚与正直，令人钦佩。
王火，本名王洪溥，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师从陈望道、萧乾等知名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坚持文学创作，著述颇丰。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耗时半个人生创作了史诗般的《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以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目前有八个版本，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此书就换了六个封面，同时被收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和国作家文库等。2014年春节前，王火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对《战争和人》的喜爱之情。现在还有人看这个作品，这使王火感到欣慰。
中华读书报：童年时，您很期待长大后做个军人，长大后却从事了新闻工作，中间经历了什么？
王火：我出生在上海，六七岁时，内战还很激烈，上海也受到影响。我经常看到很多兵穿着军装，拿着刀列队在街上走过，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非常威武，心里非常羡慕，很想长大后做个军人勇敢地像个英雄般地在沙场上打仗；后来由于看了《金银岛》《人猿泰山》《瑞士家庭鲁滨孙》等许多小说、故事和电影，就又想做一个航海家日夜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想做一个探险家，去到遮天蔽日的非洲丛林中找到大象的群葬场或太阳神的庙宇……后来我去了重庆江津国立九中，我们学校里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件，很多同学吃早餐时中毒被送进医院，经化验是粥里放了砒霜。那天我睡懒觉没去吃早饭，于是参与了抢救同学的工作，目睹医生看到穷的学生不好好抢救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写了一封批评稿投给《江津日报》，很快被刊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学新闻的心愿。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样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后来为何从事小说创作？
王火：当时有三所大学办新闻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思想最进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有近六百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三十人。我的成绩排在第七名。复旦大学新闻馆的对联是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撰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陈望道，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陈望道提倡学生们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无论怎样嘈杂的环境都能照样写作。教授中还有储安平、赵敏恒、王研石、萧乾等，萧乾对待学生非常宽松，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萧乾说，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储安平最特立独行，他教评论写作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平淡无奇。这些都让我受用终生。
我当时只想做名记者，从来没想过当作家，同时担任了三家报纸的记者：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和台湾省报《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等一大批长篇通讯，以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就是那个时期进行的。在《战争和人》《东方阴影》里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描写，这与当时的采访有很大关系。
中华读书报：《战争和人》第一稿付之一炬，是什么原因？
王火：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一百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是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被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我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我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前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革”时，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我被批斗了无数次。我心灰意冷：都不要文化了，我还写什么呢！就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中华读书报：一百多万字，重写又是什么机缘？您在重写的时候又经历过一次重创。
王火：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来信，询问这部稿件，鼓励我重新写出来。我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五十五岁时重写《国榷》。我决定重写《战争和人》时，也五十五岁。我在山东完成了第一部。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考虑到第二部和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我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我正要投入写作时，为了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头撞到钢管上，脑震荡、颅内出血、左眼失明……要把过去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激励着我，还是全力以赴，用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把您的作品称为“王火艺术”，认为“王火对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独有感悟，作品在文学史上将长留他的应有篇章”。这部作品的创作中，您几乎不用参考什么资料，是一部从心底里涌出的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