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应是我长篇创作的封笔之作了。虽然我感到还有创作的欲望，也有创作的题材，但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我再写太长的文字。我的眼无法使用电脑，写字手已开始发颤。我是在苦难与喜爱并存的写作历程中有心用这本有质量、能让读者换换口味的小说向读者招手的。这部小说也许应算是我的告别之作了！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作家不应不关心他的国家、民族面临的世界不和谐的时局，作家应该情系人民。作家如果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失去了灵魂和责任感。
2007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七十周年，我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2007年。我不可能在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中呈露我的全部内心，但我要讲的许多话，我的许多思维都袒露在这本小说里了。在小说中，我曾借一位老人的口说：“事实上，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应当就是他的遗嘱，我就认为我此生所写的书，如果我死了，都是我的遗嘱。”我也许还能活些年，我没有什么悲观，但书里有些人和事，有些思想和观点，我确是作为庄重的“遗嘱”表达的，我理性地写了一个严肃、重要而且沉甸、敏感的题材，不仅为向我的同胞表达，也向有关国家的人民表达。因此，它虽然有可读性，但读后必然会有思索，它不是快餐式、纯消遣式的作品。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写出人生，
写出矛盾，有助于历史的前进
——王火：半个世纪成就一部经典
A《战争和人》不能不写
提到王火，必然要说到160多万字的《战争和人》。三本小说，王火鸟瞰中国政局时局变化，得出腐败的国民党必亡的结论。
《天府周末》：《战争和人》三部曲167万字，能否说说当年的创作背景？
王火：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经历了八年抗战以后，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很多。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爱好动动笔。那个时候很多人写抗战题材，我就想根据自己的生活来写写八年抗战。不一定要出版，但要写得真实，深刻些，写了留给自己也行，就当消磨一下时间和精力。我的标准：写一个真的、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不是我见过的、不了解的我不写。如果我用真名字写的人和事，那都是真的。我写南京、上海，人家就说我写得真像，因为我在这些地方生活过。前一阵看过一个国民党桂林保卫战的电视剧，里面瞎编乱造。我也写过桂林保卫战，但就不一样。
《天府周末》：能说说《战争和人》怎么个真法？
王火：比如我写蒋介石，那是因为我当记者时采访过国民党的“行宪国大”，的确见过他。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是他去瞻仰孙中山的遗体。他从记者们面前过去，给大家笑着点头。后来有一次他在说华中战局时，又咬牙切齿：“刘伯承，这个独眼龙，厉害得很呀。”所以我写出来的蒋介石是真实而非丑化了的。我写汪精卫，因为我父亲和他认识，小时候也去过他家，他儿子也是我同学。汪精卫长得很漂亮，他的老婆陈璧君年纪大的时候就长得又矮又胖又黑。
我随便举个例子，有一位很优秀的老作家，曾写过陈璧君夏天到庐山：去了以后就问陪同“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难道她不知道吗？国民党当大官的每到夏天都去庐山办公的。还说陈璧君娇滴滴的声音。她不仅不娇滴滴，嗓子还很沙哑。一看就是没有生活，是根据资料和想象写的。我想如果我写八年抗战，应该写一部别人不能代替的。我要用独特的材料和感受来写。
《天府周末》：所以您选择了一个国民党高官的视角来写国民党最终必败？
王火：这正是我要说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直丧权辱国。经过八年抗战，我们终于胜利了。其实我还想表达另一个主题：八年抗战完了，国民党也腐败完了，所以发起内战后很快被打败。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样腐烂垮台的？我们如何以史为鉴？写作的时候我想得很多，很复杂，觉得不能不写。《战争和人》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以前不提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是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思潮，认为八年抗战只有国民党在打，我认为这是应该抨击的。共产党的游击战场也相当大，在八年抗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小说里，我描写了那些积极寻找真理和奋斗途径的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种种细节都表明，腐败的国民党必然被共产党取代。
《天府周末》：你所亲历过的，能否就国民党的腐败略举一二？
王火：我在江津读书的时候，和国民党渝江师管区的一个营长交了朋友。他告诉我这个师管区本来该配一个师的兵力，结果总共不到20人。我问他：“怎么这样？”他说：“你傻瓜啊！我们每个月钱很少，弄一个师给他们吃什么？”那如果上面需要兵怎么办？好办！到了晚上，这20人带上枪，到农民家敲门，男人一开门就抓走。带到师管区，每人狠揍一顿，头发全剃光，换上军装。训话的时候讲一番抗日道理，最多教一下立正、稍息，怎么打枪。然后就带上去交人。如果路上逃跑，枪毙！再到集市上抓卖菜的农民充数。你说这样怎么打仗？蒋介石不是不知道这些，有一次，在知道情况后还把全国兵役最高负责人程泽润枪毙了。但一个东西烂透了以后是很难办的。
B“孤岛”经历融入小说
王火笔下，人物心理、场景描写等方面极其细致，真实再现了八年抗战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有意思的是，王火笔下那位最终鄙弃国民党统治、投入民主运动的国民党高官，身上就有王火父亲的影子。
《天府周末》：您曾说过《战争和人》里童霜威和童家霆父子，有你们父子俩的影子。能否说说您的家庭？
王火：我父亲王开疆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的留学生，在日本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回国后在上海做过大律师，并做了大学校长和教授，然后南京就请他去做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秘书长。后来是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他当律师的时候收入很多，所以到南京后，就在玄武湖附近修了洋房。当时很大的花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我和同学打球累了总去玄武湖划船、钓鱼。小说里写爬屋顶赶鸽子这些都是真的。西安事变时，我家车夫拿了一面红绸被面让我赶鸽子，结果邻居见了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你家怎么摇红旗啊？”因为当时刚发生西安事变，很敏感。父亲后来把我骂了一顿，说我闯祸！其实他是怕我从房顶摔下来。
《天府周末》：身为国民党高层，您父亲对蒋介石政府怎么看？
王火：我父亲对蒋介石是很不感冒的，觉得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成立国民政府以后排除异己很厉害，他并不认可。那时我小，父亲不可能和我探讨时政，但他和客人谈话的时候允许我在旁边听。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婚了，我一个人跟着他到了南京。他知道我没妈了，就特别疼爱我。其实国民党也不是人人都贪腐，当时有些官很穷，包括当时是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的于右任；辛亥革命元老杨亮功，家里也穷得厉害。我父亲所以能盖洋房，是当了多年的大律师。后来见国民党腐败得厉害，他的工作不好做，就辞职了。
《天府周末》：小说里童家霆的经历也是您的真实经历吧？
王火：小说终究是小说，但确有我的生活。童家霆参加了很多学生运动，我在学校里是不参加的，因为地下党的人不准我出头，这样我才方便以国民党官员后代的身份帮他们做事。我在南京上的小学是中央大学附属学校，这个学校办得不错：比如童子军，要求人日行一善，否则打在童子军领带上的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取下来。我们的校歌是陶行知写的，也挺有趣：“神圣劳动，工人爱做工。神圣劳动，农民爱耕种。神圣劳动，当兵爱运动。为什么劳动为什么劳动？为了人类大众。”当时就有点工农兵思想。
当时许多歌都是进步文化人写的。比如《毕业歌》，你看歌词多好！“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初中、高中、大学毕业，都唱这个歌。这种思想啊，从小在头脑里灌输得很多很多。
《天府周末》：抗战时期听说您有过自发抗日行动？
王火：那时我在上海租界上学，从初二读到了高中一年级。当时日寇占我中华，就和另两个同学在家里写抗日传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晚上还拿糨糊去贴。后来想傻呀，贴着慢，被逮到了怎么办？夜晚干脆上街撒。有天傍晚，我们到租界最繁华的慈署大楼顶上，看没人注意，一扔就跑。后来报上还登：“昨日慈署大楼有人撒传单！”
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就进租界了。《战争和人》里的最后一课，写的就是日本人进租界的情形。日本人一来，公共汽车停了，我走路到学校，来上课的只有十多个人，大家就在黑板上写“最后一课”，想日本人来了，以后再也学不到中国话了。语文老师王佐才来了，翻到课本后面讲文言文《新亭对泣》，是写东晋时期外族入侵后一群人在新亭的地方讲到时局心情悲伤。当时老师一讲，我们就懂他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悲伤，要起来和日本人做斗争。王老师讲完哭了，同学们也开始落泪。我还请他给我题了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C半个世纪写史诗
从1951年动笔到1961年初稿完工，王火用十年时间创作出《战争和人》初稿。因文稿在“文革”中被毁，1983年他提笔重新创作，直到1990年完工。其间，他经历了左眼因伤失明的打击。
《天府周末》：《战争和人》160多万字，您怎么完成这部鸿篇巨作的？
王火：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到上海总工会，忙。1950年办劳动出版社，相对来说有点空了。那时决定写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主题。创作是很快乐的，下班回去就写，周末也不休息，1953年调北京继续写，500字一张的稿纸，用了十多斤。只是最后阶段苦，因为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没饭吃了。我的粮食定量很少，只有18斤，一天到晚就饿。我还记得那时深夜很冷，腿上盖着毯子，胃里空空，在寝室奋笔疾书。但也有好处，把我的胃病治好了。我有胃溃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饿。
《天府周末》：《战争和人》第一稿是怎么被毁的？
王火：我自己烧掉的！第一稿1961年写完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看了评价很高，说是百花园里一朵独特的花，太好了。突然之间毛主席有一个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出版社赶紧把书稿还给我。“文革”就倒大霉了，说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我当然不能承认了，我这个人个性很强的。不承认就要挨打，挨得很厉害。在这期间，造反派把我的稿子拿去，据说拿去大便用了。虽然后来我“解放”了给送回来，但头尾都没了，中间也撕掉了不少。当时很心灰意冷：都不要文化了，我还写什么呢！就在门口把它烧掉了。烧掉后罪更大了，说毁灭罪证，造反派又搞我……
《天府周末》：那“文革”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您55岁的时候约您重新创作，为何还要答应？
王火：一方面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我。另一方面，也希望合浦珠还。我始终觉得作家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写出人生，写出矛盾，有助于生活的美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总而言之，有助于历史的前进。
《天府周末》：其间左眼失明是怎么回事？
王火：这个不要讲啦，讲太多次了……(记者坚持)大概1985年的样子，那时我已经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单位正在修出版大厦，工地里有一条深沟。那天下雨，有一个小女孩就掉沟里了。我跳下去抱起她托上来，自己踩着土壁上去的时候，没想到头部撞到钢管上。(王火指着自己的额头，和皱纹连在一起的是当年的一条伤疤)当时先是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出血，严重时见到人不认识，说不出话。撞的是头，但视网膜脱落。给我手术的这个人，为人极好，但技术极差，把我眼睛治坏了。左眼失去后很伤心，右眼视力也只有06。眼睛没了，就更觉得要把过去浪费的光阴夺回来。
我老伴劝我不写，我什么都听她的，就这不听。我要不写干什么呢？就跟有一件事没做一样。用一只眼睛写。工作时间长了，眼前就一片模糊，有时还白光闪烁。而且写的是一个压抑痛苦的时代，创作时许多悲惨故事让我相当激动，心理反过来又影响生理。写完真的像大病了一场。
D一身正气想从事新闻事业
《战争和人》成就王火，然而曾经的他最想当的却是记者。他采访过胡适、于右任等名人要人，也采访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审判战犯和汉奸，笔端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天府周末》：当年怎么会想到考新闻系？
王火：我在江津念高二时曾经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一家卫生院在抢救食物中毒的学生时，看到穷的学生就不好好抢救。发表后影响很大，我就想“学新闻能为民喉舌”。当时只有3个大学有新闻系，其中复旦最好，名教授最多，就报考了复旦。陈望道是系主任，他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译者。有名大报的负责人也在系里任教，他们的思想都倾向于反对腐败、贪污、独裁和特务统治，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