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士大约刚刚起身，站在洗脸架旁，拼命用肥皂擦脸，脸上有几块蓝色的污迹，一面又调转头连连地招呼我。那两位客人和我都很奇怪胡先生脸上那几块蓝色的污迹。胡先生说：“大概是被盖上的颜色，染了我晚间流出的口水，沾到了脸上的。”说着，他指了指床上的那床蓝绸被盖。……胡博士匆匆跑去开会。我也很高兴的辞了出来。胡博士在开会的时候，一定会分外引人注目，因为除了他的声誉和地位以外，他脸上的那几块蓝色的痕迹，并没有擦干净。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231页。
可见作者在以人物为书写对象时，一方面采取“截取侧面，以窥全豹”的策略，并以此把握人物性格及其心理；另一方面则在客观描述人物的同时有意选取值得玩味的细节，隐晦地臧否人物。胡适脸上的蓝色印记，既是对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随性、坦诚的性格的直观刻画，亦是对当时蒋介石召开“伪国大”这一小丑行径的调笑和讽刺。再如《毛泽东给失败的演员鼓掌——一段真实的回忆》中，作者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为表演失败的苏联演员“鼓掌”的细节，直率地对“鼓掌”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不怕失败是对的！坚持失败就不对了！”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对一代伟人晚年的错误毫不避讳地予以批评。
《回眸》在人物选择上往往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作为革命者的后代，作者对英雄的理解是与人民利益、国家前途、民族精神联系起来的。王火的父亲王开疆就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牺牲生命也不愿卖国求荣的革命志士。因而在《回眸》中，记录英雄事迹、凸显民族精神就成为全书的内核，“为英雄人物作传”的写作倾向也反映出作者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
《回眸》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与人物相关。例如《从“天上”到“地下”——我和陈展、祝华同志的故事》《三见黎玉》《难忘朱奇民同志》《想起我写节振国》《老黄被捕时的讲话》《“外国八路”之死》等文，于平实质朴的人物描摹和史实演绎中书写他们的革命意志。其中的“外国八路”汉斯.希伯显得颇为特殊。有论者在评价王火同名小说《外国八路》时谈道：“以文学形式，给一个战斗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立传，特别是写成一部小说规模的传记作品，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无论是古代或现代，都是少见的。”张啸虎：《英雄人物与传记文学——兼谈王火的两部作品》，《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回眸》以专辑的方式介绍并记叙这位德国反法西斯记者参与中国抗战的英雄事迹。为了替他作传，作者多次深入山东沂蒙山区收集材料，尽力还原希伯战死的真实经过，并详细考证了他与《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之间的一段“公案”。《“外国八路”之死》中描述了希伯牺牲后的情形：“其中一个尸体模样异常：头发颜色不同，大个子，高鼻子……希伯身旁不远有炮弹洞，他右手上一手血，身上有五个弹洞，腚上被炮弹皮炸伤……那样子，一看就是作战死的……”③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第152页。文章摒弃了希伯事迹的“传奇”成分，借转述他人原话，以近乎口语的文字还原了希伯的英雄事迹。
除了革命英雄，《回眸》还发掘了大量被历史所遮蔽的“平民英雄”。这些人物往往是历史的见证者或战争的受害者，但无一例外地具有奋起反抗的精神。例如《宁死不屈的“圣女”》一文记叙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李秀英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暴行，身中三十七刀，九死一生。时隔65年后，作者这样描述道：“语气坚强，神情严肃，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见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脸都割损了。……她总是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着头遮着脸……她的伤痕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血债和深仇，只要看过她一眼，就忘不了。”③这位“圣女”同样是一位英雄。类似的英雄形象在《回眸》中还有很多：譬如《三见黎玉》的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黎玉，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不幸蒙冤也始终怀抱坚定革命信仰；又如《“所思在远道”》中不知儿子已经阵亡的陈大娘于无尽等待中陷入癫狂，却依然保持着企盼民族早日解放的渴望……这些平民英雄无疑是全书的亮点。
单本先生在《回眸》序言中盛赞其“大人物和小人物并举，不朽者与速朽者同在”，这一评价可谓中肯。作者之所以能做到以人物折射历史，正在于他的秉笔直书。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发现蕴含于人物性格中的不畏强权、坚毅果决、追求独立的民族精神。英雄主义情结和民族精神相互渗透、交融是《回眸》之灵魂，更是审视和反思当下人文环境的一面镜子。
三、艺术追求：“情与气偕，文明以健”的风骨之致
《回眸》的最大特点是直呈历史。王火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强调：“散文创作与小说不同，小说在于虚构，散文则要‘讲真话’。我写散文没有什么章法，就是如实记叙，按自己的感受写，随意而止。”正如苏轼认为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随性”一词，道出了散文写作的要义。而鲁迅也曾谈及：“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了破绽也无妨。”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由此反思中国传统散文自五四以来的历史变革，至今依然延续着“形散神不散”的内在特质。无论是“直呈历史”或“随性写作”，从《回眸》的体例和编排中，可以看到作者为呈现多样化书写风格而试图打破散文文体界限的努力。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梳理了原典影响作品的六种风格：“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文心雕龙注.宗经》（上），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它们在《回眸》中都有所对应：《长相依——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可谓哀婉之致、深附衷肠；《沙湾镇忆郭老》《落花时节思艾芜》行文干净简洁，情思舒畅；《五次见到蒋介石》《毛泽东给失败演员的鼓掌》真实可信，不夸饰不回避；《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梅花山前谈汪精卫》可听其杖笔之言，痛斥之声；《梦已荒芜》《梦回花神庙》记童年旧梦琐事，制短情长；《“所思在远道”》文辞有古典情怀，优美克制……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不掩其总体上沉稳大气的书写特质，以及行文间深邃透辟的文史之思；若审视文集编排，整部作品又可细分为随笔、札记、速写、游记、采访、创作谈等。简言之，多样风格元素交织与多重散文体例并置，构成了《回眸》独特的书写景观。
细察文本，可从三个方面来探查《回眸》书写的独特之处：
其一是“言外之意，出位之思”。正如王火自陈其散文写作的真实与随性，《回眸》对史实的记叙、人物的描画都显出一种举重若轻之感。尽管《回眸》是以直面、直叙的态度来记录史实与人物，但在实际创作中，作者往往会跳出事实的藩篱，暗示历史情境和人物心灵的复杂性。譬如《忆复旦教授储安平》，写“文革”开始的秋天，储安平教授曾寻到北京西郊的青龙桥跳河自杀。作者没有正面写储教授选择青龙桥的原因，而是宕开一笔，写到冰心曾连续三次创作“到青龙桥去”的散文。最后他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喟：“储教授是抱着对青龙桥和古长城的向往与感慨去的吗？——谁知道，谁能说呢？”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再譬如《三见黎玉》中，作者多次写到那“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惨叫”：
我们谈着话，忽然，我听见楼上隔壁一间房里有人厉声大叫，声音很高，强调很怪，声音里充满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种灾难的发泄……他那发疯的儿子又在隔壁那间房里吼叫了！我沉默地听着，他也沉默地听着。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2~333页。
这“呐喊”哪里只是疯癫的症状，分明是历史悲哀的回响！作者描写声音细节的“出位之思”，正是为了道出批判反思的言外之意。历史的多向度与层次感就在不动声色的书写中逐一展现。
其二是“古典意蕴，现代情怀”。读过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就不难发现，王火的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在《回眸》诸文的遣词造句中，古典诗词随处可见。譬如记叙漫长岁月中失散的友朋师长，作者引杜甫的一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道尽世事无常和人生感怀；在游历旧迹、探访故居、出访海外的过程中，作者发思古之幽情，尽吐“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喟；两度撰文纪念川籍文学大师艾芜先生，行文间又多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知遇之恩和思慕之志。再譬如《“所思在远道”》一文，作者刻意将古典诗词意蕴化入其中，呈现唯美和哀愁：
秋虫鸣奏，四下里一片寂静，月光美极了，水银般泼洒在门外，将婆娑的树叶稀稀落落映照下来。……月光缠着山区常有的那种轻雾，周围犹如梦境……只偶尔听到远处有几声狗吠。那夜……一个游子的心被扰乱了！月亮西沉了，星星疲倦的隐没了，我仍辗转反侧，听秋虫吟唱……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7页。
尽管《回眸》语言大多质朴平实，但作者仍在动情处难掩诗意的表达，体现出传统古典意蕴与现代人文情怀的统一，达到“情与气偕”的艺术境界。
其三是“存在之难，意义为先”。相较一般的纪实散文，作者很少将文本构筑于自我封闭的感受中。换言之，作者尽力避免“自我”意识的膨胀，不以个人看法和情感干扰读者对于历史的认识，而是如实反映出人物的历史处境和内心活动，于理性史实和感性认识的对接、错位、断裂处，透视错综复杂的历史演进和命运无常。譬如以“三反”“五反”运动为背景的《老黄被捕之时》写作者参与“审问”老黄的一幕：
突然，他发现是我了，听我语气厉害，他竟抬起头来朝我看了一眼，表情带着责怪，语气冰冷铁硬，似说了一句：“怎么你也这样说？我怎么会贪污？”见他这样，我激动了，心想：你不知道快要被逮捕了吗？……我真怕他像张子善、刘青山一样！心里急，拍了桌子却很伤心。②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页，第680页。
作者不回避也不美化自我，而是如实描绘复杂情势中人性善恶的对峙与交锋，凸显了极端政治处境下命运的晦暗不明以及人的“存在之难”。而作者在直书党员老黄刚直不阿的同时，揭示了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黑暗之心”，并以此反衬当下官员腐败堕落的现状和丑态，以史为鉴的意图卓然可见。
作者还在书中多次表达对于文学创作的敏锐见解。《我为陈望道当助手》引陈望道先生的话来说明写作的要义：文章要写得有意义。而《难忘萧乾先生》又从萧先生指导新闻写作的原则中认识到“文学价值”的重要性。在《〈魔镜〉画家埃舍尔的启示》中，作者谈到了对文学形式的思考，文本的意义、形式的创新、门类的融合……这些创作理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者的文学创作：
我在从事文学创作中，常深切感到文字的苍白，平淡与无能。文字表达思想感情，表达色、香、味，表达音乐旋律，表达动态……总是那么受到局限，那么力不从心。但文字又每每与音乐，绘画艺术等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时一种感情用音乐表达比文字好得多；有时一种意境和气氛用绘画表达比文字也美得多，如何使文字的表达与传导有所突破，从音乐、绘画等艺术上得到补充，是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②
《回眸》的艺术追求蕴含着反思当下的现实意义，全书沉稳大气的风格伴随着作者情感的起伏，秉笔直书的气度映衬着作家的思想旨趣。质朴平实的记叙语言、深邃透辟的文史之思、多重创作理念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回眸》“情与气偕，文明以健”的风骨之致。
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与著名作家，王火先生总能立足时代前沿，具备在场意识，经由个人回忆叙写历史篇章。他以记者的敏锐视角、编辑的严谨态度、作家的人文情怀，对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书写，并以此为契机召唤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尽管历史因袭的重负以及政治思维定式偶尔凝滞与限制了作家情感表达的收放开阖，但瑕不掩瑜。柔肠寸断的悲欢离合、不绝如缕的英雄赞歌、家国情怀与革命意志的双重变奏，成为全书最突出的风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