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题材的小说已经有许多部。以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心理历程去反映抗战时代风云、其中蕴蓄着强烈亲历感受的作品，我更喜欢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路翎有着与王火相似的战乱漂泊及从南京辗转入蜀的经历，但他立足点在“人”——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立场去透视时代剧变——对黑暗世界的愤怒、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都是显得那样地自然。虽然，《财主的儿女们》语言运作粗糙、人物及场面描写上技巧欠缺，也不像《战争和人》那样去追求丰厚的“雅化”意蕴，却由于展示“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火辣辣的心灵”搏斗而极富情感冲击力。其关键在于如胡风所指出的：“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源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胡风：《青春的诗》，《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路翎不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而是以“青春”热情给我们展示战争和人、人和战争的关系，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关系。在路翎笔下的“老中国的儿女”，不再是鲁迅茅盾所看到的那样一味麻木地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他们已经开始修复自己千年以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探寻现代的“立人”理想，人格独立、个性尊严成为小说的言说焦点。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只要抓住“实质精神”，“整个句子粗糙或细腻，对纯真的文学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谢有顺：《文体的边界》，《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王火40年代毕业于“西化”极浓的大学和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加上家庭提供的良好阅读条件，对西方文学浸润甚深，尤其是喜爱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狄更斯、哈代、德莱塞等十位作家。这种阅读经历，尤其是处于全球一体化浪潮中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警惕，使作者能够站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角度，有意识地去寻求“中国气派、中国味道、中国风格”翟迪：《孤单地在另一个语言世界中》，《成都日报》，200227。。小说的艺术优势和失误，也都是从这种追求而来。文学是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的反映，但必须是艺术化的反映，对比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老中国儿女们”、张爱玲笔下现代大家闺秀形象、钱钟书的《围城》和《写在人生边上》对中国现代知识者尴尬困境的绘写、李劼人的“辛亥革命三部曲”浓郁的日常生活叙事，我们不难看到《战争和人》的失误所在。可以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战争和人》是在文学语言的“雅化”——传统古典化营造最有力的，也是语言操作失误最明显的。
再说作者“崇杜”情结——他希望像杜甫那样写出“史诗”以表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历程。但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给人以情感震撼、审美愉悦的一种虚构的艺术世界。在二十年的高校教学过程中，我曾经多次对学生进行过调查，结果是“崇李厌杜”者居多，喜欢杜甫者，也主要还是对其入蜀后的作品(如草堂诗、夔州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而绝非“史录”、“载道”之作！杜诗的成功首先在于语言艺术上的成功。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早就看到：“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杜子美则不然，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俗则俗。……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也”，“世徒见子美诗之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这里的“高古”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真返璞”，也就是语言本体的还原。又如被正史推崇为现实主义诗歌代表的白居易，其受欢迎的作品绝非“讽谕”类涉猎政治之作。元稹就说得很直接：“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世人罕能知者。”白居易也承认：“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指出：元和体盛极一时的关键是“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杯酒间之小碎篇章”。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的作家们特别注意的。苏轼关于“随物赋形”、“行云流水”等文学的语言主张，值得我们再次强调。
一位在美国屡获文学大奖的华裔作家，最近给我们提出这样的参考意见：“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没有达到高峰。总的印象是题材很壮，有内容，但对小说的技巧掌握不行”，“读作品时，觉得很新颖，但漏洞很多。”参见王火《四面来风》，《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又如小说开篇的“鸽子”，在西方文化中喻为“和平”，在英语俚语中pigeon指“妩媚的少女”，加上英谚love me，love my dog，小说的“鸽子事件”写出了方丽清的狠毒，也隐喻着童家霆性格发展，这可以看出作者的西方文化修养。瑞典学者Joakim Enwall也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文学更多的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对以后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文学性本身不是那么强的话，瑞典文学院就会觉得给这样的作家颁奖可能不太合适”，“政治性太强，导致中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学发展特别慢”李宏宇：《中国大陆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作家文汇》，2002年第3期。。他们所说的文学性、技巧，当然是指文学语言的运用技巧，尤其是文学的想象和虚构能力。《战争和人》开篇“红旗事件”的童趣，第三部开头“鸡的洗澡水”的谐谑，南京大屠杀与“尹、庄婚礼”的张弛曲折安排，“猴脑宴”场面的铺张扬厉，特别是“枫桥定情”的回忆，“禅林觅知音”的人、景、情交融一体，以及“山在虚无缥缈间”对欧阳人生和命运的隐喻等，都是精彩之笔。
小说的成功之处和失误都同样地明显呈现着，遗憾的是，大多评论文章一味地“捧杀”，很少有人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不得已地被“裹挟”进全球一体化大潮之中，因此更多的是危机感，我们在“与狼共舞”时当然要警惕失掉自我和民族文化被“淹没”，但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的自我确认，不能变成“义和团运动”！“茅盾文学奖”不应该只是一种授圣仪式，应该是推动新文学前进的一种力量，更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文学趋势导向标！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
小说、战争与历史
——有关“抗战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
李祖德
引言
20世纪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被迫中断了寻求自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迫卷入另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旋涡之中，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阿瑞夫.德里克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存在着这样两种现代性：“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本文认为，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即是在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寻求民族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事业。参见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廷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这场战争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充满悲情的历史记忆。正是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中国文学对这场战争反复无尽地叙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文学至今没有停止过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和书写。关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的小说记叙，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1900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版)。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战小说”是其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
“抗战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抗战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战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样化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以来直至1990年“抗战小说”基本的发展脉络、存在样态、文学故事，及其所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丰富的内涵。
本文所谓“抗战小说”不仅指那些以抗日战争为主题、题材的小说，还包括以抗日战争为主要故事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小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抗日战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表现以及此类小说对战争、人和历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本文以年代顺序为线索，对“抗战小说”进行总体的概述和分析。
一、1930年至1950年：小说、战争与历史的共时性
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主要涵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这个阶段，“抗战小说”的叙述和抗日战争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之中的。小说与战争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共时性；小说叙述的指涉与战争和历史之间具有直接性。总体上，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的现实性和历史真实性。
大约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为界，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为主；后一阶段又可以“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形成了“抗战小说”三个不同的写作空间。
1.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战小说”。
以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而且他们的创作也贯穿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主要以故土东北大地为题材领域，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现实生活。以民族解放、爱国主义为基本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本的精神格调，他们集体书写了一部充满悲怆的宏伟史诗。其时“抗战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李辉英《最后一课》《万宝山》《松花江上》，马加《登基前后》(后改名为《寒夜火种》)，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八月的乡村》《羊》《江上》《第三代》，萧红《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罗烽《呼兰河边》《归来》，端木蕻良《乡愁》《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浑河的急流》，白朗《沦陷前后》《生与死》，骆宾基《边陲线上》《东战场的别动队》等。
《万宝山》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抗战小说”，也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东北抗日斗争较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日本侵略军制造长春万宝山事件为题材，初步涉及抗日爱国的时代主题。《没有祖国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儿童在中苏边境一个小学校的经历和感受，体现出一种对家国的朦胧意识。《登基前后》则表现了东北人民在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的灾难生活，在“寒夜”之中寻找着那些许“火种”的渴望。《浑河的急流》则直接表达了“刀劈小日本”激越的民族情绪和抗争精神。这些“抗战小说”都直接切入东北的抗日斗争，展现在国家民族危亡状态下人民的困苦生活和精神渴求。
在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抗战小说”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科尔沁旗草原》等。
《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战争与血火中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塑造了几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家国危亡时刻，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小说中，这支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其中有“扛活出身的农民”、“旧军队的士兵”、“像萧明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也有“来自异国的朝鲜姑娘安娜”。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内容上也包含着一定的丰富性，有战争、爱情、日常生活，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些场景和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来叙述，便获得了更丰富的意义。抗战的现实为人们组织了一种对新的民族和国家的想象。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因此建立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