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矛盾百结、无所依归的童霜威其人。我们切不可小看他拒绝当汉奸、坚守节操的难度，对他这样背景复杂的人来说，装病也好，自残也好，退归林下也好，能保住气节实在不容易。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便是千方百计地抵制充当汉奸，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的抗拒汪伪，认清国民党的腐败，转向进步立场，其迟缓而沉重的觉醒，意义也不可低估。童霜威的概括力是有局限的，但也是极独特的，以往的文学不曾有过。
四
读《战争和人》，我一直遗憾于童家霆真正介入全书的生活矛盾太晚了。在前二卷、甚至第三卷的开始，他始终是个孩子，只有简单的爱憎。围绕着他的欧阳素心、燕寅儿、陈玛荔、燕珊珊、曹心慈等人也只好因他的成熟太晚而出场太晚。在前二卷近一百万言中，主要是围绕着童霜威的政客们的表演，如谢元嵩、叶秋萍、管仲辉、张洪池、毕鼎山、江怀南、诸之班们上蹿下跳，活跃异常，未免使作品的总格调显得老气横秋；假若童家霆的年龄再大些，成熟再早些，让他和他的同辈们早点出场，全书的气氛、密度、丰满感必会大增。现在的前二卷，线索未免太单一了，可一言以蔽之曰：童霜威的大逃亡。
很欣赏童家霆和环绕着他的女性们，是他们带来了青春气息，即使像蛇美人似的陈玛荔，也毕竟带着人间活气和欲望之火。老实说，我最怕看童霜威总在书房里写他的《历代刑法论》的章节，我常常想，这种劳什子，写成了又有什么意思，作者干吗总要煞有介事地渲染这件事呢，总要欣赏这老头不紧不慢踱方步的模样呢，就算这是“文化”，也是可厌的文化。我甚至怀疑，童霜威是否作者父亲的影子，自叙传使作者的趣味出现偏嗜。
童家霆是可爱的，他的可爱在于一点也不世故，纯真得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更可爱的是他对欧阳素心的恋情，真是“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这等痴情人，现在大约是不好找了。欧阳素心的失踪，是后半部的大悬念，谜底揭开，她已掉进军统特务老巢，成为一名播音员，过着极端压抑、闷暗的生活，以泪洗面，强颜以肉体侍奉一个大特务。
读至此，不由人不默诵《腐蚀》的著名序文：“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既未能不屈不淫，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那个画出“山在虚无缥缈间”，老是吹着琴的少女，就这样毁灭了。童家霆和欧阳素心之恋，是这部沉重的写实长卷中难得的抒情旋律，因而给人的刺激力格外强烈。
(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3期)
历史的激情和诗心的燃烧
覃虹
1997年12月25日的《文艺报》终于报道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的消息。这一届评选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可见是慎之又慎了。令人欣喜的是，王火的《战争和人》名列榜首，可谓“众望所归”。这部三大卷、一百六十余万字的现实主义巨著，以其带着鲜明个人风格的史诗性特色，奠定了王火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的地位，并将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战争文学史上闪耀光芒。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分析这部作品的成功得失，但史诗性——并且是烙上了王火个人徽记的史诗性，是其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真正成功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必须是“史诗性”和“个人性”两相融合的产物。而《战争和人》，正是二者成功结合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们之所以认为《战争和人》是“史诗性”和“个人性”的结合，是因为它所富有的美学形态——“雄浑美”，是独具风格的“雄浑美”。
不能否认，长篇小说也可以写得十分柔婉，也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式的长篇小说存在。但《战争和人》这样的长篇小说，却应该是而且只能是“黄钟大吕”“史记离骚”式的作品。也就是说，就其美学特点而言，它在总体上必须显示出一种“雄浑”之美。但是，即便同为“雄浑”之美，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也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战争和人》无疑是具有雄浑之美的佳作，但它的雄浑，又是与众不同的“雄浑”。
为了说明问题，可以将《战争和人》与文学史上的几部名著做一简洁的比较。
雨果的《九三年》是一部举世公认的“雄浑”之作。这部小说以充满惊险色彩的故事情节描写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对立力量的生死决战。小说的主要人物——代表反革命一方的朗德纳克和代表革命一方的郭文，雨果是以对比衬托的手法来描写和塑造的。朗绝非鼠辈，郭才显得不凡。其人物形象刻画成功，然而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小说的主题当然十分厚重，但最鲜明的是人道主义光芒。朗德纳克舍身救小孩、郭文因而私释朗德纳克、西穆尔登于处决郭文的同时开枪自杀等情节，都是在人道主义烛照下，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应该如此的生活”这一特点来虚构的。而王火的《战争和人》却是以当代现实主义手法来创作的，他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人物的方法更有变化，小说不仅富于人道主义思想，更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无疑加强了《战争和人》形成雄浑风格的内在动力。
《战争与和平》是雄浑美的杰作，《战争和人》也是雄浑美的杰作，但二者的区别是很鲜明的。《战争与和平》主要写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个理想化、宗法制的领地贵族家庭。主要人物是彼埃尔和安德烈。《战争和人》主要是通过一个家庭而且是通过童氏父子的经历来展现抗日战争的。这是小说视角的不同。《战争与和平》中，法俄交战双方的统帅——拿破仑和库图佐夫正面出场，是重要人物。托尔斯泰正面描写了1812年的战争。王火的描写却是从抗战中截取了一个“侧面”，放入自己的小说中来做“正面”描写，即是实写抗战的“正面战场”，虚写“敌后战场”，虚实相生，交战双方的统帅不是出场的重要人物。这是小说描写的不同。
《战争与和平》在雄浑的主题下有一些作者思想的“不和谐音”，如娜塔莎形象体现的“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体现的“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的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农民，宣扬逆来顺受的不抗恶的思想”。而《战争和人》避开了这些，这是小说思想的不同。
《战争和人》在视角上、题材上与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应该说更为接近。沃克的小说通过亨利上校一家的活动展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景。王火的小说则是通过童霜威一家的经历展示出这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部分。但是，沃克的小说是油画式的大写实，重全景；王火的小说则是中国画式的虚实相映，重诗意。总题《战争和人》，而每部的标题却盎然着中国古典味儿：《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这种诗意美在全书的结构、人物、意蕴中都可以寻到，不仅仅表现在标题上，而是作为创作的一种美学追求，和全书的一种美学品格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激荡着。由此，不难看出沃克的《战争风云》和王火《战争与人》大异其趣的地方。
以上谈到的几部作品，都是雄浑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细品之，我们可味出雨果的《九三年》“模糊的神话”式的“雄奇”；而《战争风云》则是以“雄厚”见长；老托尔斯泰则是“雄健”——《战争与和平》不仅卷帙浩繁、人物众多，场面浩大，而且其议论滔滔不绝，铺天盖地，确实既雄且健；而《战争与人》之雄浑，我们可以谓之“沉雄”——也许，这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表现在美学上的一个独特境界。
澎湃着历史的激情，炽烈着诗心的燃烧，《战争和人》的“史诗性”特色不同于他人之处，也就是它的“史诗性”和“个人性”相结合的地方，在于王火将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用自己诗心去解读和表达历史，达到了历史的诗化，“史诗性”的“个人化”。
《战争和人》，可以说是一部别人“不能写”的巨著。这部作品被称为“亲历体”，换句话说，长篇所描写的生活，是作家本人亲身经历的，许多人不可同有。著名编辑家、评论家胡德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问到作家创作素材的来源时，作家在成都的寓所里向我透露说：作品所写的主人公及其一家的生活遭遇，许多都是作家本人及他爱人两家亲人的生活经历和见闻。同时，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准备创作时大多曾经旧地重游，做过认真的勘察和访问。然后，作家又经过多年反复的艺术虚构和精心的艺术布局才动笔撰写的。”这里所谈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创作“个人化”的过程。我们在前边以“沉雄”来概括《战争和人》与其他以“雄浑美”见长的长篇小说的区别，以说明它的史诗性特色。现在要说的，则是王火是如何在雄浑风格的长篇小说中独树一帜、取得这种史诗性特色的。当然，限于篇幅，这里也只能简要地论及。
《战争和人》的一些生活层面，是作家个人独有、别人所无的，这是作家进行诗化即“个人化”的有利条件。但拥有“个人化”的生活，却又不一定真能写出“个人化”的作品，关键还在于“个人化”的意匠，也就是那种在素材面前能够燃烧的“诗心”，能够驾驭生活、表现生活的高度艺术技巧——这是一种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内外结合、缺一不可的真功夫。王火在化史为诗、史诗性与个人性水乳交融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化的题旨开拓。《战争和人》的题旨，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显得更为广阔和深厚，但更显得独特。王火在创作手记中写道：“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作家的总体构思决定了作品的深厚和广阔，几句话难以备述。但又如作家所说：“要表现的东西很多，主要的必须明确。”为了这个“明确”，他又进一步沉思，关于抗日战争的现成结论是人民胜利了，侵略者失败了，过去的小说都是这么写的，这也不错，“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是大有可写的。”这个立意，是王火独特的个人生活和历史生活的共同赐予，更是作家面对生活千淘万滤的结果。如果在题旨上毫无开拓，与已有的同类题材作品雷同，就没有今日的《战争和人》的成功。
个人化的人物塑造。在生活中找到了人物，哪怕是只有自己才亲近、了解的人物，也必须要用个人化的艺术手段来塑造他。王火写道：“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决不蹈常袭故，塑造唯我笔下有、他人书中无的人物性格，是一切真正作家最大的特征。《战争和人》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童霜威之所以能在反法西斯文艺画廊中成为一个独具光彩的典型人物，在于作家借战火的烛照画人物的灵魂，凭历史的风云写人生的选择，在这个总目标下，他根据自己独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笔如利剑，挑开旧社会复杂万端、犬牙交错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雕镂人物性格。国民党要员童霜威，前妻却是共产党人，“因爱结合，因恨分手”，然而她死后，他又对她爱得更深，思念一生。童霜威一生中的三个女人，命运不同，性格迥异，与他在被国民政府、汉奸、特务、日军注意、拉拢、羁縻、迫害，不断逃亡的苦难历程中所做的选择，互为作用，使性格凸现出来。为什么童家霆追求进步，却对身陷泥淖不能自主的欧阳素心缱绻情深？为什么共产党人柳忠华在狱中坚贞不屈，后来却并不与童霜威一刀两断？为什么陈玛荔身为三青团处长，仍然援救共产党员冯村？这些人物性格都不是扁平的，而是浑圆的，经由多侧面的描写达到独特性，这就是王火在人物塑造上的“个人化”方式。
个人化的谋篇布局。有人说，写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战争和人》的结构在一般上说来，可以显而易见的是宏大的布局，是“流浪汉小说”结构式。王火确实借助了这种结构手法，但他又将其个人化，在这种外表结构下，更深层的是人物灵魂发展变化对小说谋篇布局的内在驾驭。这种内外结合的结构方式，是对流浪汉小说结构的超越。情节不是随出随断，人物不是忽来忽去。《战争和人》读来让人觉得大江东去，一泻千里，大气磅礴，一气呵成，这正是谋篇布局个人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