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同志的《战争和人》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全书分为三部，均以唐诗名句作题，曰《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每部又分为八卷，卷下设小题表明所描写的地域、时间和情势。不难看出，作者要以这三部、二十四卷、一百六十万字的小说创作为我们展现现代历史上一个艰辛而辉煌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南半个中国的全景画卷。“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作者毫不回避地告白他的史诗追求和艺术创新的宏愿：他要“不拘一格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
这些话，写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题记和后记里，出版于1987年。我们记得，还在新时期来临，作家们以苏醒的心灵和才情焕发的笔墨开拓着“伤痕”、“反思”、“改革”、“乡土”、“军营”以及其他现实生活领域，不断取得璀璨成果的时候，从文学界时时听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慨叹：“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写了四十年；我们呢，我们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问题显然不在作品的多寡，而在于新鲜的创造和质量的提高，慨叹之中包含着热切的期待。随后，又从评论界传出“呼唤史诗”的声音。史诗不在取材，但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坚忍卓绝的斗争生活，无疑是史诗性作品的重要源泉。正如黑格尔说的：“一般地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美学》第三卷下册126页)我们的作家当然没有忘记那全民族都被动员起来经历新鲜的激情和活动的岁月，没有忘记侵略与反侵略、抗战与投降、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朽的搏斗，也没有忘记拓宽自己的艺术思维、营造自己的创作构思，文学地(而不是图解地)、独特地(而不是老套地)，丰富地(而不是单一地)去反映生活，塑造形象。一些思想、艺术更深刻更新颖的作品陆续出现着，《月落乌啼霜满天》即是其中别开生面的优秀之作。它虽然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但由于作者立意高远，其独到的构思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已经显示出来，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欣赏喜悦。
例如，它几乎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激烈和曲折，但我们时时感到战争的阴云笼罩，风雨袭来；战争的炮声震动着中国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美的升华了，丑的暴露了，踌躇徘徊者不得不做出人生的选择。小说是以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法学权威童霜威和他的儿子童家霆为主线展开情节的，时间不过两年，地域却拉开了。首都南京，皖南小县，武汉，香港，各处都显现着抗战初期真实的环境和气氛。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仅在南京潇湘路三个官宦人家就引起怎样不同的反响啊。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搅动，人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改变着一切。作者对于战争环境的气氛和影响，从来没有孤立去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即由人物的身与心反映出来，从而把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环境的描写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人的形象刻画和对战争的生动描述紧密结合起来。作者似乎不愿意忽略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当时的大事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激战、广州的陷落和武汉的失守、共产党的多次声明和国民党的重要会议以及国际舆论的动向等，几乎都有所表现或涉及，但同样是从事件对人的影响表现出来，显得自然，不见生硬嵌入的痕迹。具体地描绘南半个中国的几个城市和县镇，眼光却放开来关注着全中国，称之为全景式的画卷，并非夸饰之词。
它描写了相当多的人物，大都有自己的生动面貌和个性特点。作者从生活出发，同时汲取古典小说的经验，对于身份愈加相近的人愈加写出他们鲜明的区别；其中即使是着墨不多、对带动情节的进展关系不大的人物，也各具声色，互有异趣。童霜威的性格描绘，最为出色。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吏，著名的法学家，他既熟读儒家经典，受过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又曾留学日本，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明；既留恋仕途，又要保持廉洁的名声；既以无派无系自命清高，又因没有后台靠山、官场失意而牢骚满腹；既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又收受了江怀南巧无痕迹的贿赂，时而心安理得，时而惶愧自责；既向往美好的爱情，又割断同爱妻柳苇的婚姻，忍耐着方丽清的庸俗。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的人活生生地、具体可感地立在我们面前了。
当战火迅速蔓延到长江沿岸，抗敌和投敌的严峻问题摆在面前时，他开始有点自省，然而他的社会地位和性格注定他难以断然做出人生的抉择。在香港依然一面拒绝诱降，一面委曲周旋、东躲西藏地保护自个儿的声誉和身家性命。但他毕竟是一个正直的、真诚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气节，他对柳苇的怀念则是在心灵的一角保持着他独有的动情的诗意。这一角在扩大，在弥散，在充盈。这一部作品结束时，他躲在从香港驶向上海的船上，不禁想起柳苇喜爱的诗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当此浓夜迫人、前程未卜之际，他又是多么希望听到钟声敲响啊！那无疑是时代的钟声，美与爱的钟声，心之向往的钟声！精彩的笔墨，预示着人物的新的起步跋涉。以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我以为，这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前所未见的、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典型，是作者的可贵的创造。
及至近年相继读过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之后，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它们不但保持了相当均衡的艺术水平，而且以三部曲的长篇巨幅，为我们活活地呈现出抗日战争整个历史阶段在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规模上都难得一见的宏阔图景，表述了多样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刻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正直知识分子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同时让我们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中体会到中国文化浓郁悠长的情味。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善于把宏观的历史眼光、艺术的概括能力同对生活情境的真切把握融为一体。作者的激情是一以贯之的，把他的分明的爱憎渗进具体的形象描绘之中。作者又是具有探索勇气的，敢于把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作为小说的主角贯穿全篇，深入人物的内心，甚至描写他同一个共产党人妻子离异，明知其牺牲而怯懦到不去收尸，以后却又时时怀念她，自个儿咀嚼心灵的伤痛。我不想用“史诗”的伟词评定这部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史诗是长篇小说思想和艺术达到博大精深的最高境界，同时，史诗又不能不是历经时间的考验由后代读者认可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家的史诗追求，相反地恰恰是这种追求及其艺术实践，得以充分发挥长篇小说的文体优势。作者所遵循的仍是现实主义，注重对生活作历史的和审美的观照，更多些传统的、古典的色泽，但他不拒绝对现代小说若干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和汲取。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以来从未间断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二三十年代是个高潮，80年代又是一次高潮，这可以看作是王火这部小说诸般创作特色的文学背景。现在，三部曲已经终奏，我似可以尝试着做些总体审视的工作了。
我想说三点。
一、结构的完整和宏大
长篇小说的难点在结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的多部曲长篇小说，组织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尤为熬心费力，所以有人甚至把长篇小说直称为结构的艺术。结构归根结底是小说反映生活内容的一种艺术构成，它的基础和底蕴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形式，同时又是作家把握这种存在形式的匠心独运。在《战争和人》三部作品中，贯穿的线索只有一个，就是主要人物童霜威的经历及其随伴身边的儿子童家霆的经历。看似单线平图，实则随着童氏父子的经历，每到一地，作者必定充分施展他的笔墨，把那个地方的环境、情势、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以及习俗风尚、自然景观写足写透，把同童氏父子发生关联的人物行状和性格特征写足写透，把童霜威的内心冲突写足写透。到了另一个地方，又是同样地不惜笔力把方方面面写足写透。犹如引领我们认识一个大森林，是让我们在一片一片的林木中看足看透，然后移步到另一片林木之中。作者不轻易放过每一个到手的描写领域，必得写到淋漓尽致、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后止。即使是短暂的流离逃难，也适当地展开笔墨，写得足实。由南京避居南陵时夜行船上眼见耳闻的江南风物、水声橹声，逃难香港路遇敌机轰炸的紧张和金娣的惨死，都是很好的例证。
河南天灾人祸的描写堪称触目惊心，至界首，则又是一番景象。那个当年贪污受罚的法官褚之班，在这里混个闲差却从难民中娶妾买婢，舒适地活着，活得滋润。他对童氏父子的接待不乏故交情味，几分亲切，几分自得，其灵魂的卑琐却跃然纸上。不能说通读一百六十万字的作品一点不感到疲倦，不能说没有拖沓重复之感，也不能不提及每当描写主人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都用大段回叙的笔法补足路途的经历见闻和内心感受，在布局上缺少变化，但那些动人的酣畅描绘是连成片的，无怪乎我们读时略感疲乏之后又随之流连不肯弃卷了。
一地一地的移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展开描写，又不是随意的，而是那一个地域恰能充分展现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特点。南京、南陵、武汉之于抗战初期的风雨袭人，香港之于敌伪的诱降和正直爱国人士的抗拒，上海孤岛时期和童霜威囚禁苏州寒山寺、软禁南京潇湘路之于敌伪特务的猖獗逼迫、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分化及人们的觉醒，河南天灾人祸的惨状、界首和洛阳的人情世态、四川江津小城的众生相和雾重庆的风云变幻之于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壮大及人心向背的转换，莫不如此。像童霜威这类官吏、知识分子中，相当数量的人是有着近似的经历的，他们的思想感情由消极避难、保持名节到投入抗敌斗争，由相信国民党到鄙弃国民党独裁统治、投入民主运动的行列，也有着大体相同的历程。这样，不同地区的情势和人物经历的描写联结起来了，生活发展的连续性和人物命运的连续性统一起来了，是典型的，富于历史的深厚感的，呈现出史诗结构的某些素质。
小说的结构可以是“随意”、“随便”、“漫不经心”的，即通常所谓的散文式结构。这在短篇和某些中篇里不为鲜见，用于长篇小说，尤其是多部卷长篇小说则难免失之于散漫无际。《战争和人》讲究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当作品中把各个地域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故事联结成整体的时候，又不能不遇到人物的聚散离合，即所谓“巧合”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巧合乃现代小说之大忌。然而我以为不能一概贬斥小说中的巧合。巧合增强戏剧性。取得戏剧性的强烈效果，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小说美学。王火同志这部作品，似乎力避戏剧性，在这里，巧合是存在的，只是不着意利用巧合，从而不显其巧合，而是生活的自然流动，人生的自然际遇。这是又一种小说美学。《战争和人》的结构艺术较多地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又渗透着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的某些特征，如清末署名“侠人”者所指出的：“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丰采，文笔之生动也。”(《小说丛话》，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编第63页)也许童家霆与欧阳素心的恋情和离散，欧阳素心一半日本人血统的身世，是作品中唯一的悬念，那也并非故布疑阵，仍然着意于人生的况味，揭示战争和特务统治对于美的毁灭。
二、心理描写的丰富和细致
童霜威这个人物，行动性不强。“人生就是选择”，他也面临着一次次选择，无论主动的自觉的选择，还是被动的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当然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行动，但在艺术描写上，作者更感兴趣、更加着墨的是他“做什么”和“怎么做”之前、之中、之后的内心依据，内心的矛盾及内心的回应反响。
不是孤立地展示内心的意识流向，而是把内心的一切活动作为时代风云、社会走向和个人家庭处境的投影，像巨石击入湖水，湖面和湖底都引发波澜激荡。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旋律当然是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搏战，和这个主旋律同时存在，越临近胜利越发激化和深化的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中国的命运，决定于这两个矛盾的斗争和转化。选取童霜威这样一个身世、经历、性格复杂的人物作为全书的主角，便把两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诸般社会性冲突交汇在他的身上。取材和构思的别开生面，在这里也显示出来。同结构布局的完整宏阔相一致，描写人物的手法是铺展开来的，重在心理思绪，写得丰富、细致、深入，很有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