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这里想特别谈谈过年。在山区的农村，过年绝对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人，包括大人和小孩子，很早就开始喜气洋洋地准备起来了。这个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我记得小时候，刚刚进入寒冬腊月，地里的活就要停下来了，大雪覆盖了山川河流，当然也包括广袤的田地。我的父母就会请村里的豆腐师傅做一“桌”豆腐，然后把它切成三厘米见方的小方块，就着冬日的暖阳晒干，直到晒成可以随意翻动还不会碎的程度，就可以加上盐和辣椒粉进行腌制了。这是来年开春之后的主要菜肴之一，一小块豆腐就可以吃下一大碗饭去，后来到了北京、上海在超市里看见过类似的叫“豆腐乳”的东西，可是味道差得实在太远了。做完豆腐就要考虑开始做面条。我们这里是中部的山区，主食都是米饭，把麦子磨成面粉做成面食，通常都是打牙祭的东西。做面条也很复杂，因为都是要自己手工做，往往两三天才能做上几十斤面条。面粉和得劲劲的，在案板上反复使劲儿揉，揉进去一身的力气，这样“扯”出来的面才会劲道十足。说是“扯”，是恰如其分的，我们这里的面成为“挂面”，这个名字来源于这里的面真的都是挂在高高的架子上，用竹子做的短棒，一排一排地“扯”下来的，从架子上垂下来的，仿佛是一扇扇一尺宽的面条做的门帘似的。这样的面条，挂在阳光下，扯到一定的长度，就任由它在温暖的阳光中自然晒干，傍晚的时候取下来，铺到长长的案板上，切成需要的长度，一扎扎用小红绳捆好，仿佛还可以闻到阳光下麦子的味道。过年前的准备还远远不止这些，到了腊月快尽头的时候，村里面有些猪恰好养到了二百多斤，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请杀猪的屠夫来村里杀猪过年了。一锅热水烧开了，把杀好放过血的猪放进去浸泡片刻，就可以顺利地褪下猪毛，然后按照村民们指定的部位和斤两切成合适的小块拿回家里去。我们小孩子往往在猪一开始嚎叫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直到分猪肉的时候才敢走近来，在寒风中，还可以闻到热水锅里透出的一阵阵腥味。虽然杀猪本身让我们小孩子觉得有些残忍，可是吃到香香的猪肉汤就会全忘了。杀过猪，再买来一些鱼，父母就会在家里待一整天，专门制作过年吃的肉糕、蛋糕和红薯丸子。肉糕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特产，就是鱼肉泥和猪肉泥剁得细细的，和着面粉，在蒸笼里蒸制成的肉糕。出锅的时候，一阵香气扑鼻而来，令人手指大动，非得大快朵颐不可。这肉糕是过年时每家每户绝对必不可少的一样食物，大家甚至根据你们家今年做出来的肉糕的味道和色泽来估计你们家今年的收成，因此每家每户都会铆足劲做好这一道菜，人人都是高手。蛋糕和红薯丸子虽然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但是却是必不可少的。蛋糕不是现在过生日吃到的那种牛奶味的面点，而是用鸡蛋的蛋黄摊出来的蛋皮裹上肉糕的原料，一层一层卷起来蒸制出来的东西，切成一小截一小截，仿佛是缩小版的“虎皮蛋糕”，每层都有肉糕馅儿，下到面条里作为浇头实在是让人垂涎三尺。红薯丸子是最后一道菜，就着油锅，把新鲜红薯蒸出来的红薯泥搓成小球，炸成金黄香脆的样子，吃来甜丝丝的，仿佛一年的辛苦全都不见了。做完这一道菜，年货才算是备齐了，大家都背着手在村子里相互串门看看别人家准备得怎么样，相互问候一声，准备过年了。
前几年在城市里，经常有人说年味不足。什么是年味儿？不仅仅是过年吃个团圆饭相互拜个年然后放几挂鞭炮才是年味，那在冰雪之天，在一年收成之后，窝在家里或者走街串巷准备年货，才能让人体会到浓浓的年味，才能体会到一年四季结束之后，农人们对自己的犒赏和无尽的满足幸福感。
在我还小的时候，每年的冬天都要下好几场雪的。下雪的时候，山上、田野里、房顶上、院子里，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池塘早就结上了厚厚的冰，我们甚至在冰上跑来跑去追逐嬉戏，而那冰不到春暖花开是绝对不会裂开哪怕是一丝缝的。我们还会拉着自制的雪橇在雪地里奔跑，或者从高高的坡上滑下来。那时候，无论是一起打四角，斗鸡，打梭，弹玻璃球，小孩子都能玩出一身汗来。有些游戏春夏秋冬都可以玩，甚至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比如斗鸡，小孩子们通过“点兵点将”分成两个接近的阵营，一只脚单立着，另外一只脚提到腰间，相互冲击，直到把对方所有的人撞倒才能得胜回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年那些夜晚的皎洁的月光，我们有时候一起在月光下斗鸡，或者躲猫猫，在村子这头冲到那头，把银铃般的笑声洒满寂静的村庄。记得有一次我躲到了山边的一座草垛后面，找我的小伙伴们耍赖，偷偷回家去了，我一个人躲在那里，后面就是黑黢黢的山，我丝毫没有觉得害怕，反而因为兴奋刺激而憋出一泡热尿来，直到夜深了被父亲找到领回家去。春天来的时候，女孩子在地上画线，一起跳房子，或者玩过家家。男孩子们不屑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就砍了大树的枝丫，削成一尺来长一头圆圆的一头尖尖的梭子，一起玩打梭的游戏。画好一条线，把梭子放在地上线上，用一根粗粗的棍子猛地打向梭头，趁梭子跳将起来的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儿用棒子把梭子打到要多远有多远，打得最远的那一个就是赢下这个游戏的人。
我在城市里有时候午夜梦回，还能记起儿时的这些事情，仿佛故乡的炊烟像阳光一样晒进了我的肌肤里。我也喜欢在说起那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变得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仿佛是在说一件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然而当我偶尔回到故乡，一栋栋新的楼房已经遮住了我凝视旧村庄的目光，新的水泥路面填埋了我曾经摸爬滚打的泥土地面，连当初绊我跌了无数次跤的石头块们也都消失不见了。老村子里面的小桥边，老宅子的院子里，通向后村田地里的小路上，都已经长满了齐腰的杂草。年轻人们都离开家南下北上打工挣钱去了，田地大多数已经荒芜长满了野草，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和妇女还在几块田里劳作。我又看到了几个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在外面的城市里打工，爷爷奶奶在家里带着他们成长。他们不再跑到一起去大声喧哗，而是拿着橡胶塑料玩具，孤独地在自家院子里玩沙子。看到我这个陌生的面孔走进来，抬眼看一下又低下头继续玩他的玩具。
这个村子的村支书是一个中年人，他像其他农民一样戴了个草帽，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来看我。我给他倒上茶，点好香烟，他略有些激动地欢迎我回到家里来。他说现在村里面常住人口不足以前的一半，稍微年轻一点的都跑到城市里务工去了，如果平时走在村子里，安安静静的，好像没有人生活的样子。现在务农的只是一些老人，因为农业税减免了，甚至还有一些粮油补助，务农的压力一下子就没有了。年轻人一年能从城市里挣回来好几万块钱，比在家里种地的收入高了太多，好多家庭甚至自己不种粮食，回到家里过年的时候就去镇子上买米买油吃。送支书出去的时候，他指着不远处一块块荒地说，你看，好端端的田地都荒了，这还是以前老一辈移河改道开垦出来的呢。
我走在老村里面，徘徊在长满荒草的池塘边，儿时嬉戏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我就像一个陌生人，看着一座座老屋子坍塌在那里，残垣断壁的模样，感觉有些疲惫。岁月不仅仅将皱纹刻在了我的脸上，她也把一道道失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往日的时光，就像村边曾经缓缓流动的小溪一样清澈，而今她已经干枯了，小桥下面布满了蜘蛛网，尘封了我儿时的故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耶？
回不去的故乡
我是十分幸运的，除了现在工作和生活的上海，在八百公里之外，还有一个藏在大别山深处的老家。从上海出发，沿着G42国道一直开下去，大约八九个小时，就能到达。坐火车则更快，早上出发，中午还能回老家赶上吃午饭。
如今离家已经十八年了，身居都市，每天穿梭在水泥丛林之中，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然而午夜梦回的时候，大多数的场景竟然还是在故乡。有时候是夕阳西下，田地里的稻穗随风而动，仿佛起伏的波浪。有时候是我满山寻找走失的牛，它吃着吃着草儿就跑掉了，我几乎能听得见它响亮的打喷嚏的声音，视线却被满山的草和树挡住了。大多数时候，我好像是去赶一场露天电影，骑在父亲的肩头，搂着他的脑袋，和其他人一起走向人声鼎沸的地方。
这些印象是如此之深，仿佛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最初它们在我的梦境中出现，甚至让我有些诧异。那是1995年到北京读高中之后第一个月，虽然这里有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学业也很沉重，可是每到夜深的时候我躺进被窝，都会禁不住开始想念我的故乡。有时候我在晚自习之后就绕着操场跑上几圈，围墙旁边黑黢黢地站立着一排白杨树，这些树笔直笔直的，又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那些杨树的种种不同，眼泪便唰唰地掉下来。于是在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和同学去了邮局，希望能听到父母熟悉的声音。那时候老家基本没有什么固定电话，所以我先拨到镇上的医院，请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去接了我的父母，等到预定的时间一到，我再打过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北京过得很好，那是我吃穿最好的一段时期，可是即使这样，我的心却仍然还在贫瘠的故乡。
我大概再也没有那样在邮局狭窄的格子间里流着眼泪给老家打过电话了。渐渐地我适应了异乡的生活，打电话对我来说也是一项经济负担，因此我用写信来替代了它，乡愁就像余光中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张张邮票。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开始在设想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异乡人，并且希望通过更勤奋的学习来实现。我在给父亲的信上说，孩儿立志出桑梓，学不成名誓不还。
1995年春节我们是在北京过的春节，直到第二年暑假来临才回家。我先坐火车到武汉，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到县城，最后坐面包车回到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之后回到故乡，坐在长途汽车上，我预设了到达老家的种种令人兴奋的情景。下了面包车，已经是傍晚，我提着行李满腹狐疑地站到了街道旁边。脑海中原本宽敞的街道显得拥挤不堪，街旁供销社原本高大的外墙变得破破旧旧十分矮小，带给我很多乐趣的那座电影院的入口被挤得简直看不见了，街旁几个不认识的人也用同样狐疑的眼神打量着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故乡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不值得一提。
儿时的玩伴都背上行囊去深圳或者广州打工去了，他们有的做了保安，更多的人去建筑工地做了“农民工”。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提着大包小包挤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家里过春节。他们中有几个人听说我回来了就跑过来看我。他们大都染了黄色的头发，穿一件衬衣，外面套上花花绿绿的夹克，这与儿时我们一起玩耍时穿得鼓鼓囊囊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话题好说了，送他们走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伤心。其中一个，在小学时和我形影不离，现在他南下做了理发师，他曾经送给我一盘Beyond的卡带，至今我每次听到有人放Beyond的《大地》或者《光辉岁月》的时候都会想起他。可是，自从我读了大学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故乡的土路如今都铺上了水泥，轰隆隆的卡车一波又一波地开进来，一栋栋楼房竖了起来。我偶尔会爬到小时候无数次疯过野过的山上去，可是那里已经没有遮天蔽日高大的树木了，为了防止这些山变得光秃秃的，飞机每年都会过来盘旋撒下速生树木的种子，所以随处可见稀稀拉拉齐腰高的矮树，从山下远远看去，就像是大山顶着布满伤痕的脑门。
贺知章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每当我回乡，即使我花费特别的注意，也无法避免成为一个异乡人。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多的是老眼昏花的老人和连名字也叫不出的小孩子。他们认出我来，就会客客气气地和我聊上两句，笑容里面的恭谨让我立刻意识到我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老人们的儿子或者女儿都很孝顺，送给他们各式各样的手机以便让他们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打电话，老人们也设置了《最炫民族风》的铃声，一旦手机响起来，他们就会激动不已，大声向儿女们汇报小孩子的学习或者生活情况。
故乡之于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无法跟上它的步伐，只觉得渐行渐远。家家户户装上了有线电视，使得我希望走一次夜路赶一场露天电影的愿望也落了空，我想，那些可怜的小孩子们未来的梦中，大概再也不会有骑在父亲肩上的记忆了。而故乡对我来说，也会像那时我骑在父亲的肩上一抬头看见的满天星辰，一眨一眨地，仿佛近在眼前，可是怎么也触摸不到了。
祖母的银圆
我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好赌的人，他赶在土改之前把曾祖父攒下的几十亩土地输了个精光。没想到赌博输钱也有路线正确的时候，后来划分家庭成分，我们家只是被定了一个“中农”，忝列“贫下中农”之中，属于被团结的对象。我祖父的这件事情当年很多人都知道，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应有之义，我只是想说，我的祖母嫁给祖父，大概跟这件事情多少有些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