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西尔万·马雷沙尔，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思想史和社会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继承让·梅叶的传统，力图把唯物主义哲学同空想共产主义原则结合起来。这位革命前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后来投入了革命的巴贝夫主义阵营，成为一名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无论是在革命前夕、在革命年代，还是在革命以后，马雷沙尔一直积极反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当时他就以杰出的战斗的无神论者而闻名。
这一切就足以引起反动派对他的百般仇恨。实际上，他的名字早已成了封建教权主义作家和反动资产阶级作家猛烈攻击的对象。在这位哲学家生前，在1802年，当他的《古今无神论者人名录》出版时，德利尔·德·萨尔也出了一本书，引用圣经来“驳斥”马雷沙尔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无神论观点。德利尔·德·萨尔企图用长裤汉的恐怖幽灵来吓唬一些“正派人士”。他写道，随着《人名录》的问世，“世俗世界的朋友们一下子就觉得倒退到阿那克萨哥拉·肖梅特和“度申老爹”的可鄙的混乱状态了。”
达米隆和那些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人，都竭力贬低马雷沙尔。这位哲学家的敌人甚至在一些百科全书或传记辞典提到马雷沙尔的寥寥数行的文字里，也总是不顾客观实情，千方百计地不让人们怀念他。例如在《世界名人录》中马雷沙尔被称作是“18世纪最无耻的诡辩家之一”。
反动派对一个敢于反对上帝和私有制的人的刻骨仇恨，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有所减少。1936年，菲泽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批驳马雷沙尔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最早批评马雷沙尔的人主要是攻击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无神论观点，那么菲泽“批驳”的则主要是这位哲学家的共产主义理想。
有关马雷沙尔的确凿的文献并不很多。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马雷沙尔的女友哈斯孔·迪富尔的一篇回忆录(它作为这位哲学家的著作《论美德》的前言)，以及他的朋友、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朗德为他的《人名录》第一版写的序言。可惜，无论是迪富尔还是拉朗德，都没有记述马雷沙尔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动，根本没有提到他曾参加巴贝夫领导的运动。在李希滕贝尔热的著作中以及在关于巴贝夫主义史的著作中，也只有几页提到马雷沙尔的社会观点。
1950年在巴黎出版了多芒热为纪念马雷沙尔而写的专题论文，其中有不少关于这位哲学家生平活动的材料。多芒热的许多论断，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这本书在提供知识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
马雷沙尔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俄文。有关他生平的文献就更少了。
西尔万·马雷沙尔于1750年8月15日生于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打算让儿子做生意，可是儿子违背父亲的意志，中学毕业后就在巴黎著名的马扎兰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了。他在那里获得的大量知识，连他的友人也大为震惊。马雷沙尔写道，被许多人瞧不起的图书馆员的职务使他获益匪浅，因为他可以“把大自然的巨著和人类思想所创造的最优秀的作品专心地对照阅读”。
马雷沙尔的著述活动开始于1770年。他在这一年出版了一本田园诗集(《Bergeries》)，这本书当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主要是歌颂大自然和牧人的生活，其中还有不少关于抽象的善行、美德的论断。王室书报检查官在这本诗集中并未发现影响它出版的任何词句。
第一本书出版后，马雷沙尔在1770—1777年又出版了一本模仿古希腊抒情诗人阿那克里翁的文笔写成的诗集。关于这段时期，他写道：“真希望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如果让历史学家来写，是不会写成一部宏篇巨著的。我的科学、我的体系、我的计划、我的愿望、我的最大的事业和成就，也许用几个字就可以说明，这就是：他曾爱过。”
马雷沙尔仿照阿那克里翁的抒情诗风格写成的诗，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这位诗人回避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对现存制度是奉公守法的，甚至还幻想把自己的诗献给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达。
但也必须指出，马雷沙尔在早期作品中也歌颂普通老百姓，认为这些人体现了纯粹风尚、真理和正义。值得一提的是，马雷沙尔的早期作品已经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可以看出他对宗教是漠不关心的。他所维护的那些抽象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格言，并不是以宗教为依据的，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其中抽象博爱的说教同福音书上的那些说教并无区别。
但是像马雷沙尔这样一个同情并怜悯人民疾苦的人，在阶级矛盾日益严重、社会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刻，决不能长期满足于写作不得罪人的颂诗和带有田园诗意的哀歌。那时正是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历史发展而注定灭亡的封建专制制度，拼命地挣扎，以求苟延残喘。当局吓得惊慌失措，焚毁了一本又一本“危险的”书籍。监狱里关满了反对封建制度的人。王室政府对革命力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封建制度变成了反动的政治体系，它阻碍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千百万人失去劳动积极性。饱受苛捐杂税压榨的法国农村一片赤贫。大批离乡背井的贫苦农民，在全国各条通衢大道上求乞讨饭。例如，在巴黎圣安东郊区，每月都有几百个穷人死于饥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对维护封建阶层(贵族和僧侣)利益的王室政权的抗议，每年都有增长。这场反对封建制度的全民斗争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时资产阶级代表着进步力量，代表着历史上较先进的生产方式。革命前法国资产阶级各阶层有一批著名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卢梭等人，他们的思想曾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
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不可能不或早或晚地吸引这位出身于第三等级、对人类幸福、对确立自由和正义关系的“黄金时代”抱有幻想的马雷沙尔。
马雷沙尔想接触反对派人士，他同日后许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例如德穆兰和丹东，也建立了私人联系。
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开始吸引这位年轻诗人的注意力。在欣赏山川河谷时，他已经不能不看到大自然同人民贫困生活的明显对比。马雷沙尔诗句中的那种田园诗般的理想生活，同现实的法国农村毫无共同之处。关于法国农村，卢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孱弱的马匹死在皮鞭下，可怜的农民衣着褴褛，饿得疲惫不堪，累得消沉沮丧，村庄一片凄凉——这就是让人看到的悲惨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阿那克里翁的七弦琴也就成了一件闷声不响的乐器了。马雷沙尔把它弃置一旁，他要使用一件新的武器。
到70年代末，马雷沙尔的创作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他受到卢梭的不少影响，卢梭的理论坚决反对社会不平等和专制霸道，坚决维护在民权和财产上的平均主义。在卢梭的思想影响下，马雷沙尔发誓要为人民摆脱贫困和无权献出自己的力量。那时，一些崭新的思想感情使他激动不已。他公开揭露专制主义，歌颂人民政权，为公民的自由平等而斗争。他想用他的诗来实现朝思暮想的目的。他在《向诗人呼吁》中写道：“宁可砸碎你的七弦琴，也不要用它来歌颂贪心虚荣和阿谀奉承。但愿你的七弦琴、你的音乐，永远不会成为暴君的同谋者，永不在暴君为了对付你的同胞而铸造的镣铐上饰以鲜花。但愿对祖国和真理的爱，像你心中深藏的神圣火焰一样，永远鼓舞并激励着你。”马雷沙尔写道：诗人如果玷污了自己的七弦琴，就势必要包庇富人，但是，最好还是去走那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去争取真理和美德。1770年，马雷沙尔写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悼念《社会契约论》作者的逝世，为卢梭这位被压迫人民的忠实朋友而哀悼。卢梭，在他看来，就是自由的旗帜。一提到卢梭，马雷沙尔就高声欢呼：“人民哟！他为你献出了伶俐的口才。他的笔替你回答了富豪和达官贵人。”
在仿照卢梭笔调写成的《一部传世之作》中，马雷沙尔鞭挞了专制主义和贵族政体：“不要在特权者中间去寻找高尚品格，这些人即使有高尚品格，这也可能只是由于误会或偶然。”马雷沙尔说：不劳动的人享尽富贵荣华，而创造财富的人民却一无所有。他意味深长地问道：“如果养育老爷们的人民不让老爷来支配自己勤劳的、能创造财富的双手，那么这帮不事生产的贵人究竟会怎样？”他主张消灭专制制度，限制王权。他认为，国王也应当服从国家的法律。“称王称帝的人也应当是国家法典的奴仆。如果法律认为有必要，他也应当让人砍他的头。”
两年后，马雷沙尔在一部名著《关于上帝的道德长诗片断》中已经开始有了共和的思想。他公开宣布并主张人民有权革命，有权推翻君主制度。他对国王们说：“只有人民得到幸福，你们的权力才是神圣的。你们的权力不是上帝给的，而是人民给的……你们的臣民一旦忍无可忍，就会把手伸向你们尊贵的头颅，摘下王冠，收回自己的权力。”这位诗人思想家似乎已经预见到1793年的情景了。“总有一天，你们这些君主，没有侍从陪伴、不戴那些金银饰物，走上法律的法庭。人民终究要审判他们的暴君。”
马雷沙尔在1784年写的一部匿名著作《一本幸免浩劫的书》中写道：大自然这位母亲的儿子们，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即使没有那些贤德的帝王，人们也能过得很好。他驳斥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帝王们从来不会对他的同类行善，只不过要他们忘记人人都是平等的。”
有一批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坚持共和思想了，马雷沙尔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甚至罗伯斯比尔和马拉的共和思想，也只是在革命进程中萌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雷沙尔与18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不同，他这时的攻击对象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了。他抨击大资产阶级，抨击那些靠别人劳动过活的“无耻的富豪”、那些“没有世系纹章的贵人”。他辛辣地讽刺黄金的权能：“有这样一个上帝，他无所不能。人人都承认他美德超群。从君王到牧人，都在把他颂扬，都在向这个众神之父叩拜焚香。他能使人为他舍身忘命，也能创造奇迹。只要他一出场，预言家或者是缄口不语，或者是信口雌黄。亲吻他的祭坛的人，有病自愈；承受他恩泽的人，衣锦食香。最亲近的宠儿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这个上帝，人人信仰，受到争先恐后的颂扬。道德、天才、美貌，都因他而增色。没有他，就简直不可想象。他是万物的始因！没有他，人至今还像草芥一样……跪拜吧，凡人们！这个上帝便是黄金。”
从1777年起，在马雷沙尔的几乎全部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幻想一种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只有父亲对家族的权力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理想的人类社会过去曾经有过。这就是古代诗人所歌颂的“黄金时代”。现在必须再回到那时代去。
在1789年革命的前夕，马雷沙尔在《一个国王的长子的启蒙教程》中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这部著作是在宫廷为防止这场灾难而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以后写成的。马雷沙尔写道：“在地球生成以前的混乱与今天地球上的混乱是不能相比的。人们用以威胁我的地狱，不会比社会上自由平等的人(实际上四分之三是奴隶，四分之一是主人)所过的日子更坏。”
在革命以前，马雷沙尔对平等这个概念增添了更激进的内容，他比1793—1794年许多雅各宾党人更激进。他远远超过了“疯人派”领袖札克·鲁，认为只要世界上有富人和穷人、饱汉和饥民，自由就可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概念。“我们是三比一，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以前一度存在的制度，即最完美最合法的平等制度……一定要使土地成为全民的共同财产。如果有人长着两张嘴、四只手，那就完全应该让他吃双份；但是只要我们生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馅饼就该平均分配，而且每个人都要参加揉面……”
马雷沙尔知道，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即消灭依靠别人过寄生生活的现象，把土地变成全民财产，这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他感慨地说：“我就这个问题(指社会平等)所写的一切，现在不过是幻想的神话，但是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成为现实。”
马雷沙尔打算怎样消灭社会不平等呢？他是否曾提出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
仔细研究一下马雷沙尔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还停留在卢梭的财产平均主义的立场上，还没有提出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相反地，他认为财产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是社会法律的基础。
他写道：“请尊重穷人的茅屋。任何时候也不要责难财产权。财产，甚至对国王来说，也是神圣的，它支持着社会法律的平衡。”
马雷沙尔主张，必须重新分配财产(首先是地产)，让人人都成为同样财富的所有者。可见，革命前的马雷沙尔是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平均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决不能忘记，现在看来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代表了法国社会进步的激进阶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