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并不是什么谜，这很明显嘛，我讲给你听吧。我和这两个女人一起生活。你在厨房里见过她们；但是她们很少做饭，饭菜大都是对面的饭店里买来的，这一次蕾西去买，下一次阿尔巴去买。其实也没有人反对在家里做饭，但是这太难了，因为这两个女人相处得不好。也可以说她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只有当她们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如此。譬如她们一连数小时之久不睡觉，安安静静并排躺在狭窄的沙发榻上，凭她们那肥胖的躯体这也就已经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了。但是一干起活儿来她们就相处不好，她们立刻就要争吵，争吵马上就会变成殴打。所以我们达成一致意见——通情达理的话她们是很听得进去的，即尽可能少干活。而且这也符合她们的实际情况。譬如她们以为已经把寓所打扫得特别干净了，其实它脏得让我一跨进门槛就恶心，但是我一旦跨出这一步，我也就不难习惯了。
“一不干活，争吵的由头也随之消失了，尤其是对于嫉妒她们是全然陌生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嫉妒呢？我几乎区分不清她们了。也许阿尔巴的鼻子和嘴唇比蕾西的更带点黑人味儿，但是有时我又觉得恰好相反。也许蕾西的头发比阿尔巴少些——本来她的头发就已经少得够呛——但是难道我注意到这一点了吗？我几乎依然区分不清她们俩。
“我晚上才下班回家，只有星期天白天我见到她们的时间才多些。由于我喜欢下班后尽可能久地独自在外面逛荡，所以我很晚才回家。为了节俭，我们晚上不点灯。我确实没有这笔钱，为供养这两个能不停地吃东西的女人，我耗费掉了我的全部工资。于是，我在黑乎乎的寓所门口敲门。我听见，那两个女人怎样呼哧呼哧地来开门。蕾西或阿尔巴说：‘是他。’两个女人喘得更厉害了。如果在那儿的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的话，她会对此感到害怕的。
“然后她们就开门，我一般总要开个玩笑，大门刚开了一条小缝我就挤进去，同时抓住两个女人的脖子。‘你。’一个女人说，这意味着：‘你真不像话。’两个人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于是她们就只顾着和我厮混，若不是我从她们身上抽出一只手来把门关上，这扇门整宵都会开着的。
“然后总是那条穿堂，这条几步路长、走半个多小时之久的路，她们几乎是抱着我走的。过了毫不轻松的一个白天之后我确实疲倦了。我时而把头靠在蕾西的肩膀上，时而又靠在阿尔巴的软乎乎的肩膀上。两个女人都几乎赤裸着身体，只穿一件汗衫，白天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是这样，只有当有客人来时，就像最近你来访时那样，她们才穿上几件脏兮兮的衣服。
“然后我们来到我的房间，通常都是她们把我推进去，但是她们自己却待在外面并把门关上。这是一种游戏；因为现在她们在争斗，谁可以先进来。这不是什么嫉妒，不是真正的争斗，只是逗着玩儿。我听见她们互相或轻或重的拍打声，喘气声，意味着真正呼吸困难的喘气声，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句话。最后，我自己打开房门，她们冲进来，情绪激动，身着撕碎的汗衫，带着呼出的呛人的气味。然后我们就滚到地毯上，然后就渐渐安静下来。”
“唔，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我离题了。刚才怎么了？你向我询问我的所谓的权力的来源，我举出了女人。喏，是这样的，我的权力来自女人。”
“来自于纯粹的与她们的共同生活？”
“来自于共同生活。”
“你变得这么沉默寡言了。”
“你看见了，我的权力有限度。不知是什么东西在命令我沉默。再见。”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分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愚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只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待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并不能磨钝这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在这欲望已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这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作出绝对批评，而应作有分析的批评。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的。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挠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狠狠压制着，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多年来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立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因为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必然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说，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了出来。此刻这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甚至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这悭吝人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悭吝人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反过来了，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在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之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叶廷芳 黎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