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州建春门（正东门）内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从建春门到湘园一路，所有店铺大门紧闭，街上看不到任何闲杂人等，只有全副武装的巡防营清兵。
知府罗文山身穿崭新的官服，站在建春门城楼上，眯缝着眼睛眺望城外东大路，满脸焦急，但又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按理说，钦差大人驾到，他应该去城外十里长亭迎候。但这个钦差大人作风有点不一样，早早派人前来告知，不许搞迎接仪式，甚至不许知府在城门出现。尽管如此，罗文山还是决定到建春门去等候，希望能暗中一睹钦差大人仪仗的风采。
一名清兵飞奔而来，罗文山急忙走下城楼。那清兵来到罗文山面前，喘着粗气禀报：“钦差大人到了！”罗文山点点头，手一挥，报信清兵走到城门口站定。罗文山朝身边一名清兵的屁股踢了一脚，清清嗓子喊道：“你们听好了，都给我精神些！”说完，罗文山悄悄走到城门角落，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一样，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不久，东大路上旌旗招展，全副武装的新军两人一列，排成整齐的队伍出现在众人眼里。领队的是标统刘云凤，身材魁梧，国字脸，神情冷峻，气宇轩昂。到了建春门，刘云凤没有停下，策马继续往前走。一名清兵在前领路，整支新军队伍从建春门下鱼贯而入，直奔城里的鼓楼坝广场。
新军队伍中间，是一台八乘大轿，里面坐着钦差大人端方。大轿前面，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彪形大汉骑在马上，眼睛不住地四下观察着。大汉是端方的贴身护卫宝廷，武艺高强，擅使一把二十多斤的厚背砍刀，平时刀不离身，睡觉时都把刀放在床边。尽管端方给他配了一把手枪，但宝廷几乎没用过那洋玩意儿。
大轿两侧，是端方的护卫队。大轿后面，是端方护卫队队官张春生。张春生一张俊朗的脸上，散发着蓬勃的朝气，不仅是因为年轻，更是因为如此年轻就受到重用而由内到外散发出着自信和优越感。
看到建春门越来越近，张春生的心逐渐激动起来。四年前，他就是从这个城门走出去的，当时他发誓，一定要风光地走回来。没想到，短短四年时间，他就回来了，而且的确是风风光光回来的。
张春生的身后，是一长溜挑着箱子的民夫。那些箱子里装的是端方的私人物品。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端方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画金石。端方和其他大臣不同，他醉心于古玩收藏，也喜欢藏书，且收藏颇丰，精品甚多。端方在金石方面的学识相当深厚，在金石学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坐在八乘大轿中的端方，此时可没有心思顾及身后的那些宝贝。他神情严肃，手里拿着最心爱的紫砂茶杯，思绪万千。自接到命令从武汉出发到现在，一路行来，已有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局势的迅速发展让人始料不及。
这一切，还得从几个月前的四川保路风潮说起。
1911年5月18日，一直坐着冷板凳的端方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正是这两条铁路，让清廷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中。
欧美列强进入中国后，修建铁路成了他们攫取中国财富的一个便捷手段。中国人意识到了由列强修建铁路带来的巨大灾难，要求清廷收回铁路修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1903年9月，清廷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同年，四川新任总督锡良，在川人的强烈要求下，向光绪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光绪欣然同意。次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省级官办铁路公司。
为了不让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落在列强手里，川人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筹集，不仅绅商、地主成了股东，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粤汉铁路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一段已动工。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看到川汉铁路主权被成功收回，也借鉴四川的做法，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主权。
川汉、粤汉铁路是沟通中国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这块肥肉被中国人收回，让欧美列强很不甘心。为抢夺铁路修筑权，列强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要求清廷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的借款，否则就以获取铁路修筑权为交换条件。这一狠招，把本来就财政困难的清廷逼上了一条绝路。
上海橡胶股票风暴，是中国证券业早期的一次巨大股灾，也是一场著名的金融风暴。1903年，英国犹太裔商人大班·麦边旗下的麦边轮船公司破产，麦边决定在上海空手套白狼捞回损失。针对上海滩投资者对于股市疯狂的赌博心理，麦边利用当时新鲜又热门的橡胶概念，精心构筑了一起骗局。
麦边注册成立了上海蓝格志拓植公司这家皮包公司，佯称公司在东南亚和澳洲热带雨林拥有橡胶园，开始推销橡胶股票。经过炒作，橡胶股价直线攀升，引来无数人追捧。1910年7月，麦边等人在橡胶股票涨到无法再涨时，将所有股票尽数抛出，然后带着骗来的两千多万两白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息传来，橡胶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倾家荡产的投资者被迫跳江、跳楼、服毒自杀的，将近100人。事态发展严重，清廷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平息这场风暴。
好不容易平息了上海橡胶股票风暴，还没喘过气来的清廷又遭到列强上门逼债。其实，列强给清廷出的是一道选择题，而不是是非题，更不是问答题。既然是选择题，就限制了选择条件，只能从给出的备选答案中选择。
正如人在面临艰难选择时，总是要选择利多害少的答案一样，国库空空的清廷最终选择了可以进行交换的条件——把铁路修筑权让给列强。1911年5月9日，清廷责任内阁颁发“上谕”，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强行去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列强，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
清廷“铁路国有”的政策一出，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最终把事情闹大并导致一系列流血冲突事件的，还是四川。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电，告以邮传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的款项和公司现存的款项，由清廷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意思就是说，清廷不但要把铁路修筑权收回来，还要把此前川人的集资款收归国有。
王人文知道，如果这个电文被公开，势必导致全省大乱，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血本无归的结果。王人文私自做主，把电文强行压下不宣。没想到，6月7日，盛宣怀、端方又直接发电文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其是否见到此前发给王人文的电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李稷勋，立即致电成都总公司要求查看电文，总公司转而询问总督府，王人文只得将电文抄示给公司。
此事被成都《蜀报》主编邓孝可得知，邓孝可在《蜀报》上将电文公开刊发，四川全省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以咨议局和铁路公司的名义分呈王人文代奏，请求清廷收回成命。清廷拒绝四川绅民的请愿，仍坚持铁路国有的政策。
川人绝望了。6月16日，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6月17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岳府街正式成立，蒲殿俊任会长，罗纶任副会长。全川142个州县的各界人士都投身到保路运动中，不到十天就发展到十万会员。
保路同志会由罗纶领衔，联合绅民两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清廷不仅不接受川人的请愿，反而把王人文革职，另派赵尔丰接任总督。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再次在岳府街召开川路股东全体大会，罢市、罢课遍及全川。
越闹越大的四川保路风潮使清廷感到了巨大的危机，清廷饬令赵尔丰弹压川人，赵尔丰开始部署镇压计划。9月7日上午，赵尔丰派人给蒲殿俊、罗纶等人传信，说邮传部针对四川的保路运动回电了，请他们去总督府看电文，并商讨有关事宜。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刚进总督府，就被赵尔丰下令拘捕。
消息传开后，大家奔走相告，数万人到总督府门前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不但不放人，反而下令军警开枪。一时间，枪弹如雨，哭喊声震天，当场打死三十多人，打伤数百人。这就是保路运动中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在镇压请愿的同时，赵尔丰还下令成都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墙上重兵把守，封锁邮电交通。整个成都城成了一个孤岛。赵尔丰自以为如此一来，就能将事态逐渐镇压下去。但他没想到的是，危急关头，革命党人站了出来。
四川的保路风潮一开始，革命党人就意识到了里面潜藏着的巨大机遇。每一次运动波澜，都有革命党人暗中助力。赵尔丰封城后，如何把成都发生的巨变和血案的消息传出去？
当晚，在成都任教的革命党人龙建伟趁着夜幕，悄悄来到城墙边。看到巡逻的清兵走远后，他爬上城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索，绑住城垛，缒城而出，一路狂奔到锦江江畔的九眼桥农事试验农场。
革命党人曹笃、朱国琛正在农场焦急地等待城里的消息。龙建伟到来后，三人立即商讨对策并迅速达成一致，就是尽快将被封锁的真相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
但是，怎样将真相迅速地告知省内各地呢？龙建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从锦江发“水电报”！三人找来木板，锯成数百块木牌，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涂上桐油以确保字迹不会因长时间浸泡水中而模糊或消失后，投入水中。
各地接到水电报后，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仅宜宾县就有数万人，并有一部分向成都进军。消息传到革命党人、华阳袍哥会首领秦载赓耳里，当晚，秦载赓聚众千余人，在华阳中兴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第二天早上，华阳同志军抵达成都东门外，与清军在牛市口、大面铺等地展开战斗。
9日，成都周边的温江、郫县、邛崃、金堂、广汉等十多个县州的同志军队伍云集成都城下，与守城清军激战。离成都较远的三台、峨边、井研以及屏山等州县的同志军也急奔而来。一时之间，攻打成都的同志军达二十多万人，与清军作战不下数百次。
为尽快平息四川的失控局势，清廷赶紧下令革除赵尔丰的四川总督职务，委任端方为钦差大臣，进川署理四川事务。端方接令后，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31标及32标一部两千余人入川。
端方还在路上时，四川和武汉又接连发生两起重大事件。
先说四川，早在8月4日，革命党人在资州罗泉镇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9月25日，一支同志军在围攻成都无果后转攻荣县，并获得成功，宣布荣县独立，成立荣县军政府，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的政权。
再说武汉。端方调走湖北新军两千多人后，武汉兵力空虚，防御力量大为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唯一让端方感到欣慰的“好消息”是，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而且武器装备又不足，大多是锄头大刀之类的兵器，最终没能攻下成都，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端方心情大好，立即叫来好酒好肉，把标统刘云凤和曾东海叫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两个标统闻言大喜，连声说这是“皇天有眼”，表示一定不负圣恩，同心戮力，协助端方控制住四川的局势。
到了重庆后，端方又接到上谕，任命他为四川总督，接替赵尔丰。钦差大臣变成四川总督，这样的好事，让端方着实兴奋了起来。端方知道，朝廷对他委以重任，是看中了他的能力。
在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这里的学指“学问”，术指“权术”。端方对这句话早有耳闻，对大家的评价不置可否。他很清楚自己的本事有多大，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
如今，多次经历宦海沉浮的端方，知道被委任为四川总督意味着什么。清王朝的确到了危急关头，全国各地动乱频发，乱世征兆日益凸显。但越是乱世，越能让能者出人头地。端方自信，如能迅速剿杀革命党，平息四川的动乱，一定能使自己的地位不断抬升。
端方希望能尽快到达成都，把总督大印从赵尔丰手里接过来，然后大显身手，把四川治理为一片祥和安宁的乐土。可他得到消息，赵尔丰正在上下活动，希望朝廷能恢复他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