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erov
一九三一年日本夺取满洲，满洲的占领是新大战的序幕，新大战的目的是要使全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的事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依照日本军阀的计划，占领满洲第一应当有经济的利益，第二是当做进一步进攻大陆的练兵场。
占领满洲伴同着对于中国民众的公开的掠夺。日本军阀抢夺大片的土地，以设立后备兵村落，以建造飞机场、汽车路及其他。有大片的土地转到日本将军和资本家的手里去了。日本抢掠者把满洲和中国农民赶出田庄。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满洲整个国家机关都抢去，一切国家收入的来源，中国各省立银行的财产，海关，以及中国的铁路和沈阳兵工厂等其他企业都抢去了。但是日本的计划，实现起来要比东京所预料的难得多。
对于满洲的冒险，并没有获得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指望的经济利益。夺得满洲之后，日本政府便不得不每年耗费大批的款子来豢养为与日益扩大游击的运动斗争所必要的军队，并为新的战争冒险而作准备练兵场之用。这几年里的日本预算，都把“满洲事变费”的特别项包括在内。这些支出主要是当做进攻游击运动和新的军事建筑之用的，计开：一九三一年日金五千四百万元，一九三二年二万八千八百万元，一九三三年一万九千七百万元，一九三四年一万五千八百万元，一九三五年一万八千一百万元，一九三六年二万万元。这样看来，占领满洲六年以来，单是日本政府的直接军费支出便共计有十万零七千八百万元日金。
这个数目，还要加上在军阀压迫之下投资满洲的约近十万万元日金，这些资本都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与其他有关的各支脉公司吞下了。如果把同时耗费在给养和武装军队，扩大海军和空军的极大的款子也计算起来，那么对于满洲的冒险还要贵得多。
这样，与占领满洲有关的支出，只是日本一般军费支出的一部分。日本的预算可以作军费增高的证据，虽然远不是充分的。对华战争新阶段开始之前，日本的预算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是确定日金二十八万七千二百万元，那就是说：几乎超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的预算两倍。
这里应该补充一句，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支出，增加得比整个预算要快。例如：从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预算增加两倍。而这个时期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支出却增加三倍。预算所规定的，单是海军部和陆军部军事支出的增高情形，可以用下述的数字表明：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军费（依照预算）为数计日金四万五千五百万元，即占整个预算支出部的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六万八千六百万元（占预算支出部的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八万七千三百万元（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九万四千二百万元（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十万零三千三百万元（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十万零六千万元（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十四万一千一百万元（百分之四十九），连补充支拨（这在下面要论到）是日金四十万零一千三百万元。
应当要晓得，军费不只是依照海陆军部的预算而支出的。日本经济的名家新太郎在《改造》杂志（一九三七年一月号）上写道：预算中所谓民用部分的半数也是假装的军费支出。例如：军医院、征兵处的给养，建筑和修理兵营与炮兵射出场的支出，是列入内务部的预算的。商工部的预算里包括军事研究学院、飞行试验站、实际所的经费，以及搜集燃料（汽油、煤油等）存储的支出。此外，有关备战的支出上，还应当加上支付国家公债利息的一笔大款。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预算支出，显然是不够的。日本军阀又一次地失算了。他预料，他能够迅速的夺得华北，击溃中国民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失算的结果，日本国会第七十一届会议通过为数日金五万三千七百万元的附加预算（这是加在第七十届国会批准的预算所规定的十四万一千一百万元之上的）。
事变的发展证明中国民众坚决准备为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战争变成需要愈益增加的物质耗费的长期战争了。日本政府不得不再召开了一次——第七十二届非常国会会议，在这会议席上批准了新的附加预算，计为日金二十万零六千五百万元。这样，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军费支出（根据预算）共计是四十万零一千三百万元。换句话说，这已经超过占领满洲五年以来的支出四倍了。并且，单只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个财政年的军费支出，几乎等于侵华战争新阶段以前五年的军事支出。
日本军阀预感这些支出还是不够的。据Hotsi报载：军阀要求草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新预算时，单是和侵华战争有关的附加支出，就要规定四十万万元，一般预算所规定的支出还不计在内。
日本的军事冒险，痛苦F反映在他的国民经济的状况上。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的军费是日本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四·五，一九三六年便增加到百分之八·一，一九三七年因侵华战争，战争几乎吞吃了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下面所开列的表，是表明国家收入和军费支出变化的升降。
十分显明，这样大的空前的吞食国家收入，对国家实深深地给予悲惨的结果。为比较起见，很值得指出，例如在英国，因新的军备计划，军费支出日益增加着，但不超过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十。要晓得，日本比英国要穷好几倍，日本的国家收入只等于英国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美国的国家收入百分之七。战费的供给，依靠国内的资源，这必然会使日本的经济和国内政治形势尖锐化。
为从人民的身上挖出所需要的大经费，日本政府只得加紧发行公债和增加捐税。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禁止与制造战事用品无关的商行发行证券。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流动的资金都归入国家的债券里去。换句话说，公债的销售是依靠减缩非军事工业部门的投资的。
日本政府藉统制基金的法令，也企图利用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资本，这个颇引起关系方面的不满。日政府已经开始经过贷款和农村合作社及其他团体，用半强制的手段来分派国家债券。因此公债的推销，进行得更加困难。
加紧发行国家公债，必然会使税捐的征收增加，因为捐税是弥补公债还款的来源之一。单只一项国家的一般捐税，地方捐税不计在内，便自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的日金七万三千五百万元增加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十二万五千万元了。关于捐税的增加可根据下述的统计来衡断：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税收计为日金七万三千五百万元，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六万九千五百万元，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七万四千八百万元，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八万四千三百万元，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八万九千九百万元，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九万二千三百万元，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十二万五千万元（这些字都是由预算中取出的）。
捐税使日本的劳苦民众破产了。在捐税机构中起极大作用的间接税，特别痛楚地反映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状况上。
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预算中，捐税比上年增加三万万元以上。因中日战争而施行新捐税，为数总计一万万元。资本家立刻设法把这些捐税转加到劳动者的身上去——涨高物价。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预算中，捐税还打算更进一步地增加。
日本因占领满洲和侵华战争而负担的庞大的支出，是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冒险不只是反对中国民众，并且是反对日本民众。工人遭受惊人的奴役，农民的贫穷到达闻所未闻的程度，小资产阶级破产着。
违警惩罚的凶恶的统治，对于工人团体残酷的压迫，是证明愤怨在日本国内是日益厉害地增长着。
中国民众英勇的反抗，是说明中日战事含着拖延的、长期的性质，给予日本最苦痛的后果。
译自苏联《真理报》，原载《每日译报》1938年3月19日第3版，3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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