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官要有点儿想法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孔子的团队很有想象力。他们周游列国，找机会为各国领导人提供咨询，但是在政治上得到重用的机会并不多，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失去政治愿景，也没有妨碍他们的想象和假设。
子路尽管是个粗人但是并不缺乏想象力，提出了一个愿景问题：“老师，如果卫国君主要您去主政事，您打算从什么地方抓起呢？”
孔子郑重其事地回答：“那当然是正名啊！”
“老师，有您这样的吗？也太迂腐了！怎么是从正名抓起呢？”子路真是直截了当，在他看来应该找一件实事干啊，因此觉得老师太务虚了，怎么那么注重名分呢？不对路子。
孔子反倒认为子路的思路有问题：“子路啊，你也太粗野了！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要保持虚心的态度。如果名分不定，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君子来执政，首先要确立名分，这样说话就能顺当，事情就能办成。只是君子对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格外谨慎，不可以马虎随便而已。”
敢说孔子迂腐的，孔门中也只有子路了，这个学生很率直可爱。孔子虽然说子路粗野，但并不是嫌弃他，当时的语气应该也是半调侃的。接下来，孔子耐心地给子路讲解了正名的意义。正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什么都摆正自己的位置，履行好各自的义务，同时用好各自的权利。而且，君主和父亲只是有相对的权威，而不是享有绝对的权力。孔子还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固然要忠心于君上，君上也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后来那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极端说法，和孔子的主张没有关系。
孔子为什么一定要正名呢？第一，要正社会的名。当时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乱得很，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论干什么行业的都不守什么规矩，没有“职业道德”。社会乱套了，失去了秩序。面对这种问题怎么办？就要把每一种社会角色规定好，明确各种角色的社会名分、基本要求，各种角色不能超越的底线、边界。孔子认为这是恢复社会秩序的起点。其实这样做并不迂腐，而是必须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联想到党的十七大之后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不能如何、什么单位举办什么活动不能如何，这不是很有效吗？第二，要正自己的名。国君授给的是什么职务，这种职务有什么权力、责任，权力、责任的边界在哪里，一定要讲清楚，并且向社会公开宣布。如果连这个问题都弄不清楚，就是个糊涂官；如果国君授权，连这个问题都是糊涂账，你还干什么事？有名无实，什么都干不了，这样的官干着也没什么意思。第三，正名是为了刑罚治理。孔老师讲得很清楚，名分弄不准确，权责利就不清，刑罚制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你就没法管理社会，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孔老师尽管实践经验不太多，但是在行政工作上看得很明白，态度很务实，起点很明确，理论很联系实际，如果有更多机会从政，应该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孔老师对于从政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已经明白当时的社会问题出在哪里，又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人家的从政动机很纯，从政思路清晰，从政措施针对性很强。在今天现实生活中，有些人选择去从政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不是要为社会、为老百姓做点儿什么好事，而是看中地位，觉得从政当官有面子，有油水可捞。这种人的从政动机就不纯洁，一旦当上官就会耀武扬威，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成为欺压老百姓的社会寄生虫。
《孔子家语·正论解》里讲了这样一个“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孔子到齐国去，从泰山旁边经过时看见一个妇女在野外哭得很伤心。孔子心理学弄得很通，感觉很敏感，在车上听着哭声就说：“哭得这么伤心，好像是有好几重伤心事。”孔子就让子贡前去问问。
妇人果然有几件伤心事，边哭边说：“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又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
子贡听了不明白：“那你们家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妇人摇头说：“只有这里才没有繁重的苛捐杂税啊。”
子贡就把事情告诉了孔子。
孔子叹气说：“看来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啊！”
这就是“苛政猛于虎”成语的来历。这个故事让人很震撼，很无奈，也无语，也会有很多思考。一个人要选择当官就要当一个好官，要不然就是祸害社会，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从政是要做管理社会的工作。要做这项工作，首先要反问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工作。当一个人没有什么想法、没有确定方式的时候，就不要去从政。而从政需要相关的业务知识、工作能力。所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就是说，不要担心自己还没有官位，而要担心自己能不能立得住。不要忧愁自己没出名，而是要努力具备出名的能力。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孔子尽管周游列国，见到国君和显贵很多，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孔子坚守自己的底线，没有随便去某一个显要位置去当官。对此有人不理解，问孔子：“你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尚书》中讲‘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将这种品德影响到政治。’这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非要做官呢？”
孔子并不认为只有当官才是参与政治，他认为只要影响到社会，就是在参与政治，因为你产生了政治影响。孔子认为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也能使一方的民风更好，也算是参与了政治。每个人都能影响社会，都是在参与政治。也就是说，影响社会并不一定通过掌握权力。如果不具备做官的条件就不要做官，你可以做别的来影响社会。孔子对政治的影响有多大？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人的影响力，关键是是否具有正能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阳货》)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老百姓没觉得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百姓们至今还在称颂他们。这就是区别啊！如果当官就像齐景公这样，积累了一大堆自己的私财，而没有为老百姓做什么事，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参与政治关键是给社会什么影响，没有给社会做出贡献，没有给社会传递正能量，不论你当多大官也不过是一个享乐者，又有什么价值呢？
2.有权不能任性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鲁国的季康子，当时官居正卿，也就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他手里掌握鲁国的生杀大权，向孔子请教政事时问：“如果杀掉坏人，亲近好人，怎么样？”尽管孔子在做鲁国政法最高领导的时候(官名司寇)，曾亲自下令诛杀了当时很有社会影响的少正卯，但孔子是主张少杀人的。孔子反问季康子：“你治理国家，为什么要用杀人的方法呢？你自己如果做善事，百姓也就跟着做善事。当官人的道德就像风，平民百姓的道德就像草，风在草上吹，草必然随着风向倾倒。”孔子这话就是说，自己做不到而去强行要求别人做到，别人做不到就严刑峻法，甚至杀人，这种治理社会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有权不能任性，最好的办法是当官的人首先做好自我管理，加强自我修养，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道德情操和行为去感化民风，来改变社会。
季康子是季桓子的儿子，季桓子死后，季康子继任成为鲁国除国君之外最有权势的人。有周游列国经历、最后晚年回到鲁国的孔子，在鲁国被尊为国老，季康子对他还是很尊重的。但是季康子这个人本身不太公正，用权有些过度，所以孔子直接针对季康子本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政，就是公正、端正，如果你自己带头公正了，谁还敢不公正呢？”其实孔子的回答涉及到治国理政中的一个大问题：从政者本身的自我管理。一个没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是很难去管理别人的，矫正别人往往要从矫正自己开始。对于这一观点，孔子还说过另一句很有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说当官的人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颁布法令，老百姓也会去做；如果当官的人品行不端，颁布了法令，老百姓也不会去做。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有一双眼睛，看得清你的法令是真是伪，是否公平，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伪的法令，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就不会有共识，当然就会以公开或者隐蔽的方式来对抗，你的法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只有当官的品行端正、遵守法令，大家才会在示范之下形成共识，有共识法令才会真正产生效果。
季康子虽然不大采用孔子的意见和建议，但他经常向孔子咨询一些关于治国理政方面的事宜。这或许是因为季康子的确想从周游列国、见多识广的孔子那里获取一些治国理政的智慧来解决难题，但由于现实复杂环境的束缚，孔子的很多思想是无法付诸实施的。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季康子苦于鲁国盗贼猖獗，向孔子请教如何消除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孔子回答说：“如果自己能够做到不贪欲，即使奖励偷盗，也是没有人干的。”看来孔子是看准季康子自身有必须解决的思想问题，所以他每次回答都集中在季康子思想道德问题上：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吧，解决好了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孔子的这次回答直接批评季康子的贪欲导致盗贼猖獗。
孔子是否对高层领导者都持一种批评态度？并非如此。例如孔子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官员是赞誉有加的，原因就是这个人懂得节制，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贪欲。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
孔子在谈到卫国的公子荆(相当于省部级干部)时说：“公子荆这个人知道节制，很会过日子。刚开始有一点儿东西，他就说：‘差不多足够了。’稍多一点儿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更多一点儿时，他说：‘差不多完美了。’”这样有分寸、知道自我控制的领导者，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型领导干部。
当然，作为一个官员，只是品行端正，懂得节制是不够的。现在有一种官叫做庸官，这种官也许不干坏事，不贪赃枉法，但也不干好事，或者说是消极干事，应付了事。他们善于搞形式主义，上级要检查时就做得很漂亮，无人查看时就天天喝茶看报纸不干事。这种官显然无法把工作做好，也无法管理好别人。一个好官要能工作上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带领下属高效工作，才能取得老百姓的认可。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
子路请教怎么处理好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做到勤政，然后带领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懈怠。”子路这个人做官应该比较有正气，那么孔子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来讲，而是讲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勤政。我们来看看子路请教孔子之后这官做得怎么样。
《孔子家语·辩政》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治理蒲这个地方已经三年了，孔子路过那里就准备进去看看。刚一进地界，孔子就称赞说：“好啊！子路恭敬而讲诚信。”进城后，孔子又称赞：“好啊！子路忠信而敦厚。”到了子路的办公室，孔子还称赞说：“好啊！子路明察而果断。”孔子给出这样的评价，在学生中很是难得，尤其像子路这样多次挨批评的学生。
在一旁的子贡有点儿听不下去了，就问孔子：“老师您这还没见到子路怎么处理政事就一连三次称赞，您能不能告诉我子路做得怎么个好法？”孔子说：“我已经看到子路做了些什么。我们进入蒲地，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治，荒地基本上都用上了，这说明子路为政恭敬而诚信，所以老百姓种庄稼也很卖力。进城后，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完整坚固，树木长得很繁茂，这说明子路忠信敦厚，老百姓也安居乐业。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办公人员比较清静平和、各司其职，这说明子路遇事明察而果断，所以政事处理得得心应手。由此看来，我尽管已经称赞了他三次，其实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