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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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革命的意外经验(2)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军四方面军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学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军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惟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三十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二百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ND322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的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ND322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徵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徵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所谓“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据说吴大徵自己枪法倒是不错,在战前练了许久,不知为何没让带的兵练出来)。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1)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筹谋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