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莱昂纳德·科恩忽然说，他将面对死亡。我注意这句话的时候，才发现他九月份又出了新专辑。如今我对待音乐是相当潦草，但也在线听了一下。第一支歌，用在一个美剧的开头，依旧那么酷。只是单独听来的时候，似乎没有起初听的时候那种张力感。我必须要说，这张专辑，其实相对有些平庸。今天看到他的一句歌词，他唱道：我没有写出什么伟大的歌，但我时间不多了，倒是很感唏嘘。他的大部分歌曲就似乎是我沉默下来时候血液中应该有的样子。他像是一道神迹。
这是我这几天来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怎么说呢，并非矫情，就是感到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我以为我早就脱离这种多愁善感的情绪了。毕竟已是中年，我看很多事情，最多只是不快而已。但这会儿夜深人静，听听歌。喝喝茶，就听见心里出现了巨大的空洞感。我真的在这一刻思考了人生的意义。但没有想出任何结论。当然，我并非指望会有结论。
音乐和书籍很不一样，书籍很多时候是可以分享的。可以交流其中的故事，也可以丰富自己的谈吐。音乐不行，很多很好听的音乐，只能使一个人自己安静地听才行。再多一个人在旁边，味道都变了。那些细腻的情绪，会被彼此相互打搅。音乐是一个人内心的私密处。某些时候，这种私密和音乐的质感并无关系。那些年，我在旅途，听着一些烂大街的思乡歌都能别有感触。音乐是有情境的。最好的音乐都在黑夜中发生。
三联的报道题目《科恩去世：黑暗是一种保护、一层温暖的茧，死也一样》。黑暗是最接近死亡的质感。真正的诗意，估计从黑暗中流淌出来。在天明时候让人伤感。
我最初知道科恩，是从Jeff Buckley翻唱科恩的《哈利路亚》开始。Jeff死于意外的时候，只有35岁。他唱的《哈利路亚》是一道凄绝的艳光。后来听到科恩的原唱，才感受到生命沉淀下来的味道，不徐不缓，安安静静。如同我在少年时候听霍洛维兹弹肖邦，那种优雅从容。让我忘却了旋律，只记住琴键按下去的时候时光与时间交谈的气息。我至今最好的几次音乐体验，都是这些老头带给我的。
我读过科恩的传记，没有读完。因为那与我的印象并不相似。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加拿大人，而是一个南美人，如聂鲁达，如马尔克斯，甚至如瞎眼的博尔赫斯。这样的音乐不像是从冰天雪地的北方出来的。
他的歌里有很多暧昧。情感很丰富，但却唱得特别克制。甚至不觉得那样沉郁的声音唱的是一场男欢女爱。他不像鲍勃迪伦那样咄咄逼人。当那些激情的摇滚乐手老掉时，开始唱起慢歌之际，仿佛才与科恩的起初相遇。他复出那场音乐会，只是站在那里，就足以让时间慢下来。
时间慢下来了，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细微是多么美好。就像人在偶然感伤的时候，才感觉到内心的丰富。
别了！
张爱玲的浮光掠影，才女的下场是孤独
高中毕业，张爱玲给在常熟长大的同学顾淑琪毕业留言中写道：
替我告诉虞山，
只有它，静肃，壮美的它，
配做你的伴侣；
也只有你，配做它的乡亲。
爱玲。
每个人年少的时候，总是这么热情，夸一个人，也愿意说得夸张一点。
在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也或许照着抄给友好的朋友。如今虽然是个中年胖子，也喜欢，只是不会对人这么讲了，害羞。
张爱玲的好朋友是炎樱，她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老年，在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没有自己先后两任丈夫的任何一张照片，或者片言只语，却留下炎樱的三张单人照，两张与自己的合照。张爱玲与炎樱，两个人的性格其实很不一样，但趣味相投，也谈得来。我估计，也只有炎樱这样放得开和不计较的性格，可以忍受张爱玲的孤僻与计较。
比如某天两个人逛街，谈得意犹未尽，于是炎樱就要张爱玲送她回家。因为还要边走边聊，于是张爱玲就和她讨价还价。谈好回去搭人力车的费用，炎樱同意出一半。
炎樱的父亲是锡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因为是混血儿，所以炎樱长得很漂亮，瓜子脸，皮肤有点黑。张爱玲心目中的美人，便是炎樱这个样子的。张爱玲在她的小说《茉莉香片》和《心经》里，亲绘女主人公的模样，都是瓜子脸，鼓鼓的腮帮子，薄薄的小嘴唇，尤其还有一个尖尖的下巴颏儿。完全就是照着炎樱的样子来的。
炎樱毕竟有外国人的性格，看见橱窗里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便参照美国的俚语说，pinup boy啊（招贴男郎）。领导人把自己拍得健美一些，便成了女孩想嫁的那种人，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所谓性吸引力，要强过理性吸引力吧。不过炎樱这种玩亵的口吻，也算大胆。
张爱玲性格孤僻，是出名的，但毕竟是名门之后，又是上海人，还是懂规矩的。炎樱的同学李君维想办刊物，仗着炎樱的关系，想请张爱玲写稿。于是炎樱牵线约两人在自己家里见面。在炎樱家楼上的亭子间的方桌两旁，李说明来意，张爱玲则说最近忙写《多少恨》，其他不置可否。过些日，托炎樱转交李一张便条，婉言谢绝。不当面回人，以免使人当场下不来台。
张爱玲后来受加州柏克莱大学陈世襄教授邀请，来学校附设的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陈设宴为她接风，当晚，据后来担任张爱玲研究员助理的陈少聪观察，张爱玲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基本不主动找人说话，而是不停地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浅浅礼貌性的微笑。张很注重自己的仪容，宴会中途会取出镜子，对镜捋捋本来一丝不乱的头发。陈少聪说，即便后来大街上遇见张爱玲几回，也常见张对着路边店铺的玻璃窗捋自己的头发。
但张爱玲确实孤僻，在担任研究员期间，基本不与任何人交流。她每天上班都在下午一点的时候，进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个下午也不见得她会出来。她每天很晚下班。
有时候，大家难得在走廊上遇见她，也是惊鸿一瞥，只见她目不斜视，要么面向墙壁，要么低头看着地板，跌跌冲冲的一阵脚步声后，廊间留下似有若无的淡淡粉香。
这个中国研究院的同事，还有宋楚瑜，和作家刘大任。宋楚瑜严肃，不苟言笑。刘大任则要俏皮得多，因为这淡淡的粉香，昙花一现的身影，他开玩笑，说张爱玲可是咱们办公室的灵魂。张爱玲确实是这个研究院最有名的人，所以刘大任一语双关。
张爱玲不爱和人交流。有一次，出门遇见电线工人修电线，居然抬头看了半天，搞得工人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张爱玲的眼神不大好，高度近视，看人的时候，眯着眼睛，来人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他。陈世襄夫妇有一天开车出门，在路上遇见她，看见她正对着一根电线杆，仰头眯眼仰望着电线杆上的招贴，手里还提着一个大纸箱。陈教授连忙刹车，问她在找什么。张爱玲说自己在找公交站台。原来，她把电线杆看成了公交站台的站牌了。
这一天是1969年太空人登陆月球的一天。陈教授送她回家的时候才弄明白，原来她是为了看晚上登陆月球实况转播，专门出来买了一个电视机。陈教授事后调侃，以为她是不食人间烟火呢，原来，她对大千世界也是很感兴趣的啊。
陈少聪本来就是张迷，现在做张爱玲的助理，激动得有些忐忑不安。当他向张爱玲汇报事情的时候，发现，张爱玲比他还要局促不安。陈也乖巧，心想，可能张的习惯如此，不愿意被人打搅。于是以后，将需要呈给张爱玲的资料整理好，上面写上纸条。趁张爱玲不在办公室的时候送到她的办公桌上，以免大家见面不安。这样，居然大家合作一年，基本无话。
某天，张爱玲病了，陈少聪致电问有无效劳的地方，被张婉拒。陈还是放心不下，根据她的症状配了一点中药，专门送到府上，也没有进门，将药物附上使用的纸条放在门口，敲了几下门就离开了。过些日，陈少聪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小瓶香水，压着一张字条写着“谢谢”二字。张爱玲留的。大家一起工作。却咫尺天涯。
张爱玲和美国人赖雅结婚，快乐的日子其实不多，也就刚结婚那段时间，赖雅的身体还好，两人住在乡下，愉快地聊天，吃馆子，看电影，无忧无虑，即便这段时间张爱玲在写作上不大顺利。但为了让张爱玲专心写作，赖雅基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自己本有一篇未完的小说，结果一直就没有写完。
赖雅的家境其实不错，他年轻的时候，写过几个反响不错的电影剧本，但有钱就花，快活郎当。他最好的年纪，29岁的时候，发表一个中篇小说，就有两千美元的稿酬，所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乐于接济别人。而那会儿，张爱玲还没有出生。
张爱玲喜欢年纪大的男人，据说，是因为他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和最小的老婆关系最好，她的爷爷张佩纶长李菊藕26岁，婚姻也很美满。受此影响，她觉得年纪大的男人比较牢靠，也或者，他觉得男人还是需要仰望。仔细想，张爱玲的观念还是比较老派，也或许因为这种古典的爱情观，让她吃苦不小。
后来赖雅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参加劳工运动，生活也由奢入俭。他的生活其实也每况愈下。只是赖雅能和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逃出来的张爱玲结合，也是有点叫人匪夷所思。但他们结合了，过了几年快活的日子。再然后，赖雅的身体坏了下去，一发不可收拾。理想的东西遇见现实的困难，越是天才，越是感受绝望。
张爱玲不看赖雅写的东西，她曾说，即便是乔伊斯的东西她也不看。事实上，在文学上，可能她唯一相信的人，还是胡兰成。也或许，日后胡兰成摧毁了她信任的习惯。
张爱玲是上海女人，自私，但更自立。后来她和赖雅分开过了，但每回再见面，她会给赖雅钱。胡兰成逃亡的时候，她去见胡兰成，也给胡兰成钱。
胡兰成是朱西宁的朋友，题外话是朱家，真是文学大家庭。朱天文、天心、天衣几个女儿就不说了，朱西宁的夫人，刘慕沙，是我这几年读到的最好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胡兰成落魄的时候，朱西宁收留了他，并请他教导自己的几个女儿。
朱家的女儿本来就是张迷，朱天文，觉得自己一直不自觉地模仿着张爱玲的特立独行。因为张爱玲，爱屋及乌，读胡兰成的书，后来又见着胡兰成，便觉得自己顿时感到茫然了，没有了记忆。便专看胡兰成，甚至觉得胡兰成比张爱玲厉害多了。于是便写了信给胡兰成。哪知道，胡兰成当时出台版的《今生今世》，回信要把朱天文这封信做序。
朱西宁得悉，大惊，忙来阻止此事。胡兰成则说，朱天文来信，也是吃惊不小，但要是做代序的当然要问过你同意才行。以此算是交代。
说真的，读此一节，过去还觉得胡兰成别具一格，今天好歹也是算是老成世故的胖子，顿觉胡兰成孟浪，轻浮，甚至可恶。
又想张爱玲当时见到胡兰成，那么骄傲的女子，顿时低下头，感觉低到尘埃里去了。胡兰成的手段，由此可见。何况朱家这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
很多人的人生都是阴差阳错，但当时，就是觉得已经遇上了最正确的事情。
张爱玲后来恨胡兰成，恨到任由胡兰成到处说她如何如何爱自己，也不加辩说，就怕由此与他又纠缠不休。张爱玲写《小团圆》，最终不肯出版，问原因，只是不想让胡兰成又挑起话题，便宜了他而已。
张爱玲爱惜自己的作品，每每因为不好的作品被人结集出版而烦恼。去世前，希望她作品的保管人将那些不满意的作品、信件处理掉。可惜结果未如人意，如今张爱玲的遗著陆续在出，不知道是张迷的幸福还是伤感。
才女的下场，必然要是悲剧。不然，又如何体现出我们内心的悲悯。
其实就是这么残酷，有时候我们会暗暗的期许悲剧发生。只因为我们已经事先准备好了眼泪。
民谣，其实代表着具备中国特色的简单
晚上喝酒，和一位当年搞音乐的朋友聊起赵雷的《成都》，他认为这首歌好，我认为这首歌好是好，但太过简单。为此我们争论了很久，晚上四个人喝了三瓶酒，于是争论得有些意气。即便我清楚地知道，我并非对此歌有任何贬低。但我觉得，一如这么久以来所有红了的民谣一样，那种简单，几乎将我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显得特别潦草。
恰好这两天又听到Lady Gaga在超级碗上的演出，过去我对此女的印象，也就没有底线的炒作而已，从来没有安静听过她唱到什么，今天一听，不谈她最后丢掉话筒从高台上一跃而下的震惊，而是说，我几乎从没有注意过她音乐的精致，乃至那种丰富的层次感。忽然联想到她过去还能唱爵士，能将一首翻唱的歌唱到让你潸然。
路边一碗凉皮，确实有做得好吃的，但与正经宴席上一碟清炒虾仁比较的话，确实，有程度上的不同，也有趣味的高低问题。抱歉，我对中国民谣，失望多于希望，因为过于简单的东西，会将思想肤浅，将审美拉低。这些感触，是听很多年的民谣得出的结论，不要再说李志宋冬野。李志在访谈中曾经说自己是才情平常的人，我觉得他清醒得非常可喜。
用简单打动人心，确实是生活中那些繁文缛节的反动。但因为立场反动，便认为是高大上，这就犯了厚此薄彼的二元对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