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后来永难忘怀的投票。
我刚到这个地处水塘崮下的联中教学不长时间，一切都感到新鲜极了。这天，学校领导通知我们公办教师早饭后到公社教育组开会。我就骑着自行车与一个朋友高高兴兴地往那赶。
狭窄的土路两边是旺盛的庄稼，地瓜在大地上默默地拖着秧子，本本分分地成长着；玉米挺直地站立着，腰间的棒子吐着紫红的缨子；高粱也蹿出诚实的穗，向我们不住地点头。庄稼地过后，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泠泠的，蓝天白云都在水底浸泡着，显得更加干净。由于我们的到来，惊起了几只水鸟，“噌”地飞向远方。
全公社的二十多个公办教师陆陆续续到齐，会就由教育组副组长主持开始了。这个副组长白白净净的，不大的眼睛显得深不可测，不时地眨巴几下。低沉的说话声中好带着“嘿嘿”声，每听到他讲话，我蓬勃的朝气就低下几分，且有一种冷的感觉往骨头里钻。他慢腾腾地说道：“‘四人帮’粉碎了，科技大会召开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了，上级要给我们涨工资了。这次增资，够条件的中百分之六十的增，剩下那些得等下一次机会。嘿嘿，咱先学文件。”他领着把文件学完，就让组长讲话。组长讲完，他又继续主持：“咱们把够条件的教师名单刻印到纸上去了。现在发给大家，请大家先投票。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嘿嘿，希望大家本着对工作负责的精神，对人不对事，投好这次票。”
我接过教育组文书发的票纸，上面列有七个人的名字，有教育组的组长、副组长，有我们联中的校长和他的家属，还有三个不认识的教师的名字。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我们的校长和他家属，还有两个不认识的教师，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与其他三人差不多，而工资却低一大截子，于是就投了他们四个人的票，交了上去。
然后，组长和副组长又讲了一番，就散了会。我就又骑着自行车一阵风似的回了学校，该干啥干啥了。
其他人都很关心这次提工资，有空就议论这个事儿。我才知道，教育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对我们联中的校长有成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只是我们的校长教学和管理都有一套，教育组里才不得不用他，而我们联中的校长也很清楚这一点，但表面上他们都嘻嘻哈哈的，好像没什么。
可是，我的日子却不好过了，见了组长、副组长我主动向他们打招呼，他们总是黑虎着脸，爱答不理，弄得我诚惶诚恐，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有更加拼命地工作。
不久，投票涨工资的事也有了结果，教育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还有另外两个教师都增了一级工资，我们联中的校长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份儿。
一年后，我教的初三语文成绩在全县名列单科第一，除得到几句口头表扬外，什么也没得到。其他不如我的，有的当了团书记，有的当了教导主任。很多同事为我抱不平，我笑笑：“我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想这些，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又过了一年多，我要调走了，与我成了朋友的教育组文书告诉我：“兄弟，看你很无辜，我得告诉你了。你还记得那次投票长工资的事吗？你没投组长副组长的票，却投了你们的校长家两口子。你吃亏就吃在这事儿上啦。”
我很惊奇：“咦，你怎知道我投了谁？”
“副组长在每张票的后面用铅笔做了很轻的记号，不好好看看不出来，哪张票发给谁早排好的，你那样投票，教育组里认为你与你们校长是一伙的，所以一直对你有成见。现在他们也明白了，你是无意的。兄弟，到一个新单位后，一定要注意啊。”
文书朋友说得我头皮发炸，竟然有这样的事！
我有些沮丧。好在我的正直赢得了同事们的友谊，也得到学生们的理解。送我时很多人掉了泪，有的女学生还哭出了声。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但路边的地瓜还在无悔地拖秧生长，玉米仍正直地挺立着，高粱紫红着脸膛向我不时地点一下头。我的心情又变好了。
二十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无数次投票。每次接过票纸，我总回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的那次投票，有时也翻过来看看背面是否有记号。但不论怎样，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独立行使权利，没有改变过我的独立看法，该怎么投票我还是怎么投。只是每次投票，心里总泛起一种酸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