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就是来找统计局的，找的就是您啊。”尽管他还在喘着粗气，但布满核桃纹的脸上全是笑容。
统计局历来是清静衙门，很少有人来，我向他继续解释：“统计局是一个业务部门，主要是搞一些有关的数字统计汇总工作。您老人家徒步走八十多里路，要办什么事，告诉我，我领你去找有关部门。”
“俺就是找咱统计局的。”他摆摆手，“俺是1945年参加抗日工作的，一直领着抚恤金，还来找政府，是不得已，实在是不得已啊。”
我一下子被感动了，作为一般情况下只是领导偶尔来过问一下的统计部门，老百姓这么信任，这些年来，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我又给他续了点开水：“大爷，您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只要是咱统计局职责范围内的，保证马上就办，这样好吗？”
他满意地说：“中，中。”
他又喝下一杯水后，小心地问：“俺说吧？”
他说：“俺是一个共产党员，以党性作保证来反映俺乡里的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这应该找减负办啊。”我有点疑惑。
“不，”他说得很干脆，“这都怪俺乡里的计统站，去年他们统计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98元，实际上连1500元也没到，提留和统筹收了86元。今年受了旱灾和涝灾，减产不少，也没其他收入，他们竟统计达到了1800元，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
我说：“您几口人？去年交了多少？”
“就俺一口人，不种地，一点也不用交。”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道。
我感到脸一下子热了，我太不应该这样问了。
他又说：“俺不是为自己。这样下去，老百姓会说政府的坏话的。”
我心里一热，眼睛有点湿。
我平静了一下：“您说的这些，现在报表还没上来，我们还不好说。但是，国家有统计法，任何统计工作都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您向乡里反映过吗？”
“反映过，但是，不管用。”他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了。
我考虑了一下：“老同志，这样吧，最近我们去看一下，统计结果保证让您达到满意。”
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踽踽着身子离去了。
“局长，您光表了态，到时候怎么答复他？”我正在回味他握手时托付的含意，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就嚓咕开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重新调查，乡里的领导怎么想？再说，计统站他们以后也恐怕不好干。”
我也知道，有些统计上的事，关系着干部的政绩和升迁，弄不好会与乡镇的主要领导搞僵。但想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革命，徒步走那么多路，为老百姓说话。我要是再在乎这些，我的良心不会答应。
“不要再议论啦，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我及时地把他们从牢骚里引出来。他们几个，工作还是很能干的，就是好对统计中的一些怪事看不惯。
第二天，我自己和司机去了这个乡，主要是为了让其他同志摆脱开。
书记和乡长都不在家，我直接找到了计统站的站长，了解了一下情况，竟真的像那老人反映的那样。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吧？”
站长说：“乡里的主要领导就这样安排的，咱？”
“这样吧，”我灵机一动，“现在咱们到住户调查点上再查一次，以这次的结果为准！”
听到我说得不容置疑，他没再说什么，跟我上了车。
在路上，他又疑疑惑惑、吞吞吐吐地说：“不和书记、乡长打声招呼啦？”
“有什么事你往局里推，但是统计数字必须准确。”我严肃地说。
后来，计统站如实上报了有关的数字。
一天，我在街上正走着，突然一个老人走到我的跟前，两脚“啪”地一并，右手举在脸边，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一看，正是那天到统计局的老人，他的腰板挺得笔直，根本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我正要向他打招呼，他却转身离去了。
一次，见到那乡的计统站站长，他说老头儿专门跑去也给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还说，那老头儿为给我敬礼，是专门又一次进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