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和美国同学不一样。我没有兄弟姐妹，写不好大家庭里的事。我没有过真正的早恋，写不好浪漫。我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一点了解，又不够我拿美国做背景。但是，我写中国的事，却是美国同学写不了的。
晚7点，因为是深秋，天已经漆黑。
我和萨维诺教授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一边走，我一边给他讲《围城》的花絮：讲方鸿渐买了假文凭应付老爹，回国后，却发现为其自豪的家人在报纸上登广告，庆贺他荣升克莱登博士。讲被称为“局部的真理”的鲍小姐和那顿“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的窝心饭。讲方鸿渐想向苏小姐显摆学识，说苏小姐扇面上的诗是抄袭之作，没曾想，那是苏小姐的得意之作。讲方家的大钟老是慢几个小时。讲主人公最后的凄凉。
讲到兴奋处，我挥着胳膊甩着手。萨维诺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打不开办公楼的大门。
晃着脑袋出去，他突然不笑了。门口站着三位我不认识的教授，正谈着事。看到这么晚了，还有人出来，他们都愣住了。
年岁最大的那位最先回过神来。
“晚上好，萨维诺先生。”
他这么称呼，很少见。教授间，一般都是叫名不叫姓，更不会说先生。
“晚上好，各位！”萨维诺高调介绍我，“这是未兹，我单独辅导的学生，上次得奖的那个。你们以前见过她么？”
大家默然应着。
我赶忙说，各位晚安，我先走了。
我向着宿舍的方向，走到快一半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喇叭声。是萨维诺，正在招呼我上车。
“您还送我？我们都快出绯闻了。”我说。
“肯定的。”他一脚油门，冲过寂寥的小路，就到了我的楼下，“你上去吧。我要倒大霉了。”
“您说什么？”
他拖着长声，模仿着纪律委员会官员的语调：“萨维诺先生，我们对你的行为深表遗憾。但是，我们愿意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请告诉我们，你和未兹同学什么时候开始的？”
绯闻事件当天，萨维诺在办公室里给我上了5个小时的课。他先用两个小时讲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长篇小说《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然后，和我一起讨论我刚刚交的一篇短篇小说。我的主角是民国时期一个一心报国，却卷入军阀混战，最后成为炮灰的倒霉蛋知识分子。萨维诺想了解历史背景，问了我不少问题。我们讨论的范围也因此拓宽，以至脱离主题。我聊到了同是写知识分子的《围城》，摇身变为讲课之人。不知不觉中，分针竟然转了两圈。
每周一次的单独辅导课，至少要用3个小时。如果我废话多一点，时间就会更长。而他回到家，批改我的作业还要花多久，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这种特殊关系，要归功于MC的特殊政策。
在MC，所有教授都有权选学生开小灶。小灶的官方名称为独立研究（independentstudy），没有博士课的难度，却享受博士生一对一的待遇。
小灶里，理科生帮着教授做实验，经济生则帮着教授找数据，写论文。论文如果发表，上面会有学生的名字；即使不能发表，至少能写简历。
文科生从特殊政策里拣的便宜最大。因为文科的资料很主观，教授如果让学生帮着分析，没准会南辕北辙。而写文科的论文，个人风格很重要，教授不可能让学生代笔。
于是，文科的小灶，与其说是教授主导，不如说是学生主导。学生想学什么，和教授说，教授会开列书单；想写什么，自己写，教授会给点评。而且，这种课的成绩，只要学生的态度还过得去，教授也不会为难。曾经的得意门生，现在给个B，学生难过，教授也别扭。
MC给教授开工资，要靠学生的学费。如果让吃不到小灶的多数，去负担吃小灶的少数，说不定会民怨沸腾。所以，MC对小灶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小灶超时，后果自负，别想着找学校要加班费。
所以，理科教授开小灶，还可以说是在招兵买马。而文科教授开小灶，纯粹是在为学生服务。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好徒弟转投他人，让自己在优秀毕业论文导师榜上无名。
这点好处，性价比太低。有些教授难免会敷衍了事。
劳拉做过希区柯克的专题，看了一本书和五场电影，就结束了。
凯西每次去见教授，发现都是赶上他的答疑时间，一群基础课的小朋友嗷嗷待哺地排队站在门口。她只好三言两语概括一下这一周的读书感言，赶紧走人。
不过，总体说来，文科的小灶，质量也是有保障的。政治系的学姐告诉我，她的师父去法国出差，还会帮她带几本对她的论文有帮助的书。
哲学系的学姐则说，根本不用师父推荐什么书，就师父的书，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吸收不完。能和这样的人多待几个小时，已是荣幸之至。
可是像萨维诺这样，勤勤恳恳开小灶，以至于绯闻缠身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为数甚少。
萨维诺认识我，是在他的小说写作课上。我刚到美国一年多，虽然读过的小说不少，但写小说却是头一次。何况，班上除了我，是清一色的美国妹，很多人都在报刊或网络媒体上发表过作品。所以在班上，我几乎是一言不发。
萨维诺的讲法很直接。每周布置我们读一个短篇，再留一篇与这部作品有相似之处的作业。
读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的《阿拉比》（Araby㊣），他让我们写一个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所启发的故事。
读乔伊斯的另一个短篇《泳者》（The Swimmers㊣），他要求我们写的故事中，“有人物要浸在水里，可以是浴缸、大海、泥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行”。
读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的《国家客人》（Guests of the Nation㊣），他让我们写的故事中，有“某个角色私藏手枪”的情节。
一天，我们坐在教室里等他来上课。有人发起牢骚来：他的题目，也太多了。每周一篇，谁能保质保量呢？
星星之火，很快变为贬损萨维诺的大火。有人说他留的题目多也就罢了，关键是激发不起创作灵感，不像自己高中时的老师，带着学生去湖边，让大家闭上眼睛躺在草地上，然后在每人手里放上一把破旧的铜钥匙。有人则说他分析起名篇，思维片面，不爱听学生的意见。
我没有插嘴。即使萨维诺的有些题目挺牵强，我还是宁愿读读名篇，也别晒着太阳，摸着破钥匙。但我辩论不过一屋子的小作家。
萨维诺不够圆滑，上课时不会在否定学生的回答之前，先笑吟吟地说上一句“你讲的非常有趣，但是……”。他直截了当的“不对”，定然是打击了不少积极的发言者。不过，对我来说，一言堂可比百家争鸣要奏效得多。
这时候，萨维诺进了教室，开始发我们上次交的作文。
他给我手写的一页评语中，最后是这么一句话：你很有天赋。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我受宠若惊，去见他时，他俨然是一副收徒弟的姿态。
接下来的学期，我就吃上了小灶。
我能有什么天赋呢？只是，在萨维诺眼里，十个美国同学写的美文，比不上我的一篇奇文。
就拿那个“泡在水里”的短篇来说吧。美国同学写的，言辞都很是优美，而且，篇幅也符合他的要求，在8页以内：
一位女士给婴儿洗澡，差点把自己给淹死了，因为，她得了产后忧郁症，把自己的头伸进澡盆里了。
一位年轻女士裸睡被偷窥了，却天天幻想和偷窥者共眠。偷窥者来了，她却胆怯了。
一对苦命鸳鸯在隐蔽的小河边谈情说爱。当然，世上没有真正的“隐蔽”，结果，自然是曲终人散。
种族隔离时代，一个黑人小孩误闯白人的泳池，引发了村民大战。最后，小孩子一个人背井离乡。小孩无辜的朋友成了嫌疑人，在反抗中被私刑处死。
而我写的，不仅篇幅超标，达15页，而且满纸语法错误：
小学联考，淘气包用手机作弊，被班主任带到办公室写检查。办公室里还有班主任的宠儿——提前交卷的班长。他正在修改他将在家长会上做的演讲。
淘气包给班级丢脸，被班长一通责备。淘气包不服，两人对骂。
这时地震了。两个孩子都受了伤，被埋在地下，看不见对方但听得见对方。
两人的谈话渐渐变得友好。淘气包讲起他外出打工的妈，班长讲起他当官儿的爸。下雨了，两人泡在泥水中，眼泪和泥水混在一起。
两人越来越衰弱。班长每隔一阵子，就会问问淘气包几点了。
淘气包说，幸亏我有手机！可这手机也快没电了。
淘气包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手机应该是掉在水里了，找不到了。
班长急了，骂淘气包是废物。淘气包第一次真诚地道歉，疯狂地找手机。余震来临，他还在找，来不及躲闪，被小石子击中。班长叫着他的名字，说求你别找了，没有关系的！
可淘气包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班长获救，被挖出时一直哭喊着，让人别管自己，快救救淘气包吧。全程被记者录下。班长成为抗震小英雄，在一旁观看救援的班主任很是得意。
被抬上救护车后，班长垂下手，扔掉了自己的手机。
原来，他也带着手机。
原来，自从被埋到地下后，他就关机了。他想，等手机通信恢复后，再用手机求救。
成为萨维诺教授的小灶徒弟后，他告诉我说，他留“泡在水里”的作业已经20年了，读过不下1000篇作品，其中，900篇的内容差不多，100篇有点新意。但我这一篇，给他的印象最深刻。
我不像美国同学，会因为对老师的教法不赞同，就失掉积极性。我战战兢兢地举手发言，就算是被一个“不”字打发掉，也只会怪自己基础差，傻笑一番罢了。
我自知无法从语言上更胜一筹，就得在情节上出奇制胜。我的目标，就是要保证自己写的，没有别人在写。一听到“泡在水里”的作业题，我首先就把浴缸、游泳池、小河统统排除掉。
我的经历和美国同学不一样。我没有兄弟姐妹，写不好大家庭里的事。我没有过真正的早恋，写不好浪漫。我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一点了解，又不够我拿美国做背景。但是，我写中国的事，却是美国同学写不了的。
所以，我写出了让萨维诺难忘的手机故事。
这个短篇在萨维诺的指导下，我前后大改8次，还得了个奖。
萨维诺最初的评语是，这个故事除了淘气包比较有血有肉，校长和班长的形象都太单薄。于是，我把全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校长的视角，第二部分是淘气包的视角，第三部分是班长的视角。这样，三个人的内心世界就都丰满了。
萨维诺又说，班长和淘气包聊天的那一段，太简约了。淘气包在结尾死掉了，而读者对淘气包过去的生活，了解还不够多。于是，我在延长对话之外，又加上淘气包泡在水里时，对过去生活的大段回忆。
再过几周，萨维诺想起，地震的场景描写不够详细。重大事件，怎么就几句话概括？于是，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儿，把网上能搜到的地震视频都看了一遍。
都要定稿了，他左右审视，觉得我把班主任写得太坏了。他把淘气包关在办公室，是有责任的。淘气包死了，他就一点不难过么？我说，那么多学生都失踪了，人家早就麻木了。萨维诺说，把这个写上。
每一次重读我的故事，他都能发现新的问题。到最后，没有一个段落没有修改过，而篇幅也从15页变成了39页。
我从他的小灶里，一共出炉了十多个短篇，每个短篇都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几十次手术。
语言上的小手术就更多了。而且，原先经他认可的语句，经常会因内容的大手术而被删掉。骨头都没了，皮肤更得重新做。
我的一个形容词用得不好，他会翻出字典，找到同义词，一个一个做试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句话还是不要用形容词为妙。
我的句子写得太啰唆，他会让我当场拿笔重写，然后读给他听，直到顺畅为止。拿着笔，人更会三思之后才动手。打字省力，删起来容易，会让人肆无忌惮，废话连篇。
我的比喻用得俗，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的原则是，宁愿不用修辞手法，也不能落入俗套。他对“俗”的界定又太宽泛了，基本上我会用的，差不多都挺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无论他纠正多少次，我的功底还是不够的。
我在小灶里，又读了很多萨维诺推荐的小说。每一篇，他都会从头到尾，画出那些最值得我学习的词、句式和修辞手法。一本本的新书都变得满篇红线，到处圈圈点点。他给我读他最喜欢的段落，问我哪儿写得好，也问我如果要描述同样的场景，容易犯什么错误。
他像是教小学生一样，掰开了揉碎了给我讲，却希望我成为大作家。
获奖后，我去感谢他，但同样的话已经讲了太多遍。我问：“怎么才能感谢您呢？给我个机会，让我也为您做点什么吧。”
萨维诺装着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要是成名了，可别忘了我。”
有萨维诺确定的成名目标，我也是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都敢写。
我写退役运动员为生活所迫而干出的奇事。萨维诺夸我想象力丰富。其实，那是国内媒体上出现过的类似报道。
我写贪官污吏的故事。他说我涉世未深就有这般老练，难得。其实，随便看过几套央视的官场剧、帝王剧，或是地方卫视的后宫戏，就有思路了。
我写军阀混战中的事。他不知中国历史，看不到其中的各种硬伤。
我写破绽百出的伤痕文学。他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还以为我走在揭露黑幕的前沿。
整整一年。每周五下了最后一节课，我都会在图书馆的咖啡店买上两杯茶。大杯是萨维诺喜欢的豆蔻奶茶，小杯是我喝的茉莉花茶。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由日头西沉变为繁星点点。有时，我们的讨论声太大，引得隔壁神经质的希腊语老教授来敲门投诉。有时，安安静静一个小时，我写下灵感，他判起作业。
只要没有急事，他都会问问我写的某个故事背后的故事。我没有必要保密，就大谈自己小时候的大闹天宫。我跑题了，他却眼前一亮，说，这件事你也可以写写嘛。
我讲过了头，他会看看表，说：“我该回家了。噢，对了……”
一句“对了”，意味着他和他太太的烛光晚餐又要泡汤了。
他的新书发布会，我自然要去助威。
这一去不要紧。
我读了他刚出版的小说集中的两个短篇，理论上都应该是他的得意之作。
第一个讲一个天主教士与小妞偷情的事。
第二个讲一个失业青年喝止咳糖浆上瘾，一直想戒却屡屡失败。
离开发布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店里所有能找到的萨维诺的书全部买了一本，把网上能查到的书评全都读了一遍。他的用词很考究，修饰很得体，结构很完美，但总觉得缺点意境，欠点深度。没有信手拈来的灵动，而是靠反复的雕琢，才制造出人工的完美。
班里同学对萨维诺的苛责，也许不全是空穴来风。而萨维诺对我的另眼相看，是不是误判，我不愿细想。
他的小灶，是为我私人定制的。我的作品，也是为他私人定制的。跟着这样的师傅，今天有小灶，明天就怕没饭吃。
过了暑假，萨维诺问我，什么时候再开小灶。我问他能不能缓一缓，等下学期。我得转变思路，才能有突破。
他洞若观火：“你是不是不想写了？”
“这学期的其他课太难。我怕我的时间排不开。”我推脱。
“你不用写新的，”他宽宏大量，“你把之前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挑最喜欢的，再好好改改，改到可以发表的程度。”
“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
“为什么呀？你今天不给我个理由，就别想走了。”
我迟疑了半天，终于说道：“我那些故事都什么结尾啊？这个小孩死了，那个老头跳楼了，这位先生疯了，那位太太杀人了。我光是读读，就要得心理疾病了。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净写这样的东西，传递一堆负能量。可不写悲剧，写喜剧，一个人的逗乐能力又太渺小，不如集思广益效率高。”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萨维诺并不介意。
“我承认，你不是什么阳光好少年。但要是作家们个个都是微笑大使，我们就只剩宣传片，没有名著了。”
“您说的那些大作家，哪个不是身世悲惨，一生颠沛流离的？孤儿率很高，贫困率很高，酗酒率很高，自杀率很高，不然也没那么多创作素材。我没那么苦，还要写苦事，和真正的苦人比苦，何苦呢？”
“那你是该出去吃点苦了，”他朗声说，“到墨西哥的农场打工，有点生活经历，再回来写。”
我铁心辩论到底，“我的生活经历真是太少。除了想象，没什么素材来源。天天对着电脑屏幕，瞎编些贪官的对话、刺客的心理、精神病的怪癖……您不觉得假，我还觉得假呢。”
“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写。难道等着贪官话廉洁，刺客写自传，精神病人写反思？多查点史料，多读读名著，你就能写得更真实了。”
我拿出了撒手锏，“不管真实不真实，我干吗要把自己的国家写得那么差劲呢？本来，美国人对中国就印象不佳，我干吗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呢？”
他看着我，缓缓说，“你知道我不是这么想的。”
“您不是。可很多人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破事就幸灾乐祸，看到正面的东西就说政府演戏。我干吗要迎合那些人？”
“我认输了，爱国者。”他做了个“嘘”的手势。沉吟片刻，他又抬起头来，莞尔一笑：“你的口语进步真大。”
当然，我始终没有告诉萨维诺，他可能是高估了我。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他的写作思路和教学方法，或许真的有些狭隘。
创作，本身就是不能靠教的。大作家的才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算有的技巧可以被学习，但从它被发现的第一次起，就像是仿造的玉、人工的钻，失去了本来的韵味。干这一行，若是天资不够，不论付出多大努力，最多也只能成为工匠，成不了大师。
不过，萨维诺给我的东西，一直都用得上。
从上中学起，我一直就有个困惑，为什么我的记叙文，越写分越低？
老师给的命题，我经常没有真实事件可以往上套，只能编。编的时候，又心虚，总怕被看出来，免不了挨批。写作，是要有生活积淀，要有真情实感的。我一个学生，又有多少生活积淀？
而在萨维诺这里，我的工作就是编：编一个主角的家庭背景，琢磨官宦世家和将门之子哪一个更合适；编一个配角长相上的小缺陷，在鹰钩鼻和雀斑脸之间摇摆。
故事编久了，我就发现，所谓真情实感，不需要看事件本身，而要看怎么写。真实的事情写不好，读着可能比瞎编还假。而编得有技术的，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会显得很真实。
故事是记叙文的一个变体，要体现出普适性的价值，就不要在乎有没有发生过。每个人看到的事情，都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每件发生过的事，成为文字，都掺入了写者的理解。与其还原那些不可能被还原的真实，还不如让故事情节跟着自己的感情走。
但真情实感怎么写呢？
我的文字不够优美，但萨维诺告诉我，如果不是自然的优美，那么宁要简洁，也不要复制修辞；宁要白话一篇，也不要为了标榜自己而引经据典。
我的思维比较跳跃，会在无意间省略不少内容，但萨维诺告诉我，要相信读者的智商。井井有条很重要，但惜字如金更重要。
我的写作速度不够快。但萨维诺问我，快餐和慢炖，你喜欢哪一个？
他的理论，就是只有把自己的风格发扬好，才能写得好。发扬不好的，宁可保持本色，也不要千篇一律地模仿。
这个教我编故事的人，其实一直都在教我怎样写记叙文。
法学院面试的时候，三场面试的面试官都注意到了我的那个小说奖，问我写小说有什么收获？
法律圈的人普遍比较保守，对作家们一贯的我行我素也是颇有微词。所以，我着重讲了我修稿8次的过程，说自己脸皮很厚，挨多少次骂都能接着干活儿，纠正错误，不断完善和提高。
三个面试官都表示赞同。
我给萨维诺讲了自己的面试。他灵光一现，说：“你将来当了律师，就会有很多素材，不用搜肠刮肚地瞎编了，对吧？”
我语塞。
他乘胜追击，说：“而且，你要是在美国工作，写美国的黑幕，就不用毁了自己的爱国者大名，是不是？”
他还说，如果我将来出小说集，他愿意当我的编辑。
他是MC的教授，也是一家出版社的小说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