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眼神、一句招呼语、一声称谓，都成了判断一个人政治地位和处境的晴雨表，多年经验告诉我，早在1966年席卷中华大地的一场风暴发生前，我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处境越来越不妙了。平时见面总要跟我打招呼的人遇到我常常把头一扭，视而不见。喜欢到我的办公室翻翻我书架上几本英文企鹅丛书的教师，也逐渐都不露面了。另一个明确的信号是，教研室决定要我开一门英美文学选读课，但开学已久却没有下文，我继续坐在资料室里编书目。这也好，我在书海里漫游，自得其乐，尽管外面战鼓敲得越来越响，莫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声喊得越来越高。但我不能与世隔绝，偶一抬头，我仿佛看到头顶上悬着一把系在马鬃上的利剑。我是古希腊的达摩克利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请他的宠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在他的座位上方用马鬃拴着一把利剑，使他知道自己随时有生命之虞。）。
阴霾压顶。《海瑞罢官》受到批判，“三家村”被揪了出来。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我自我宽慰地说，我的最大罪名无非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谅还不会成为这次文化运动的靶子。
有一天，暴风雨终于爆发了。一张大字报诞生了千百万张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锋芒所向，从走资派到小爬虫，从反动学术权威到漏网右派，牛鬼蛇神几乎无处不在。朗朗中华霎时变得天昏地暗，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我自然也不能幸免，有的大字报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但给我戴的仍都是那些旧帽子，算的仍是老账。我自觉心安。
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去看大字报、取经，校园里出奇的安静。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心不在焉地翻报纸。突然门开了。一个知道我的名字被打了叉仍敢对我挤挤眼睛的年轻教师走了进来，低声说：“没想到你还写诗。”
“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我说。
“去看看，大礼堂左边靠墙的一张大字报。说你写反动诗。”
“那就奇了。这顶帽子我可不敢戴。”
“开帽店的哪管你戴着合适不合适。先稳着点，小组要讨论你的问题，也许我能知道点什么。”
怕有人发现我们谈话，他匆匆离开资料室。几天以后，年轻教师来还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字条：“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看过后，我当然立刻把字条消灭。但我马上恍然大悟。
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我为他们译十余首德文诗。对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对人民受奴役的怨愤，指的都是19世纪德国现状，同当今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关。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人像机器一样昼夜不停运动的日子里，我自然不会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我的办法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次日上班，开会也好，或做其他事情也好，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偶然脑子里迸出一两个妙句，恐怕事后遗忘，便随手记在学习的本子里。后来有一天本子失落了。我始终弄不清是否遗失在会议室还是放在办公室桌上突然不翼而飞。又过了几天，系秘书叫我去他办公的地方领东西。他拿出我丢的笔记本，问是不是我的。我把本子拿回来。我做梦也没想到，在遗失的三五天里，我的笔记本已被仔细审查，据说——这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其中某几页还被拍了照，存入我的档案。一顶诗人桂冠——虽然被看作是“反动”的——就这样无形地戴在我头上了。
经过申诉，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这件“反动诗”案后来总算澄清了。幸好我还保留着出版社的约稿信、德文版原书以及一极有力的见证——老翻译家孙用（《裴多菲诗集》译者）为我修改译稿后写的一封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不知过了多久，系里的革命领导小组找我去谈话，宣布“反动诗”一事已经解决，但我的问题还没完，我仍要继续劳动（这时我已是牛鬼蛇神劳动大军的一员了），仍要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厉声说，“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我本想反问，即使我有共鸣，难道1848年的革命思想今天已成为反动思想了吗？但这个问题只是在我脑子里转动了一下，我没有把它说出来。
为我摸情况、通风报信的那位同事早已不在国内了。他是1964年分配到学校来的一位年轻法语教师，热爱文学，曾经野心勃勃想把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译成中文。他已译了一部分，常常找我谈论翻译问题。“文革”期间他是逍遥派，后来去南方大串联，认识一个从柬埔寨归国的华侨姑娘，结了婚，70年代中同妻子一起到比利时去探亲，从此再没有回来。我倒想知道他在欧洲是否实现了翻译法国名著的夙愿。
这个一度梦想当翻译家的年轻人恐怕早已把“文革”中的一件小事忘在脑后了。我却不能。而且我至今一想起这件往事，仍怀着对他的感谢之情，如果没有他，不知道这口黑锅我要背多久。
我又想：为“阶级敌人”传递消息要担很大风险，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但当一个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已成众矢之的，如果你知道他本来就清白无辜，对他说一句抚慰的话，递一个温存的目光，也许不需要多大勇气吧。可是这对身处危难的人是多么宝贵啊！人们会发现，正义同良心在世上并未泯灭。
往事——回忆孙用
一、第一次听说沙皇时代俄国有个诗人叫普希金，普希金写过一本小说叫《甲必丹的女儿》
我父亲是学俄文的，从我懂事起，他就在哈尔滨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上做事，但是他很少跟我说“老毛子”（当时中国人对俄国人的称呼）那边的事，更从来没有谈过俄国文学。普希金写的那部小说的名字是邻居两个小孩儿告诉我的。当时我十四五岁，混沌无知，但对外部这个陌生世界充满好奇心，很想多知道点什么。我怎么会同毕姓两兄弟成为邻居呢？要把事情说清楚，还得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1935年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苏联政府把中东铁路单方面卖给伪满洲国，我父亲同铁路高层管理靠俄语吃饭的人全部被解职遣散。我们是满族人，老家在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父亲就携家带口迁回北京了。我们住进什刹海北岸一所祖遗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很大，前后三进一共有三十多间屋子。我们家住正院，前院是门房，住着厨子和一家借住的远房亲戚。搬进后院一排北房的是同我父亲一起从哈尔滨铁路上退职的同事，名叫毕慎夫。他比我父亲略小，我叫他叔叔。这位毕叔叔有四个孩子，两姐妹年纪还小，两兄弟大的一个和我同岁，弟弟小我们两岁。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儿并不熟。后来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孩子们都辍学在家，只到附近一所小学校补习点英文、数学，就整天一起厮混了。互相借阅各自从家里翻腾出来的小说闲书，彼此说故事，东拉西扯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偶然看到一两本供青少年阅读的进步刊物，对国家、社会的大事也逐渐了解一二。像鲁迅、巴金、老舍、冰心等这些大作家的名字，大概都是那个时期印在脑子里的。我们家因为有些产业，不愁生计，所以我父亲回北京以后没有再找工作。他在家练书法，看古书，还钻研中医。几年以后，居然通过卫生部门考试，取得中医行医执照。但他的医术显然没有学到家，后来连自己害病也没治好，中年就去世了。邻居毕家原籍山东文登，在北京没有恒产。所以毕叔叔客居北京还必须寻求谋生之道。除了在外面教几节俄语课外，另一条道是做笔耕翻译。我家北房的后窗户正对着他的书房，偶然掀开窗帘一看，总能看到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写东西。我问两个毕家小伙伴，毕叔叔翻译什么，他俩摇摇头。他们父亲的书房，不许孩子进去。但是后来在我的怂恿下，有一天趁父亲外出，两个孩子还是溜进去了。不但进去，还翻看了整整齐齐摆在柜子里的一沓沓稿纸。谜底揭开了。毕叔叔翻译的都是有关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但是也有几本稿子是例外。那是一部小说——《甲必丹的女儿》。“甲必丹”是什么人？他女儿怎么了？我们自然都一无所知。作者是谁？毕家兄弟只知道是个俄国人，名字也说不清楚。我逼着兄弟俩问问他们父亲，他们却不敢。一问父亲，偷看译稿的事就露馅了。我也不敢问我父亲，这是孩子间的秘密，最好别叫大人知道。最后，我还是托我大表姐把“甲必丹”探听清楚了。我的大表姐因为同继母不和，自少女时代就住在我家，她叫我继母“姑爸爸”，按照满族人称谓，姑姑叫姑爸爸，早已成为傅家的一员，而且家里人只有她能同我那性格有些严峻的父亲搭上话。事情弄清楚了。原来“甲必丹”是一个俄文词的译音，是军队中一个军衔，中文大概是大尉或上尉。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语（英文是captain），很多语言中都有。表姐还为我打听出这部小说的作者，一个19世纪俄国的大诗人，不到四十岁就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这人叫普希金（表姐当时说的只是俄语发音，肯定不是这三个字）。岁月飞逝，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前面说了，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又过了十几年，我终于读完大学。不但学了一些西方文学，而且靠查字典也能阅读俄语原著了。但是俄文书我读的是屠格涅夫，是契诃夫，普希金的作品一直没有登上我的阅读榜。20世纪中叶，我有幸认识了我国一位老翻译家，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竟和久别的“甲必丹”相遇。《甲必丹的女儿》已经印制成书，扉页上赫然印着我小时候称叔叔的毕慎夫的大名。为把这次邂逅的事说清楚，就需要追述一下我同老翻译家孙用的交往了。
二、认识了孙用，登堂入室，孙用为我修改匈牙利诗歌
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的，但因为总是心有外骛，不肯专心读书，所以岁月蹉跎，直到1950年夏才拿到一纸大学毕业文凭。在跻身高等院校，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之后，已近而立之年，我决心搞一点文学翻译——以免时日虚度。我有一个在浙江大学求学时代的校友，周文博，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不少文艺、出版界知名人士。我请他介绍我认识一两位翻译家，传授给我一些翻译技巧。就这样，周文博在某一个假日（时间大约是1953年）带我走进孙用先生的寓所。孙用这个名字，今天国内对老一代文学家感兴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文革”期间一度大批特批“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就是孙用在20世纪30年代初引进中国来的。孙用年轻时家境贫寒，未能升入普通高中，只好在邮局当个小职员。但他自强不息，潜心文学研究，又自修了英文和世界语。他译的第一部作品，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小约翰》得到鲁迅先生好评，并蒙鲁迅推荐，上海一家书店于1931年初版。其后，孙用继续翻译了波兰、保加利亚等多部作品，仍然是秉承了鲁迅倡导的译介弱小民族文艺作品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冯雪峰邀请他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2年迁入北京。除编辑鲁迅作品外，孙用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我登门拜访时，孙用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职工宿舍。论年龄和资历，孙用都是我这种初出茅庐人的长辈，但接待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他却谦恭和蔼，一点没有架子。谈起话来，好像在叙家常，不断给对方插话和提问的机会。他同我们谈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坛往事，谈鲁迅作品中的浙江习俗，偶然也谈到旧社会谋生与从事文学活动的艰辛。他说话带有浓重乡音，有时我听不太懂，带我去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就为我翻译。我最初同孙用见面的几年，国内一切欣欣向荣，对这位已年过半百的文学工作者（孙用生于1902年）来说，正是大展宏图的日子。今天反过来查阅一下孙用一生的成就，几部有分量的翻译——如《裴多菲诗选》《密茨凯维奇诗选》和两部域外史诗——都是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完成的。我当时也在译一本反映匈牙利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剧本，遇到有关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孙用先生自然不可能一一解答。他曾表示，翻译现当代作品难度也许更大。文化差异，生活隔阂，有时甚至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方面的困难，我在80年代后转向翻译西方现当代作品时，体会更深。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