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育才学校当时设在大场镇外一块荒地里，离上海市中心大约有十几公里路程。每天都有六七趟郊区班车来往行驶。我按照D来信中的提示，很容易地就乘上一辆摇摇晃晃破旧的大客车，来到学校。从外表看，这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村学校，甚至比农村学校更寒酸。除了一座小礼堂和两幢营房式的大房间当作学生宿舍外，学校的建筑物只有三四排和分散到不同角落里的平房。这些平房分别用做教室、办公室和教师住房。倒是校园后边有一大块菜地和几间茅舍，那是学生的劳动场所。我同D已经分别了一个多月，再次见面，自然无法抑制内心喜悦。D告诉我，我的老同学徐行，就是把她介绍到育才来的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学校现在需要一位英语教员，希望我能留下。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两天以后，校长马侣贤和教导主任杜君慧跟我正式谈了一次话，我转到育才来工作的事算确定下来了。这两位领导自然也给我介绍了一下学校的现状和创办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育才建立于1939年，正值民族危难之秋。校址选在四川合川。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一点是培养手脑并用、全面发展的人。中国几千年漫长历史，一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陶行知却主张劳力者也要劳心，劳心者必须劳力，打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为了发挥学生的特长，学生被分到美术、音乐、新闻、科学几个大组里，既上语言、史地、数学、外语等共同课，也学习各自的专业课。关于陶行知的生平，不用他们介绍我也略知一二。晚年他积极从事救亡运动，成为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因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受到当政者忌恨。在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据说下一名就要轮到陶行知了。他曾毫无畏惧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呢！”但他最后是在1946年夏天因过度劳累死于脑溢血的。育才学校有一间陶行知纪念室。在陈列的展物中，我读到他撰写的若干文章，《创造宣言》《手脑相长歌》等。他留下不少箴言，警句，至今我还记得两条，一是关于陶的无私人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另外一条是关于他的教和学思想。他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同巴金老人的谆谆教诲“要说真话”都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至理名言。
大局已定，下一步必须做的是向奉化县中辞职，取回我的行装。我准备在上海再待两天，在我请假期满前一天再回去。D却无论如何不叫我去，万一学校把我扣住不放呢？但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我怎能让她一个年轻女性，代我单身远行呢？我俩究竟谁去，一直争执不下。其实D不要我自己去，理由也很充足。既然邵几乎已把事挑明，我的行踪正在受人监视，如今有机会逃开，我又何必自己投入虎口呢？我辩驳说，我已经在奉化待了快两个月，也不见他们有什么动静，现在再去一趟，办完事马上就走，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D说，他们以前不下手，是在放长线，你没有听说“引而不发”这个词吗？现在他们知道你要远走高飞，岂能放你自由。D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育才的两三个朋友也觉得我不该自己回去，就这样，这一艰巨任务最后还是决定由D肩负起来。我给邵写了一封信，连同写给学校的辞职信一起交给D.我嘱咐她，到奉化以后，先去找邵，了解一下那边有什么新情况，辞职的事，看看邵能否代办，自己能不出头露面最好。至于我留在奉化的物品，只需取回那些重要的衣服、字典等等，被褥等笨重的东西都丢弃了吧。
D走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去宁波和南方其他港口的船只人满为患。去的时候，她没带行李还好，回来要拿着我的不少沉重的东西，能挤得上船吗？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三夜，直到第四天她提着我的行囊回来，我才把心放下。D这次冒险出征，是1948年11月后半月的事，不出半个月，上海的大小报纸，全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新闻，读后叫我们感到后怕。招商局驶往宁波的一艘轮船在海上出事了。12月3日晚，江亚号客轮从上海驶出，在行经吴淞口外黄龙港海面时，突然发生猛烈爆炸，因轮船超载过重，很快就沉入海底，搭乘这只船的旅客4000人，生还者不足千人。报上说：“经专家勘查，该轮船为触雷被炸，但无法查出雷从何来。”但也流传着一种谣言，轮船是因为有人偷运大量黄金，严重超重，因而吃水过深，导致船底触礁才沉没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一桩惨烈事故，我想就是在世界海难史上也会有记载的。
D和我分别从1948年10月和11月中开始在育才任教，1949年5月末上海解放，我俩一直工作到学期结束，才回北京。工作期间，学校只供膳宿，并无工资。教师每个月发给两块“袁大头”当零花钱。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精神愉快。学校工作人员，从校长到教师，思想相投，关系融洽。校长马侣贤和教导主任杜君慧都是民主派，杜君慧在上海解放前就假道香港北上解放区。我们回到北平的时候，她已经就任北平第二女子中学校长。育才的学生原来多是难童或出身贫寒家庭，学习勤奋，几个年纪较大的，在业务上已经崭露头角。杨秉逊后来几次参加国际小提琴比赛都获了奖。杜鸣心创作的歌剧《鱼美人》，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在全国各地演出。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师生一起生活，学生称我们傅哥、林姐，亲如一家人。另一方面，从1948年冬季起，解放军发动总反攻，反动政府节节败退，崩溃在即。1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被歼。蒋介石在1949年1月发表《引退声明》宣布下野。4月下半月，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汤恩伯残余部队，退守淞沪地区，摆出一副保卫大上海的姿态。尽管谁都知道，上海迟早会解放，但也无法估计会不会要先经受一场炮火洗礼。
育才学校在大场，这一带也有可能沦为战场。学校为了保护师生生命安全，于4月初撤离原址，搬到市内四川北路一幢楼房里。这幢楼房是宋庆龄女士设法为育才学校搞到的。马侣贤校长告诉大家，宋庆龄女士热心关切少年儿童，对育才给予许多物质帮助。究竟帮了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也不便问。但是至少我可以举一个全校师生有目共睹的例子。育才学校有一个医务室，负责医疗、管理药物的人是傅姐，一位受过训练的专业护士。她曾经同D共住一间宿舍。傅姐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只有零花钱，她每月领取金额很高的工资，而她的工资就是宋庆龄福利基金会支付的。
育才学校在大场的时候，我和D每月只到市区一两次，主要是用学校发的零花钱买些食品，一铁罐奶粉或者偶然买一桶乳酪下饭用。这些罐头食品都是美国的战时剩余物资。为了节约，我们来往都步行，非常辛苦。自从搬到四川北路以后，到市内繁华地区变得方便了。有时候吃过晚饭，溜溜达达地就走到南京路一带闹市。我们对这个畸形发展起来的城市，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虽然国民党权贵、大资本家和外国商人大多外逃，市街上仍然一片灯红酒绿。但在来往行人中却夹杂着不少衣衫褴褛的难民、讨饭的人和三三两两从前线上溃散下来的士兵。大英帝国在外滩上建立的高楼大厦仍像过去一样傲然屹立，设立在大厦里的银行、酒店却很早就大门紧闭，守门的印度警卫（人们叫作红头阿三的）也不知去到哪里。阴暗的角落已经成了强盗和小偷出没的地方。同霞飞路一带一幢幢花园式小洋房构成强烈对比的是一般市民居住的湫隘弄堂，闸北区工人麇集的棚户区和靠近郊野的破烂茅草房。但是穷苦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够了。要紧的是越来越难吃饱饭。不要说外来户，就连上海本地居民生活也大多陷入困境。偶然听说哪家粮店有平价米卖，门前立刻就排上几百人长队。头年8月底，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刚刚进行了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等到进入11月，不到两个月时间，金圆券和美元的兑换率已从4：1降到20：1，币制改革彻底失败。转过年来，更是需要一百、数百金圆券才能换一个美元，哪个人手里也不想存放这种形同废纸似的货币。外滩附近的高楼后面就有两三条小街成为兑换银圆和美钞的黑市。贩子们个个手掌里掀动着五六块银圆，叮当作响，口里吆喝着：“换大头啦，大头要哦？”我同D拿着学校发的几块银圆，挤在人群中，换成纸钞，再去另一条街买点食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离开南京路，再往前走两条，就到了福州路，当时人们都习惯叫四马路。四马路上有二三十家大小新旧书店，走一个来回，我总能找到几本值得买回去的书和杂志。国民党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虽然很严，但是这时候面临崩溃自顾不暇，已经非常松弛。像《文萃》《观察》等左派刊物都摆在摊位上公开发售，偶然还能买到翻印过来的解放区刊物。有一次我拿到手一个小册子，翻开一看，竟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只不过封面上印的是一个改换过的书名。商人唯利是图，不管书籍内容，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印。就连早已列入禁书名单的某些古代淫秽小说居然也夹杂在一堆言情小说里，爱淘书的主儿喜欢到这些陈列杂乱无章、内容鱼龙混杂的书店去，很多有意思的书都是在乱书堆里寻寻觅觅碰到的。写这篇文稿前不久我闲翻一本杂文选，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一本名字叫《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我突然想起来，这本书我客居上海时读过，书就是在四马路一家书店偶然买的。作者是谁一时想不起来了，书里讲的是新中国诞生必须经过流血奋斗，经历分娩前的阵痛。我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腐朽政权死前的挣扎、抽搐，但是在学校教书——尽管育才可以称为上海的一块净土——能算作革命工作吗？我们是否为新生儿出世尽了什么力量？我和D做了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有一件事倒是值得提一下。1949年春，我们任教于育才学校时，曾做过一件自认为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的事。我同D伪造了一封家书，寄给当时正在台湾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雷达班服役的我们的一位好友R，谎言他的母亲在苏州病危，要他回来探视。R拿着这封假信，请准假，回到上海。两个月后，上海解放，从此R不止成为新中国一名科技人员，而且不久又同他早在北京就认识的女友K重续前缘，结了婚。我们做的这件事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革命工作，但多少应算作一件好事——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也兼顾了私谊，为新中国拉过来一个有学识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后，国内刮起了一场大风暴，是非黑白一切都颠倒过来。为了爱国千里迢迢从海外归国的游子，只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被列入审查对象。R是货真价实从国民党空军中飞回来的，自当接受“刮骨疗疾”般的审查，妻子儿女也因之受累，全家人吃的苦头说也说不尽。这类冤假错案在“文革”中比比皆是，不要说R是我同D两个无名小卒帮助回来的，就是在听了周恩来总理1952年号召，为爱国心驱使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的留学生，又有多少人后来能幸免于难？这件事过去已经不断为人议论过，我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现在还是说一下我们帮助R回来的经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