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究竟是初识，有些话关国华说得还不透彻，但是话里话外，我已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看来中国存在着两股力量。眼下大敌当前，双方一致对外。将来把敌人逐出国门，彼此如何相处，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关国华在开远只停留了五六天就匆匆离去，但在他走前，我们相互留下通信地址，约定今后保持联系。1946年浙大复员回杭州，我路过南京的时候，曾在他的住所——国民党政府海军宿舍寄住了十来天。他仍旧单身，我在他的宿舍里打地铺，晚饭后聊天，两人无所不谈。分别已近一年，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并积极准备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民主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院校风起云涌。我复员回浙大后也积极投入各种民主活动。在与关国华通信中，我不时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也不断寄给我上海、南京出版的进步报刊。这次在南京重逢，我同关国华相处时间较长。他在了解清楚我的思想状况后，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原来他早已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海军部任职只是伪装，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他劝我回北平后，一定要找到党的地下组织，积极靠拢。中国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关国华一直留在南京工作。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代表团撤离南京。又过了一段时间，关的处境多半出了问题，他给我写信，叫我在北平为他设法从北平进入冀中解放区。我替他把事情办妥了。1947年秋天（或次年春）关同他的新婚夫人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介绍他同北平地下党接上头（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我在《出亡记》中有简单交代，这里不再赘述。），平安投奔解放区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同他偶尔相互问候，但没有再见面。“文化大革命”中，关所在的组织（我想是解放军海军大院）先后有两次来人找我调查关的历史。第一次外调，来人问我问题实事求是，态度也比较和缓。第二次来外调的人却有如凶神恶煞，恨不得当场就逼我供认关是“美蒋双料特务”。“你们俩不都给美国情报机构干过事吗？在云南开远密谋过什么？”我无法把事情跟他们说清。这几个在红旗下长大、入伍不到几年的“小年轻”对抗战史和中国历史知道多少？谁能为他们上几堂基础历史课？这两次外调后来都没有下文，我再没听到关国华的任何消息了。乱世已经过去，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年代留下的团团乱麻有多少还未解开？我连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未解之谜都弄不清，哪里有暇过问别人的事呢？但话是这样说，有时候想起这位我在云南偶然认识的朋友，我思想上的启蒙人，一直不与我联系，还是怅然若有所失。
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他平安渡过“文革”这场浩劫吧！
8月初，这时我在开远受训已近一个月，我所属的行动小组终于接到执行战斗任务的命令。再过十天，我们将与一连中国部队配合，潜入日本占领下的越南，破坏某一军事设施。但在投入战斗前，小组还要携带武器、装备演习一次负重行军。我们需要熟练在丛林中作战的本领：辨识路径、选择地形以及露营、野炊等技能。这时我们小组已经又派来一个美国校官任组长。我的同伴们说，这人原在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这位组长不喜欢在大热的天气里，背着沉重包袱在丛林中走路。他决定把旱地行军改为走水路。我们营盘边上的那条大河，当地人有的说是红河上游元江的支流。组长想探索一下这条河通不通红河，能否沿河而下，直达河内。他带领我们砍了二三十根粗壮的竹子，又弄来装汽油的直径近半米的空铁桶和一捆捆铁丝。我们用这些材料制成一只长方形的竹筏，可以负载小组五六个人同武器设备。我们每人选了一根长竹竿当撑杆。就这样在一个晴朗的午后，脱下军服，每人只穿背心、短裤，全体登上竹筏，开始远征。开始一段路，漂流非常顺利，我们把竹筏划到河流中间，深处最浅也有两米多，可以说畅通无阻。在一两处河流转弯的地方，水流湍急，竹筏有撞到岸边岩石的危险。我们都及时用撑杆把筏子从石崖边撑开，没有倾覆。但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河水逐渐变浅，经过一个浅滩时，卵石不断摩擦船底。又走了一段路，遇到更浅的一片河滩，几块大岩石突出水面，竹筏下的铁桶也不断剐蹭大大小小的卵石。耳边只听到卵石同汽油桶撞击时发出的一片叮叮咚咚的声音。终于，在嘎嘎声响中，捆绑汽油桶的铁丝有的脱落、有的断裂，两三只汽油桶同竹筏分了家，我们的水上运输工具搁浅在乱石滩上，一点不向前移动了。幸好竹筏还被几只汽油桶托住，河水没有完全漫过筏面。我们只好把筏上的物品一件件搬到岸上，找到一块干燥的坡地，搭起帐篷，准备宿营。因为找不到正路，第二天身负重担，兜了大半天圈子，直到黄昏，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营地。我们总算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行军演习。
休整了两天，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消息是8月15日传来的，实际上从8月上旬起，日本战败就已成定局。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号，在长崎又投下另一颗。苏联百万红军在中苏、中蒙边境9号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10日下午重庆中央电台就已经播出日本通过瑞士向盟军乞降的消息。但是直到14日，日本天皇在皇宫内召开了御前会议，才宣读《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余万，财产损失巨大，无法计量，但终于把侵略者逐出国土。举国上下，扬眉吐气，欣喜若狂。胜利消息传来没过几天，驻在开远的S.O.营地即行撤离，我参加的战斗组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结束语1944年年底，在我告别大学生生活赴四川入伍前，与我同居一室的汪积功同学送我一本日记簿。他在簿子的扉页上写了几句临别赠言，并摘录了作家萧乾的一段话：“青春原是一枚酸杏，一阵疟疾，一匹自天上飞来的瀑布。它迷茫、莽撞，谁能捉得住它？只是一瞬，而这金色的一瞬又有多少人为它闪得睁不开眼而任它飞去呢？”（此处引文与1982年重印的《梦之谷》（载《萧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中文字略有差异。）
当时我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晃得睁不开眼的年纪。我已经挣脱家庭羁绊，在外面漂泊了一段日子，其后又重进大学读书。一方面我感到生活空间如此辽阔，任我扑扇翅膀，另一方面我又苦闷、焦灼，不知奔向何方。同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心情一样，我又开始厌恨自己的平凡、无能，不是读书的材料。身体虽然坐在课室里，灵魂却不知遨游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日本人又逼近了。湘桂大撤退，学校停课，政府号召青年从军，用美国援华的新式武器训练，进行反攻，收复失地。我心旌摇摇。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接受一次洗礼，未必不是一条出路。再说，当年我逃离沦陷区的初衷，就是要参加抗战，打日本鬼子。就这样，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同两个要好的同学（他们同我一样，老家也早已沦陷）一起在参军的报名册上签了名。萧乾的比喻暗合我的心境：我正在咀嚼一枚酸杏，渴望尝味一下人生的苦涩吧。可惜事与愿违，由于当政者对青年军的规划和两颗原子弹的投掷导致战局骤变，我白白做了一场战地梦，枪林弹雨始终与我无缘。日本投降，美军在中国设置的作战机构解散，我也重返学校，再拾起扔掉的作业本和英语教材。一场折腾留下了什么？大概只留下几条小辫子，供日后政治运动中叫人抓在手里审查、批判，以之定谳吧！
倏忽间，六十余年已经过去。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年轻时的激情和冲动洗刷殆尽。如今再追写那一时期的陈年往事，我还能写些什么呢？只是这样一篇平平淡淡的记述，一些还没有从记忆的网眼中漏掉的碎片而已。是的，我写了一些人的名字，一些我到过的地方，除了生活上几次变化外，还穿插了几件趣事，那只是想给呆板的文字增加些活气而已。我本可以再写几个人，几件事，比如说，我还可以记述我在昆明郊区岗头村等待领取遣散费时认识的一个叫姜学濂的人。他比我更早参加了S.O.做译员，曾被派到敌后破坏日军一个飞机场。我非常羡慕他戴在手腕的一个铝片打制的手镯。我跟他要，他却不肯给我。原来那是他的一件战利品——用被炸毁的日军飞机上的金属废料制作而成。姜学濂是个肌肉发达、身体健壮的小伙子，同我一起住在岗头村营盘里等待复员。自从在昆明分手后，我在北京还见过他几次，后来就再没有消息了。没想到的是，三十几年以后，我客居伦敦时竟和他不期而遇。我因为给英国广播公司写广播稿，需要不断去公司总部，姜早已移居英国，也在广播公司当雇员。我们相遇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们也谈了些往事，只是我没想起问他那个当年让我羡慕的铝制手镯的去向。另外一个我可以记载的人，是与我同住一顶帐篷的王姓中央大学学生。他作战归来带回一枚没有使用过的手榴弹。美制手榴弹体积小巧，形状像一只不大的菠萝，我们在军中就叫它菠萝（pineapple）。我和王同住，他闲来无事，冒着很大危险把这只菠萝的盖子拧掉，一点点把炸药取出，再恢复原状，让它成为一只钢铁小菠萝。撤离开远时，我再三乞求，他终于割爱，把小菠萝给了我。这是我参战的唯一纪念品。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我不想再留着这些与美帝国有关的物品，找不自在。在一次派出所收缴居民手中残存武器时，虽然那枚手榴弹只是个空壳，毫无杀伤能力，我还是把它连同我在美军服役时的钢盔一并上交了。
类似这样的与我参军、当译员有关的人或事，不少我都省略未记，因为话说多了，就难免有自诩之嫌。我怕人说我“投笔从戎”多么爱国，也不想把我参加美军战略部看成多么需要胆量的冒险行动。其实这都是出于我的不守本分的性格，年轻时鲁莽无知，控制不住青春的血液在体内躁动。当然了，还得感谢那个时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日子给当年许多年轻人制造出横冲直撞的机会，让他们过一段“迷茫莽撞”的日子。如今战乱年代早已过去，我沐浴在落日余晖里写了这样一篇大事记似的回忆文章，只是希望年轻时的凌乱脚印在时间的沙碛上多留一些时日而已。
（2012年暮春完稿）
出亡记（上、下）
上篇（上篇写于2003年。）
早已立秋，晚上坐在户外感到一丝凉意。夜已深，庭院寂寂，草丛传来一只蟋蟀的孤寂鸣叫，不由平添了些许凄凉感。五十五年前逃离家园的一幕无端地又回到记忆里。
也是秋季，我同女友D徘徊在景山公园山后的树林里。荒草芜蔓，虫鸣唧唧。我同D心头沉重，两人都沉浸在凄恻悲凉的心境中。我们正在商讨一件大事：或者阔别，或者共同逃亡到异地。平稳的大学生活即将中断，前途茫茫。我们能否驾驶着生活小舟，平顺地越过波涛险恶的海洋，停泊到某个港口？两人都心中无数。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荼，我和D都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里。两年前，我从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返回故乡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D是辅仁历史系学生，比我低一年。我们同另外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研读进步书刊，讨论爱国学生运动形势，由此相识。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D的家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即迁居到我家里。8月下旬，国民党为了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成立了所谓的“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280余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声称这些人都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D的名字也列入名单中。我这时已转学到北京大学，尚未受到反动当局注意。D经常在我家，她是否已被特务追踪？我住的地方特务是否调查清楚？一时尚无法弄清。但是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便立刻采取了对策。为防万一，D必须隐蔽起来。离我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人开设的医院——鼓楼医院。我同其中一位大夫相识，就把D带去，假称她身体不适，要住院检查。这种私立医院，以赢利为目的，对就诊病人，自然来者不拒。把D暂时安顿好以后，我立即去找几个我深知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解放区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