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词的发展来看，张炎的创作时代，词体已经随着宋的灭亡而衰竭了。当时作为宋遗民的老一辈词人陈允平、周密、王沂孙等相继下世，词坛趋于荒凉冷落了。元朝的兴起，社会的审美心理发生转变，北方的杂剧和散曲发展起来，对于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体已呈现出为散曲所取代的定势。张炎这时以其创作照耀词坛犹如结束繁星灿烂的一颗明亮的晨星。当词坛衰落之时，张炎如果不用很大的力量艰苦地走艺术创新的道路，则不可能取得成就的。宋词艺术已到山穷水尽，再要创新又是极其困难的。南宋婉约词的发展，姜夔可算是第一个革新者，使词诗意化和雅化，精思苦吟，形成淡雅清冷的艺术风格，一时宗之者蔚然成风。继姜夔之后，吴文英又进行艺术革新，“返南宋之清泚”，以秾挚绵丽的艺术风格见称于宋季，讲论词法，领袖一代。张炎在艺术上正是作为吴文英的否定面而出现的。他近师白石，远绍清真，创立“清空”的艺术风格，最后又实现了艺术创新。如楼思敬所说：“宋南词人姜白石外，唯张玉田能以翻笔、侧笔取胜，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虚骚雅，可谓脱尽蹊径，自成一家。”（《词林纪事》卷十六引）
二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又号乐笑翁；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生于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其先世为西秦（陕西凤翔）人。他的家世是富贵而显赫的。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循王张俊是其六世祖。曾祖父张镃，“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齐东野语》卷二十）。他也能词，与姜夔为词友，有《南湖集》十卷传世。祖父张濡于南宋末年任浙西安抚司参议官，率宋军扼守独松关（浙江安吉至杭州之间）以拒元军。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一记述张濡于宋德祐元年即至元十二年（1275）擒斩元使之事：
乙亥春，（宋）诸郡望风降败，（元）丞相伯颜遣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闻。世皇（元世祖忽必烈）喜，谓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畏恐，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遂勅伯颜按兵，乃命礼部尚书廉希贤、侍郎严忠范、计议官宋德秀、秘书丞柴紫芝等，奉国书使宋。次建康（南京），希贤等借兵卫送。伯颜曰：“方今两军相拒，互有设险，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使拥兵前进，吾恐别生罅隙，则和议之事必难成矣。”希贤等坚请，乃简阅锐卒五百畀之。至独松关，戍关者宋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也。以为北兵叩关，率众掩击，杀忠范、执希贤，希贤亦病创死。
张濡擒斩元朝使臣，强硬地拒绝了元廷的议和。张炎的父亲张枢，字斗南，号寄闲；宋末“为宣词令阁门簿书，详知朝仪典故。其姑缙云夫人承恩穆陵（宋理宗），因得出入九禁，备见一时宫中燕幸之事，尝赋宫词七十首”（《浩然斋雅谈》卷中）。张枢“畅晓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词源》卷下）。其词集《寄闲集》和《倚声集》皆佚。从张炎的家世来看，是世受宋恩的贵胄，而且其曾祖父和父亲都善于作词，有家学渊源。
南宋灭亡之时张炎已三十二岁，在宋时他必然以恩荫而曾入仕。所以他在后来的词里常常说：“叹贞元朝士无多”（《解连环·拜陈西麓墓》），“贞元朝士已无多”（《霜叶飞·毗陵客中闻老妓歌》）。他以“朝士”自居，而且以唐代贞元时的韩愈、柳宗元等诸贤自许。他曾有题《衣带水》诗云：“犀绕鱼悬事已非，水光犹自湿云衣。”（《宋诗纪事》卷八十）这寄托了作者在宋亡之后的沧桑之感，反映了其对“犀绕鱼悬”的仕宦生活的留恋。戴表元记述在宋时最初见到张炎的印象说：“玉田张叔夏与予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时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送张叔夏西游序》，《剡源集》卷十三）可见张炎当时还是富贵幸福的风流公子。南宋灭亡，他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因为张濡擒斩元使之事，张氏家族与新的元王朝结下了很深的宿怨。元世祖于宋亡后“获张濡杀之，诏遣使护（廉）希贤丧归，后复籍濡家赀付其家”（《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张炎的家因此被抄籍，家人星散，而他开始了飘零江湖的孤苦穷愁的遗民生活。
宋亡之初，张炎到山阴（浙江绍兴）参加了与王沂孙等人的咏物酬唱活动，通过咏物寄寓了遗民的故国之思。宋遗民的咏物词集《乐府补题》五题中，张炎仅有一首《水龙吟·白莲》。他未参加完咏物酬唱，随即被迫北上燕蓟，参加书写金字《藏经》之役；自至元十七年（1280）起驿北上，至至元二十八年（1291）北归，在燕蓟留寓十一年。北归后，“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张炎往返道途，意气沮丧。他说：“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有少遇，无以宁吾居，不得已违之，吾岂乐为此哉！”（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看来，他也同姜夔、吴文英等词人一样过着江湖游士的生活；但在元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下，其处境比其前辈词人困难得多了。据袁桷《赠张玉田诗》注“玉田为循王五（六）世孙，时来鄞（浙江鄞县）设卜肆”，则他晚年竟落到卖卜为生的潦倒地步。然而当词人酒酣气张，将自己作的词噫呜宛抑地歌唱起来，便又片时忘了身外的穷达。尤其是张炎晚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处境下竟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学专著《词源》，对宋词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钱良祐于元延祐二年乙卯（1315）为《词源》题跋有云：“乙卯岁，余以公事留杭数月，而玉田张君来寓钱塘县之学舍。时主席方子仁，始与余交，道玉田来所自，而不知余与玉田交且旧也。因相从欢甚。”可见此时《词源》已成书，这年张炎六十八岁，大约不久便郁郁下世了。
张炎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元代，因此应将他算作宋词人还是元词人呢？对一位作家时代归属的处理，实际上已含有对其历史作用和在文学史地位上的基本评价。这在确定宋末元初许多文人的时代归属时尤其确定张炎等宋遗民的时代归属，须得从历史和文学发展的锁链中来考察他们与新旧两朝的关系而作出实质性的判断，单纯以时间为根据来划分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元灭宋统一中国后，文学上北曲兴起而旧的词体趋于没落，对待宋金元之际的作家的时代归属，应该重视这个文学史事实。周密在宋末曾西湖结社主盟词坛，宋亡时年四十八，入元后不仕，以纂辑故国野史为己任，尚生活了二十年。张炎于宋亡时三十二岁，宋亡前已有词作，其词学之师承与渊源都与宋词密不可分。这些宋遗民虽然有的在元代生活半生或大半生，他们的作品一半或一大半写作于元代，但很明显他们在艺术渊源和艺术风格上都紧密地与宋代相连接，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是宋词发展过程中的延续部分。所以文学史上历来将他们列为宋代词人，这是合理的。与此相反，一些由金入元的作家，即《录鬼簿》所谓“前辈名公才人”者如关汉卿，却将他算作元曲四大家之一。这也是从北曲发展情况来确定的，不将他归入金代作家也是合理的。作家的政治倾向在改朝换代之时明显地表现为对新旧两朝的态度，这应是处理他们时代归属的重要根据。元王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实行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统一中国后对江南汉族人民施行了民族压迫政策。宋遗民坚持民族气节，入元不仕，他们的行为和作品表现了对元王朝统治的消极抵制和反抗。他们不屈志于新朝，自称“宋遗民”。遗民郑思肖嘱咐后人在他死后写上“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的牌位。若将这些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列为元人，他们的亡灵有知也会发出抗议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命运和实际活动都与旧朝连接不可分，所以历来文学史上都将周密、王沂孙、张炎、刘辰翁、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遗民看作宋人，而将那些奴颜婢膝投靠并出仕新朝的文人列为元代作家。詹正和赵孟都是宋元间人，他们都入元仕为翰林学士。他们的作品“绝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止以游乐为言”，其题材、内容、风格都与前朝迥异，将他们列入元代作家是最恰当的。当然，如果这位作家在前朝仅是一位少年，文学上和事业上与前朝无多大关系，理应归入新朝。但是如果这位作家在前朝已是青年或中年了，情况就较为复杂，在考虑划分其时代归属时，就应既考虑其文学史上的关系，也考虑其政治态度。张炎在宋亡时已进入中年，其父祖世受宋恩，他也因恩荫仕于宋，宋亡后一直过着遗民生活，因此无论从其与文学史的关系或从其政治态度来看，我们都应将他算作宋代词人。
三
张炎的词集名《山中白云词》，存词三百首。宋遗民邓牧为其词集作序云：“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中间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见颜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身外穷达，诚不足动其心，馁其气；庚子岁相遇东吴，示予词若干首，使为序云。”（《张叔夏词集序》·《伯牙琴》）据此可知元大德四年庚子（1300），张炎五十三岁时已将词作初步结集并请邓牧为序。此后十余年间的新作又陆续补入，其最迟而有纪年的词为延祐元年（1314）甲寅秋寓吴作的《临江仙》。《山中白云词》在元代以抄本流传，现在所知的祖本是元末学者陶宗仪的手抄本。这个抄本于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由井某偶然所得。井某《玉田词题识》云：“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见是帙鹤城东门药肆，即购得之，南村先生手抄者。盖百余年矣。凡三百首，惜无目录，五月初九日辑录，以便检阅。”（龚翔麟刊本《山中白云词》附）陶抄本在清初为钱中谐所藏，词家朱彝尊从钱氏转抄，分为八卷，由李符与龚翔麟取别本校对，并由龚翔麟镂板刊行。清代乾隆间学者江昱有《山中白云词疏证》八卷，征引宏富，考证精详，为迄今唯一的最好注本。但江昱以龚本为底本作疏证时将龚本所附别本异文全部删去，在校勘方面作了几处非常重大的改动。张炎在一些词序里有纪年说明其北游的时间，但龚本与江本在传抄与校改时都出现了错讹，以致造成研究这位词人生平事迹的一个重大疑案。根据龚本，张炎自元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北游，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北归，留寓燕蓟十年；根据江本，张炎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北游，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北归，留寓燕蓟仅一年。这两本各有正误。张炎词集除陶氏元抄本外，目前所存的明抄本尚有三种，即明人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中有《玉田词》二卷（《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天津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有传抄本；又有林大椿校，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0年。）；明水竹居抄本《玉田词》二卷（见吴刚虞《玉田词版本述略》，《山中白云词》第213页，中华书局，1983年。）；明抄本《玉田词》一百五十首，清宋荦藏，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一据以收入三十九首。兹据三种明抄本比勘龚本与江本如下：
（一）《台城路》词序：
庚辰会汪菊坡于蓟北，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百家词》本）
庚辰会汪兰坡于蓟北，想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水竹居抄本）
庚辰会江兰坡于蓟北，恍然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词综》卷二十一）
庚辰秋九月之北，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龚翔麟本）
庚寅秋九月北上，遇汪菊坡，一见若惊，相对如梦，回忆旧游，已十八年矣。因赋此词。（江昱本）
以上五本文字大同小异，最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种明抄本的纪年与龚本相同都作“庚辰”，可见龚本此处是正确的，而且说明张炎实为至元十七年庚辰九月自江南北上燕蓟的。江昱改“辰”为“寅”，其依据是：“曾心传题日观葡萄自序，以至元庚寅入京，玉田固同行之侣，此题‘辰’字，当是‘寅’之讹。”这里暂且不论江昱所据的史事是否正确与充分，他这样的校改是违反校勘通例的。
（二）《甘州》词序：
辛卯岁，沈秋江同余北归，秋江处杭，余处越。越岁，秋江来访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词饯行，并寄曾心传。（《百家词》本）
辛卯岁，沈秋江同余北归，秋江处杭，余处越。越岁，秋江来访寂寞，晤语数日，又复别去。赋此饯行，并寄曾心传。（水竹居抄本）
饯沈秋江。（《词综》卷二十一）
庚寅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龚翔麟本）
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江昱本）
此序四本文字亦大同小异，《词综》所据之明抄本乃是词序的简化。沈尧道号秋江，与张炎为北游友人。江昱将龚本“庚寅”改作“辛卯”，他说：“按《大观录》曾心传自序谓庚寅入京……《三姝媚》词观海云杏花则系春日尚留燕京，而北归之非本年冬日，明矣。此‘庚寅’自当从别本作‘辛卯’为是。”两种明抄本纪年均是“辛卯”，龚本显然有误，不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