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之“宏壮”即“壮丽”，“绮艳”即“轻靡”之意，皆表现气之刚柔，而弘法的解释则更为具体。他说：“体其淑姿，因其壮观，文章交映，光采傍发，绮艳之则也；魁张奇纬，阐耀威灵，纵气凌人，扬声骇物，宏壮之道也”。看来“宏壮”（壮丽）与“绮艳”（轻靡）是六目或八体中最基本的，因为其所含的“刚”与“柔”的意义已是美感形式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或称雄伟与秀婉、崇高与优美、壮美与秀美，其实一也。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传统风格形式的繁化。它们是：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宛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严格说来，其中许多品是不能称为风格的，只是某种修辞手段和表现技巧而已。可称为风格的只有十二品。这十二品完全可以按照美感的基本形式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壮美的，包括雄浑、劲健、豪放、疏野、冲淡、旷达；另一类为秀美的，包括纤秾、绮丽、缜密、清奇、宛曲、飘逸。可以说，宋词豪放与婉约之分即基于两大类型风格的。从两大类型风格出发，可以把握和分析某位作家或某些风格类似的作家们的主要艺术倾向。当然这决不能因此而无视或否定作家个人的风格。对一位作家基本风格类型的判断与对其独创风格的评价，这之间是不会有矛盾的。因此自宋以来关于东坡词是豪放还是旷达、是正宗还是别调、苏轼与辛弃疾是否同派等问题之争在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仅是属于概念的纠缠，表现一种艺术趣味的偏好。如果我们认为宋词的发展表现为美感基本形式的两大艺术倾向，并演为多种风格，出现百花竞艳的繁盛景象，则有关某一词人的个人风格及其与时代风格的关系也就较易认识了。苏轼在词史上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改变了宋词发展的单一的艺术倾向，而为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五
苏轼开始作词之时，词坛有着晏殊和欧阳修所形成的典雅婉约的传统，而柳永俚俗纤艳的词在社会下层广泛流行。欧阳修后期以诗为词、对词体改革的尝试又为词坛带来了新的活力。从苏轼初期的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以下几种影响的。如：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词以自我抒情的方式宛曲含蓄地表达了思念家乡的苦涩情感。这有晏欧典雅的词风。
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欹枕听鸣橹。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回首望孤城何处？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祝英台近》）
此词写离情别绪，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在结构、语气、内容等方面都有柳永羁旅行役之词的影响。余如“纤纤细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泛金船》），“裙带石榴红，却水殷勤解赠侬”（《南乡子》），“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阮郎归》）等都属纤艳的句子，有柳七郎的风味。但是初期词中以诗为词的倾向也是较为明显的，如：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临江仙·风水洞作》）
苏轼咏风水洞之作另有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七言。诗与词在句法、意象方面颇为相似，如：“此间不可无我吟”与“故应为我发新诗”；“风转鸣空穴，泉幽泻石门”与“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风岩水穴旧闻名”与“此间风水何疑”。词的“四大”系用佛家语，指地、水、火、风，以之入词都属于怪僻而失之谐婉的。这首《临江仙》全以作诗的方法构思的，是以诗入词的典型例子。其余如：“坐中安得弄琴牙”（《南歌子》），“玉童西迓浮丘伯”（《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菩萨蛮》）等，都全似诗句。苏轼开始作词之前，早已熟练地掌握了作诗的技巧，写了大量的诗作，而且在诗坛已有较高的声誉。他开始作词必然带着自己所熟悉的作诗技巧入词，易于接受欧阳修以诗为词的倾向，而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异于传统风格的作品。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有一个艺术成熟的过程。苏轼离杭州赴密州途中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怀子由》预示了他有意于词体改革，试用新的文学样式以表现严肃的社会性的内容，而在艺术上有了自己某些独创的特点，标志着其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词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健在，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王安石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出现了许多弊病的，使人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空前地尖锐了，而且新法派内部也互相倾轧，意见分歧。王安石在困难的处境下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此词约作于这年的十月，正是吕惠卿执政期间，政治的灾害与自然的灾害同时给社会带来苦难。苏轼是在消极苦闷的政治情绪下写作此词的。词人追忆当年与弟苏辙进京应试之时，两兄弟青云直上，自负有出众的才华，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准备建功立业。然而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因而对于当前的社会政治形势采取观望以等待变化的态度。“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这对某些庸人来说应是满意的，而对于有所作为的人却是极其痛苦：无可奈何地让时光逝去。这首词在艺术结构上较为完满，气势奔放，体现出长调词宏伟的特点，在此以前尚无人用词这种文学样式表达过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它是东坡词发展的里程碑。但是，它显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尚未高度融合，有过多的缺乏形象的议论，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山东诸城）作了一首豪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祭常山回与同僚打猎练兵而作的。词人借此壮观的场面抒发爱国主义的豪情，以汉代击败匈奴的云中太守魏尚自许，期望保卫边疆，打击北方侵略者，为国立功。他的《与鲜于子骏书》云：
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东坡续集》卷五）
因为此词使用了一系列雄壮宏伟的意象，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表现出粗犷悍鸷的艺术作风，所以用山东壮士配合打击乐器以歌是最恰当的。范仲淹“穷塞主之词”的衰飒苍凉的情调是不能与此词的豪迈气概相比的。作者认为“亦自是一家”，表明他已脱离传统词的羁绊，走上了自觉的改革词体的道路。这首壮词是苏轼为豪放词所竖起的一面旗帜。但是，其思想的表现过于简单与率露，缺乏艺术应有的含蓄，没有为人们留下想象与回味的余地，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因而，这方面它就不如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那样深沉感人。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在密州作的《水调歌头》是其豪放风格成熟的杰作。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人是在中秋良宵，夜饮达旦，大醉后兴致淋漓之际而作的。全词以富于奇妙的想象和具有哲理趣味见称。作者立足于整个人生与自然的宏观把握，含蓄地表达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并对人世寄予无限的希望。词的上阕以把酒问月着笔，将词意引入神秘的天宇，极形象地表现内心的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间接地反映了北宋党争所引起作者政治上的苦闷情绪，并妙于自我解脱，归结到对人间温暖的眷恋，充满对于现实人生的热爱。词的下阕，围绕月亮而展开哲理的思考，企图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而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奥秘。词人冷静的理性发觉，社会与自然都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自来如此，也将永远如此。但是，人们由此可能走向对人生的消极和憎恶，也可能由此而产生广阔的人道主义胸怀而对人间美好事物祝愿。词人正确选择了后者，因此其思想赢得了古往今来善良人们的赞赏。苏轼浪漫的艺术气质、旷达的襟怀在词里充分表现出来。作者的思想是从奇妙的感受而来，它具有神话的色彩，它与语言、意象、结构交融一体，十分完美。因此前人认为这是“天仙化人之笔”，成为词中难以企及的典范之作。
元丰五年（1082），苏轼四十七岁在贬所黄州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豪放词的艺术高峰。词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作者曾经“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而作了大量的政治诗，因此入狱而罪谪黄州。黄州赤壁不是古代三国赤壁之战的主要战场，这点苏轼是知道的。他曾记此事云：“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东坡志林》卷四）此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形势的确十分险要，而面临浩渺的长江，词人因传说的古战场遂引起无限的遐思，触动怀古的豪情。当年赤壁之战惊心动魄的伟大场面似乎再现，周瑜等英雄人物的事业尤其令人钦羡与神往。词人异常激动，因为他曾是“奋厉有当世志”的，准备作一番英雄的事业，遂联想到历史长河中曾有无数的豪杰为祖国如画的江山谱写了豪壮的诗篇。然而，这一切与作者现实罪谪的环境相距太遥远了：英雄事业的向往与罪谪的身份构成了对自我的嘲笑。事与愿违，岁月蹉跎，怎能不令词人感慨：将酒酹地以悼念历史上的英雄们。作者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消极的慨叹，而是被压抑的建功立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这首词远远超越了一般兴亡浩叹的怀古之作，发掘了题材的深层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从作者内心真实感受而来的。人们读了这首词总是引起对历史的思考和产生历史爱国主义的自豪。全词不仅和谐完满，而且达到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宋人早就认为它“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
此后，苏轼继续写作了许多豪放词，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念奴娇·中秋》表现超旷的胸怀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描写雄伟奇幻的江上景象：“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龙吟·记子微太白之事》充满浪漫的奇想：“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以东晋贤相谢安为国忧劳自许：“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作者在一些小词里也表现了其人道主义思想，勇往无畏的态度和旷达的胸怀，如：“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竹杖芒鞋胜轻马，谁怕，一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苏轼晚年贬谪在边远荒僻的海南岛，还作了《千秋岁》抒写政治情怀：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